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秋蓉丨帝國：全球化的載體和動力

圖為尼爾·弗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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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大英帝國主導的全球化時代已然過去，然而其留下的遺產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厚的一筆，帝國作為一種全球化的載體和動力也並未謝幕。21世紀，全球化進程加速，世界日益成為一個休慼與共的整體，在這個背景下，帝國的話語體系再次復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撰寫了《帝國：英國如何塑造現代世界》（Empire :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在本書中它力圖描繪大英帝國所推動的全球化發展，以及這一進程為人類帶來的福祉；其中充滿了現實的關懷，即美國應當承擔起世界帝國的責任，創造現代的世界秩序。

帝國：全球化的載體和動力

一、“帝國”話語的復興

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帝國”是一代代英國人歌頌的美德與不懈追求的價值；甚至在20世紀前半期，大多數學者筆下的大英帝國仍然是自由與正義的化身，但是隨著大英帝國的分崩瓦解，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自由主義學界出現了一種廣泛的共識，即所有的帝國都意味著一種民族剝奪了其他民族的權利，首先是民族自決權；而帝國主義也成為了骯髒的字眼，在當代，其從傳統的殖民形式的控制一國主權轉化為自由的形式，即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形成的帝國主義，二戰以後的美國是其典型代表。

21世紀，隨著全球化的加速，民族國家、區域之間的聯繫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密切，沒有一個地區是孤島，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擺脫全球化的浪潮孤立地發展，而世界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平等、社會分裂、局部衝突。因此，“帝國”話語體系重新復興，自從9·11事件和阿富汗戰爭以來，甚至出現了一些聲音，宣稱某種“帝國”實際上才是最重要的治理模式、現代的秩序，具有永恆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而曾經的大英帝國史為書寫現代全球“新帝國”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鑑的框架，在這個背景下，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帝國：英國如何塑造現代世界》

早在1998年，弗格森冗長的著作《戰爭的悲憫》指責英國對普魯士的誤判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且到20世紀末還悲劇性地削弱了英國對海外殖民地的控制，這其中充滿了對盎格魯-撒克遜勢力衰退的惋惜以及對日不落帝國的憧憬。這部著作使得弗格森聲名鵲起，也正是這一著作使弗格森超越原有的金融學研究，轉變成帝國的傳道者和歷史學家。2001年，弗格森在著作《金錢關係》中明確表示：美國應該把更大比例鉅額資源投入到為資本主義和民主建設一個安全的世界中去，如果必要的話可以動用軍事力量。2003年伊拉克行動後，弗格森在《紐約時報》上公然宣稱：“我是新帝國主義團體的忠實成員”。弗格森並不以其學術貢獻而聞名，他對“白人責任”的鼓吹被學術的歷史學家忽視；反而是其固執己見、具有煽動性的反事實言論在政治和文化話語中的普遍右傾轉變中得到了關注，並且在大眾傳媒中也備受歡迎，其參與制作了多部紀錄片，成為英美兩國著名電視臺的專家學者。在美國，弗格森聲望更盛，他成了“羅馬人”智慧的“希臘顧問”[1]，《帝國》一書在美國出版的標題為《帝國：英國世界秩序的崛起和消亡以及全球力量的教訓》（

尼爾·弗格森無意深化對英帝國的歷史研究，那麼在本書中，他是如何從歷史的發展中挑揀出大英帝國及其殖民地推動的全球化發展呢？又是如何將大英帝國的歷史與現實的政治結合起來的呢？

左圖為英國出版的封面，右圖為美國出版的封面，來源於網絡

二、大英帝國：推動全球化的六個面相

《帝國》一書以時間順序為框架，從商品市場全球化，勞動力市場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體全球化，資本市場全球化，戰爭全球化這六大主題為主線記述大不列顛及其在殖民地所推進的全球化發展。

（一）商品市場全球化

“英國何以強大？”，作者描繪了後起之秀的大英帝國如何效仿以往帝國的經驗，在商品消費和商業的推動下建立起全球化的商品市場。15世紀，西班牙帝國成為全世界覬覦的中心，而英國在幾番海外探險失敗後轉而走上掠奪西班牙的道路，民間的海盜行為逐步成為英國王室默許的戰略行動。以“海盜”發家，通過“消費”發展，18世紀的英國建立了世界的第一個大眾消費市場，然而進口貿易面臨著來自歐洲大陸的競爭。在與荷屬東印度公司競爭亞洲的市場份額的英荷戰爭中，英國雖然失敗了，但卻促成了英荷政治聯盟，英國引進了先進的金融制度，國家公共債務體系使得政府能夠以低廉的利息借貸，發展大規模項目。另一個來自歐洲大陸的威脅是法國，不同於荷蘭爭奪市場份額，法國具有獨霸世界的野心，試圖把英國從印度驅逐出去。18世紀英法七年戰爭，英國人充分發揮了自己在科學技術上的優勢戰勝了法國，作者將這一次勝利歸結於英國從荷蘭那裡學到的信貸模式。海上實力和金融實力的融合過程中，英國從最初的貿易訴求轉向了政治權力的追逐，直接由王室任命的總督為印度文員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二）勞動力市場全球化

