時過境遷，衡小珍和苗阜的那次微博論戰，最終以雙方握手言和而告終，如今的衡小珍也不願多提這件事。
但2011年，珍友社的問題依然嚴峻。從2007年成立到2011年，珍友社4年6次搬家，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根據地——演出場所頻繁更換造成觀眾流失——觀眾少了票房上不去，演員待遇無法跟上市場——遭遇同行高薪挖角，中堅力量流失——沒有好演員，觀眾更不來了。
種種問題，就像一道環環相扣的枷鎖，纏在珍友社班主衡小珍的脖子上，壓的他喘不過氣來。
轉機出現在2012年初，珍友社搬到了位於西安西北二環的土門文化宮，並一呆就是5年，他們終於有了個固定的“家”了。
為了尊嚴活著
“12年搬到現在的土門工人文化宮，文化宮主任也挺支持咱們的，就說來我們這兒吧，當時租金也挺合適，能承受，加上房租水電什麼的一年也就十七八萬吧，這樣成本就降低了。”
“當時一共投資了五十萬，把這個破舊的小劇場弄起來，一直到今天。”衡小珍說。
演員的流失也很嚴重，但好在相聲不比京劇，一場演出10個人就足夠盯下來，“是流失了挺多人，但始終能正常運轉，走了幾個，又找了幾個來，有的人嫌工資低走了，咱也不能去強留人家，想辦法嘛，始終有人員補充。就這樣一直挺到現在。”
然而由於土門工人文化宮的地理位置並不佔優，加上年輕演員水平一般、市場號召力有限，且此時的西安相聲市場已經群雄並起，即使場地終於固定了下來，珍友社的日子依然不好過。
“現在我們每天都有演出，一天一場，上座率不是很高，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少，一般週末會有上百人，周內是十幾個人二十個人。”衡小珍說。
而且相比起西安的其他社團，珍友社的票價不高，這也導致了他們票房收入一直上不去。“我們票價一般60、40，團購的話30，賣高了沒人來，低了太賤。我們也會給單位發一些贈票，這樣來宣傳自己。”
包括德雲社在內的國內很多相聲社團，小劇場只是他們紮根的一種形式，而要養活這個團隊，商演是必不可少的。衡小珍也承認，他們會靠商演來彌補虧空，但這種機會並不多。“14年15年還行，16年17年就沒那麼多了”。
衡小珍也想過找一些經紀人幫忙接商演，“之前也找過，今年不景氣，一些經紀人對相聲商演也不看好。”
因為主要靠小劇場生存，珍友社基本每個月都在虧損，“每個月都要虧個萬把塊錢，七八千塊錢，”而虧損的部分，就要衡小珍自己想辦法。“肯定得自己墊，我自己有商演，掙個三千五千每月發工資，或者每月交水電房租交不起借錢。”
“我們現在就是為尊嚴活著，西北第一家相聲社團不能在我手裡垮掉，只要能堅持還有一口氣就往下走。”
“很多人從骨子裡就想讓珍友社早點倒閉，早點消失。就是堅持，為了尊嚴活著，只要想幹，我就能幹下去，誰想壓垮都是不可能的，我就不想放棄，就是讓他們看看。”衡小珍堅定的表示。
衡小珍還特意表示，一定要感謝下陝西省曲協、西安市曲協，以及西安蓮湖區文化體育局對珍友社的支持和照顧，要沒有他們，珍友社也不可能堅持到今天。
著眼下一代
2017年，珍友社迎來了自己創辦的10週年，在珍友社10週年慶典開幕式晚會上，衡小珍邀請了楊少華楊議父子、陳寒柏、劉際等名家到場助陣，這場演出座無虛席，而更讓衡小珍高興的是，他的愛子衡治也在這場晚會上拜師楊議，正式進入了相聲門。
自己的相聲事業如此坎坷，為什麼還讓愛子進入相聲門？衡小珍說：“他學的就是這個，你說他幹什麼，他又不會做生意，我也沒給他打下殷實的基礎，他不幹這個幹什麼呢？讓他去磨練去鍛鍊吧。”
衡治的表現也確實讓衡小珍欣慰。2015年，衡治和衡小珍原創的作品《比一比》就在“南開杯”第三屆全國（天津）相聲新作品大賽上獲得了優秀作品獎（二等獎）。
對於即將進入的2018年，衡小珍也有了更多的期許，“我們準備多弄點活兒，把包括衡治在內的珍友社一些有發展的演員，多參加點電視臺辦的比賽，打造一個小小的造星運動。”
“很多看好我兒子的，覺得這小傢伙不錯，也想帶著我兒子做宣傳演出，隨著民族藝術的回暖，相聲藝術的迴歸，我相信人們會關注，只要堅持就能走下去，我們的信心在這兒，至於相聲圈的爛事，我是不願意摻和了。”
（全文完）
在採訪的最後，衡小珍特意為相聲秘聞作詩一首，現將此詩附在最後，權當做《珍友社10年》專題的篇尾吧。
從藝幾十年，深知路途險。
內心酸與楚，又誰知幾言。
無風起微浪，往事入眼簾。
相聲這玩意，如何留人間。
一切都浮雲，無意將誰絆。
只願同類人，初心永不變。
吾爾多努力，心態隨自然。
相聲本一家，無需自相殘。
——————衡小珍
閱讀更多 相聲祕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