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長沙城由馬楚國的都城降為地方行政治所，其規模與格局也因軍事、政治與經濟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長沙城到宋以後，在建制上出現了一種特殊現象，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將長沙縣劃出5個鄉，湘潭劃出兩個鄉置善化縣。兩縣之界線，據黃樸華先生考證，系由大西門往東經石樂私巷出東長街（今蔡鍔路）過大官園，至落星田，至瀏陽門以北，小吳門以南。此線之南屬善化，北屬長沙。一城內兩縣分治，古城建制中較為少見，而長沙此種情況竟延續了800餘年，直到民國建立後的公元1912年才合二為一。
北宋時期的長沙城，文獻缺乏直接的記載，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雲：“癸丑（按：即1133年），賜潭州度僧牒二百，為修城之用。潭州自為敵所破，城壁皆壞。李綱以為汗漫難守，請截三分之一，未及成而綱去。至是，安撫史折彥質言於朝。詔監司相度。其後諸司言：潭州城圍二十二里九步，西臨大江，東、南兩壁並依山勢，不可裁損，惟北壁地皆荒閒，欲截去城池七里半。新城圍計十四里半有奇。奏可。後亦不克成。”這段文字雖重點是講南宋的情況，但其中提到的長沙城圍“汗漫”，“潭州城圍二十二里九步，西臨大江，東、南兩壁並依山勢”，當是指北宋時長沙城的情況。“汗漫”即廣大之意，“二十二里九步”約為12560米，說明長沙城的規模較大。但從考古發掘情況來看，萬達廣場、華遠華中心工地上明清、南宋、五代三個時期的城牆是疊壓關係，未發現北宋時期修造城牆的痕跡。長沙市文物考古所的黃樸華先生據此認為，北宋時期並未新建或大規模改造城牆，只是沿襲了五代時期長沙城的格局，但可能對城牆進行過一定程度的修繕。其四至範圍，東在今芙蓉中路西側一線，南在今城南路一線，西在今湘江中路一線，北線在今開福寺路北側。宋代曾在城東定王臺建長沙縣學宮，並將長沙縣治遷到此處。《湖廣通志》引宋本《太平寰宇記》雲：“定王廟在長沙縣東北一里。”清代所編的《湖南通志》說，宋代在瀏陽門內的長沙縣學宮，至元代移至府學右側。
南宋初年，因金兵破城以及劉忠、杜彥、孔彥舟、馬友等幾股潰兵、土匪武裝攻打長沙，出現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所說的“潭州自為敵所破，城壁皆壞”的局面。這樣，加強城池的防禦能力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時力主抗金的李綱上奏“請截三分之一”，以縮小防線，加強集中防禦。李綱不久又被罷官，改造長沙城的事便被擱置起來。安撫史折彥質也有“截去城池七里半”的打算，“後亦不克成”。
至南宋末年，向士璧來鎮守長沙，面對蒙古大軍的強大軍事壓力，開始著手構築城防，整修長沙城池，並最終完成了截城三分之一的工程，長沙城圍定型為“十四里半有奇”的格局。
據上引《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南宋對城牆的改造，主要是重新規劃建造北城牆。因為，當時的長沙城“西臨大江，東、南兩壁並依山勢，不可裁損，惟北壁地皆荒閒”，城圍過大過長，不利於防守。因此截去北面“七里半”的城圍，長沙城周長從“二十二里九步”縮小為“十四里有奇”。黃樸華研究後認為，將原長沙城北線（開福寺路）、西線（湘江中路）、東線（芙蓉路）三面城圍的合計長度截去“七里半”（4200餘米），則南移位置正好到達今湘春路一線。這一判斷也得到了考古發現的證據支持。湘春路一線的北側保存有宋代護城河。民國初拆除長沙古城牆時，在湘春路發現古城門遺蹟，並出土宋代石刻“雲陽門”匾額，上面題款“景定庚申向士璧書並立”。景定庚申即1260年。證明北城牆及城門系南宋末年由湖南安撫使兼潭州知州向士璧組織修建的，而長沙城池的全面改造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自此，長沙城的格局基本定型。
