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哥说：“三江源位于我国西部，平均海拔3500--4800米，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被誉为‘中华水塔’，对中国的生态状况及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保护好分布在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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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赵钢
吸纳了冰川融水的通天河静静地流淌在尕多觉悟神山前。这里就是三江源——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发源的地方。
“大家说水重要，可我只看到草原”
青藏高原的水，都来自于天空：循环到青藏高原上空的水汽，大体以两种方式降落到地面，一是以雨雪雹霰这些有形的方式直接降落；二是空气中的水汽，与草接触后，在草尖上凝结，从草尖流到草根或直接落到草地，一小滴一小滴，慢慢地汇聚。相对来说，“草尖聚水”比起直接降水，更加普及，更加恒久、耐心，是青藏高原的水源很重要的来源。
如果草原被破坏了，空气中的水只能以降水的方式回落到地面，大家可以想像，这样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青藏高原非常脆弱，草原一经破坏，草下薄薄的土壤就被破坏，里面的砾石就裸露到地面，雨水一冲刷，就形成草原泥石流，把更多的土壤带走。
走遍中国，大概你看不到比青藏高原更稀薄也更脆弱的土壤了。几千万年的“进化”，青藏高原只形成不到20厘米厚的地表土。因为有了这些土壤，才有了高原草原；因为有了这些土壤，才有了水；反过来说，因为有了水，土壤才变得富有生机。它们互为因果，互相支撑，任何一方的紊乱，都会造成另外几方的失衡。
青藏高原的草对其下的土壤是非常珍惜和依恋的，它们把绝大部分的身体都紧紧地扎在土壤里，只留出一小部分的头颅。无形之中，草就成了土壤的保护网，它们的身体在土壤里面互相纠缠、盘结，把土壤紧紧地置身于“草皮”的保护之下。所有的草都知道，一旦身下的土壤流失了，掏空了，它们的气数也就尽了。
因此，最让人担心的并不是“全球气候变暖”让冰川融化导致草原干旱最后让河源干涸，而是当地的草原正在各种“人类应力”的冲击下，越来越稀薄、越来越破碎，水土保持能力越来越弱。草原坏了，一切就全都坏了。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淘金、盗猎等外来因素对草原生态的冲击更大。三年前，玉树州的牧民们开始拿起手中的望远镜、摄像机等设备，巡护草原，守望家乡的神山圣水。
“如果人坏了，草原变坏也就是几天内的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现金矿的消息在一夜之间辐射到全国，于是掀起一股淘金热潮，来自青海东部的“金农”以及全国各地的淘金者，涌入各金矿发现点采掘，仅治多县索加乡所管辖的一带，就有上万人在淘金。淘金所过之处，地表上的所有草和土全被毁弃，底下的砾石被翻出、洗选；从秦皇岛等地买来的淘金船沿着各条河流“耕耘”，河道原有的水系被全部打乱。
采金之后的土地，按照规定，需要“复坑”，也就是把挖得千疮百孔的大地推平，把挖出的深坑填上，最后争取在上面重新植上草，恢复其植被。
可是人们却利用“复坑”的机会，把原来没有开采过的地方进行“深度挖掘”，他们认为这是更“聪明”的做法。当地人很生气，2007年，他们曾经组织起来，反抗复坑者的这种行为，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复坑”的人，不仅会采金，他们还会偷猎。 以前，野生动物漫滩遍野，你把车开到它们里面，它们根本不会抬头来看你，而现在，你离它们还有几百米，它们就慌里慌张地跑了。它们为什么变得如此怕人？
看得最多的是鼠兔和旱獭，是草原围栏，是招鹰架。鼠兔被人们认为是草原沙化的罪魁祸首，人们喊着“拯救草原，保住牛羊”的口号，纷纷对鼠兔进行“地毯式毒杀”。人们还在草原上搭建招鹰架，利用大型猛禽对鼠兔进行“生物防治”。
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地区人口的较大幅度上升，草原牧压加大，增大了牧民居住点附近生态环境的人为影响。
旱獭也一样因为被误认为破坏草原而遭当地人灭杀。其实并非如此，草原学家发现它们洞打得很深，能把草甸下的石块都给翻出来，对草原土壤发育有特殊作用，因此一定数量的旱獭不仅不破坏草原，而且对草原生态系统极为有益。
另一个对三江源草原破坏严重的举措是架设网围栏。调研表明，在青海三江源，不管是为了牧民增收还是为了生态保护，围栏建设似乎都有些操之过急，行动太迅速。草原有草原的特点，怎么能以农业私有化的思维来对待草原呢？自然保护本来就是给野生动物一个自由来往的空间，怎么能用围栏来对其进行限定和伤害呢？
网围栏从某种角度上反应了人与自然资源的争夺，如果草原上没有人会怎样？
信仰在藏区牧民如何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寺庙、经幡、河流、土地，甚至石头、沙子、大风等都是与他们一起生活的生命，不能伤害。
2003年，因为三江源地区的重要性及生态环境的日益脆弱，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从2004年开始，与三江源有关的治多县、曲麻莱县、杂多县、格尔木市唐古拉镇等都开始了行动，即把牧民从草原上、从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迁出，移到城镇的边缘，这种“生态移民”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和退牧还草项目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子女的教育比以前便利了，二是看病就医也方便了许多，城市生活的好处，是许多人愿意移民的重要原因，但是把人移出去真的是最好的办法吗？如果村民在当地能生活的很好，不仅不会破坏环境，还会成为当地的守望者？那么是不是有必要对这样的人进行生态移民呢？
移民潮中，生活在三江源核心区的措池村的牧民们不仅留在了草原，还以“协议保护”的方式给自己的家乡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措池的答案
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里，有一个村子，名叫措池，这个不到200户的村子，正在给出他们的独特答案，这个答案可以叫“协议保护”，也可以叫“本地人有能力保护本地的自然环境”。
措池就像一棵草，悬挂在三江源的核心区，通天河边上，治多县与曲麻莱县的交界处。2005年，这个村子有40户随着曲麻莱县的移民一起搬到格尔木市的“昆仑民族文化村”，更多人则留了下来。这些留下的牧民，分散居住在各自的牧场中，冬天住在定居房里，夏天住在帐篷中，他们大概是全中国唯一有权保护自己家乡环境的“村民”。
为了缓解人为因素对自然资源的干扰，三江源地区从2004年开始推行生态移民。搬到移民村的牧民有补贴，教育和医疗条件都有所改善，但他们因为远离草原而感到空虚，对未来充满迷茫。
所有人都在谈气候变化，都在谈三江源保护，都在谈过度放牧，可是，有谁真正关心草原保护？有谁真正关注草原上的牧民？也许将来我们会明白，其实我们还远远没有了解自然，所以我们的“保护措施”才总是与自然界的需求格格不入。要保护自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向大自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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