僅僅憑藉商品貿易，建立大英帝國還遠遠不夠，正是以尋找新家園、追求自由為口號的英國移民者在廣闊的空間裡建立起一個個殖民地，才使得大英帝國的領土遍佈世界。然而，英國在殖民地的統治也衍生出了一系列問題：自由與奴役的悖論，帝國王權與地方自治的衝突。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的建立是依靠自由的信仰和利益的誘惑，但也給美洲的印第安人帶去了災難，疾病和戰爭使他們近乎滅絕了。隨著殖民地的開墾，對勞動力的需求促使英國販賣非洲黑人，他們被當作奴隸壓迫，帝國自由的侷限性在此凸顯，一個自認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了廣大的黑人？然而，對大英帝國發出挑戰的還有在美洲大陸上的白人殖民者，倫敦的中央王權與美洲的地方議會權力處於相互競爭狀態，萊剋星頓打響了革命的第一槍，來自“大陸的”英國人通過獨立戰爭建立了美國式的共和國。然而，失去美洲殖民地並沒有打垮大英帝國，相反其擴張的步伐邁向了嶄新的大陸——澳大利亞，在這裡，“責任政府制”[2]成為了大英帝國統治與自由理論想妥協的方式，這也正是18世紀90年代美洲殖民者所呼籲的，如果美洲殖民者遂願了，那麼美利堅合眾國還會產生嗎？

到了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不僅夢想著統治世界，還要救贖世界，他們狂熱地要將光明帶給那些他們看來黑暗的大陸。打著文明教化的旗幟，他們試圖將上帝的福音傳播到殖民地，以此干預殖民地人民的信仰世界，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傳教協會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這一行動卻遭遇到了當地的強烈反應，對印度的“文明”的傳教遭到了蔑視和狠狠地回擊，反而激發了英國人的野蠻性，一場大屠殺式的報復在印度展開；戴維·利文斯頓付出了一生，在非洲傳播基督教文明的行動也是一敗塗地，然而其死後，基督教卻在非洲留下了長遠的影響。利文斯頓所期望的一切，商業，文明和基督教，依靠“暴力”，在這片土地被征服後才得以紮根下來。

（四）政體全球化

大英帝國在印度建立殖民地以後，如何進行有效統治？這主要依賴於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新技術極大地便利了大英帝國對世界的統治：蒸汽船、電報、鐵路網技術的產生使得世界變小了、控制變得容易了。英國對印度的統治進行了革新，它採取直接的殖民統治，派總督仿照英國政府的模式建立一個政府，精簡運作、廉潔高效。此外，英國依賴印度親英的精英階層鞏固其在殖民地的統治，通過西式教育，使他們成為英國化的精英，並通過印度文員招聘考試將他們吸納到印度合同文員階層。然而。中央地區的自由主義思想與印度地區的種族主義思想矛盾激化了，當英國僑民感覺到他們優越地位受到了挑戰便掀起了一場“白人兵變”，這場兵變成為了印度人仇視英國統治的根源。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尾聲，英國人民對於印度的幻想基本上是守舊派眼中的地主貴族統治下的傳統等級社會，在1898年上任的守舊主義者印度總督的統治下，本來由大英帝國扶植起來的精英階層卻失寵了。印度，是大英帝國的核心，如果英國化的印度精英與英國人對立，那麼大英帝國的統治將岌岌可危。

（五）資本市場全球化

19世紀末，英國人將目光瞄向了非洲大陸，金融力量和武力的結合使大英帝國迅速地擴張， 20世紀初，大英帝國達到了鼎盛時代。武力使得大英帝國征服了殖民地，金融能力使得大英帝國的成為了世界銀行，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大量投資，由此擴大了它的非正式帝國領地。這一結合在羅德斯以及羅斯柴爾德公司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英國政府則坐享其成，從貿易壟斷向“政治保護”的轉變正是“瓜分非洲”的典型途徑。然而，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種族優越論的思想越發盛行，也顯示出大英帝國屠殺最極端的時刻。布爾戰爭之於大英帝國，是最慘烈的痛，帝國付出了高昂的生命代價和資本成本，也導致了帝國內部關於帝國主義的批判。隨著人道主義的興起以及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學上的批判，由此產生了一場政治變動，自由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達到了最高潮，其中蘊含了大英帝國走向衰敗的因子。