據考古發掘，宋代城牆的西線與五代城牆西線的位置基本沒有變化，只是稍有錯位的現象，萬達廣場工地的宋代牆體與五代城牆西側相鄰，華遠華中心工地的宋代牆體直接疊壓在五代牆體的東側之上，即是證明。根據芙蓉綠化廣場工地發掘，宋元時期與唐代在同時使用東護城河，城南格局也未發現有變化的跡象，說明這一時期長沙東線和南線的城牆五代以來的沿襲。
至於城牆改造的方法，除局部利用了五代時期的牆體基礎外，大部分系重新夯築。這在潮宗街、坡子街等工地上可以看到，宋代夯土牆體內夾雜較多南宋時期的青瓷片和醬釉瓷片，牆體系新築，且與五代時期的牆體略有錯位。，因此，並非只是對原有城牆的修繕，更多的是重新築造。而且，城牆兩側砌有多層青磚，加固城牆，加強防禦。
黃樸華先生最後給出的結論是，南宋晚期至元朝時期，長沙城市的規模比唐五代更為擴大，其城垣四至範圍基本為：東線自湘春路起，沿芙蓉路西側→建湘路→落星田街→東慶街→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線，南到城南路一線，西到江濱（今湘江中路東側），北到湘春路一線。平面呈南北長2900米，東西寬1400米的長方形格局。1該範圍也與迄今考古發掘的同時期水井分佈範圍大體吻合。
這一時期主要的街市仍集中在西半城，特別是集中在德潤門、驛步門、永豐街、萬壽街、萬福街、西長街、太平街、三泰街、坡子街一帶老商貿區。這一區域之所以街市縱橫，商貿活躍，人口集中，與靠近德潤門、驛步門、潮宗門、通貨門等水運碼頭不無關係，由於碼頭近，起運卸貨方便，有利於商品貨物的聚散。
漢唐以來，城市大都實行裡坊制度，因其越來越不適應日益發展的城市手工業和商業貿易，自宋代開始，形成了按行業成街的開放式街巷制度，導致邸店、酒樓和娛樂性建築大量沿街興建，在苟安享樂的生活方式影響下，城市生活呈現多樣化的景象。
宋、元長沙街市中的市坊，其繁盛的景象見諸歷史資料的不多，僅有制墨業和刻板印刷業所形成的坊市因其在全國頗負盛名而略有記述。元代陸友《墨史》雲：“長沙多墨工，惟胡氏景純墨千金獺髓者最著。”“千金獺髓”是墨的品牌名，大抵為墨中精品。“州城大街之西，安業坊有煙墨上下巷，永豐坊有煙墨上巷。”這些街巷的制墨業作坊，規模當不小，產品也極有名。長沙制墨業的興盛與宋時刻板印刷業的繁榮是分不開的。北宋慶曆年間，劉沆帥潭州時，以淳化官帖為底本，命僧希白摹刻於石，又增入傷寒十七日及王羲之、王蒙、顏真卿諸帖，置之郡齋。因內容豐富，摹刻精細，它們在社會各界影響廣泛，因此摹本甚多，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多種版本。因長沙在北宋時稱潭州，故以長沙劉沆郡齋本印製的帖稱為“潭帖”（又名“長沙帖”，以“潭帖”為祖本而支生的其他四家稱“潭派法帖”）。潭帖在社會上能產生較深遠的影響，因此長沙的刻板印刷工藝應和制墨業同樣的發達，亦應有不少的作坊。
元代長沙城內還有一個昇平坊，坊內有著名的顏料生產工場。1985年，在我省沅陵縣一座元代墓中出土了一張包顏料的包裝紙，上有業主廣告，說顏料為“潭州平坊內白塔街大尼寺相對住危家自燒洗”，“顏色與眾不同，四遠主顧請認門首紅字高牌為記”。據此我們可以想象，當時長沙城街坊之內店鋪鱗比，招牌臨街高掛，其景象應是十分可觀。
宋德祐元年（1275），元將阿里海牙圍攻長沙，湖南安撫使李芾率軍民固守三月後城破，當時元軍已破湘潭並屠殺全城軍民，由於阿里海牙的制止，長沙雖沒有屠城，但守城將士及居民舉家殉宋者不少，幾乎十室九空，建築亦破壞殆盡。元至和十四年（1277）復以土甓（磚）作城，並於他縣徙民入城，城市才逐漸復甦。
1 黃樸華﹒長沙古城址考古發現與研究[M]﹒長沙：嶽麓書社，201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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