（六）戰爭全球化

進入20世紀後，大英帝國的困境愈發明顯，一方面，要面對殖民地內部的民族獨立運動，另一方面又要與其他對手鬥爭。作者認為大英帝國統治的真正威脅在於其他更邪惡的帝國，正是與這些對手抗爭的高昂成本最終拖垮了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國內經濟危機嚴重，帝國內部掀起了集體的質疑，民族主義者的反抗也帶來了大英帝國的信心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面對邪惡的法西斯，英國選擇了正義的道路，不惜以帝國的衰敗為代價。作者在文中反覆描述了德國、日本等其他帝國更加慘無人道的手段以彰顯了大英帝國的道德良心。大英帝國曾經為了推進全球化作出巨大的貢獻，現在，它又為了捍衛正義而倒下了，作者認為這樣的犧牲難道不足以洗清其犯下的罪惡嗎？隨著大英帝國的衰敗，權力交接到了美國手上，這個從反對大英帝國的戰爭中崛起“抗拒”的帝國。

圖為《帝國》在中國出版的封面

三、新的自由帝國：光榮與夢想

《帝國》一書的出發點在於宣稱大英帝國是全球化和自由主義制度傳播的工具，弗格森並不試圖否認大英帝國在其殖民地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然而它認為大英帝國留下的遺產恩澤世人。弗格森全書敘事的中心是大英帝國的“道德心”，每次講述完英國殘暴的行動後，其後必然跟隨著英國社會內部對其進行的自由的、人道主義批評，正如V.S. Naipaul 所描述的那樣：“想要黃金和奴隸, 就像其他人一樣”, 但也 “想要像為奴隸做了好事的人一樣, 為自己樹立雕像”。[3]

對弗格森描述的光榮的大英帝國偉業已經有許多的批評，兩代西方的歷史學者都證實了亞洲和非洲國家對殖民主義和“自由貿易”的批判，無論是通過艦炮強加的——奴隸貿易、暴力征服、強迫傳教等在當地都引起了強烈的道德譴責；還是通過資本滲透的——首先是軍事幹預，尋找解決資本過度積累的辦法（例如英國通過布爾戰爭侵佔非洲黃金、美國發起中東地區的戰爭，意在控制石油資源）；其次是通過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和開放資本市場來解決其自身矛盾。這兩種手段的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實際上，破壞遠大於建設，傳統殖民帝國主義形式下，其打破了一種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進程，將殖民地人民強行拉入一個其所聲稱的“民主自由”世界，從而失去了掌握了自己命運的機會；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不僅帶來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容易使得某些地區出現大規模的反抗和社會鬥爭，以至於出現暴力衝突。或許恰恰是21世紀以來新形式的帝國主義的回潮才導致了全球性的危機，加劇了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

雖然弗格森為大英帝國辯護的論調顯得有些過時，但是卻有著現實的政治關懷，也包含著其不滅的帝國夢想。1989年冷戰結束，強調競爭和勢力均衡的國際秩序也宣告了終結，同時，一種“新形式的帝國主義”又產生了。英國著名外交家庫珀將國家分為了三類：其一是在前殖民地下建立的失敗的前現代國家，這裡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正在進行中，例如索馬里等國、阿富汗；其二是傳統的“現代”國家，他們遵循馬基雅維利的主權至上論，例如中國；其三是後現代國家，即現代西方發達國家，歐盟是其最發達的例子。在他看來，後現代世界中沒有安全的威脅，不會相互侵略，但是前現代國家和現代國家，尤其是前現代國家帶來的挑戰是十分明顯的，毒品、犯罪、恐怖主義。因此，弱者仍然需要強者，而強者也需要一個有序的世界，我們仍然需要一種新的帝國主義，一種人權和世界主義價值觀都被接受的帝國主義，即“新的自由帝國主義”。[4]

弗格森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也重啟了“新帝國”的思想。弗格森認為只有美國具備維護世界秩序的軍事實力，如果人類註定要受一個帝國統治，那麼最好是自由與民主的，每一個制度的建構都伴隨著極大的苦難、剝削和流血，甚至在帝國的構建中也是如此。弗格森在《帝國》中發問：“我們是否應該另闢蹊徑，找到一條不這麼血腥的現代化之路？”並宣稱“帝國並不可愛，但是所有的替代方案現在看來都更糟”。然而，西方的衰落和荒廢無處不在，弗格森對此感到痛心，他認為真正的威脅不在於來自中國的崛起、伊斯蘭教或者自然環境的威脅，而在於西方人對自己從祖先那裡繼承的文明喪失了信心。顯然，弗格森依然保持著對新帝國主義夢想的高度忠誠，從“跨大西洋主義”（trans-Atlanticism）到“中美共同體”（Chimerica），再到“六大致命程序”（政治和經濟競爭、科學革命、法治、現代醫學、教育、職業道德），弗格森的帝國思想不斷髮生著轉變，不變的是——帝國依然是全球化的動力，是世界秩序和安全的可靠保證。

19世紀，英國主導了世界全球化的進程，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隨著大英帝國的拓展的腳步傳播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影響了一代代人；20世紀，大英帝國雖然衰敗了，但是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全面崛起，其主導了新一輪的全球化進程，資本主義“普世價值”更是如一股春風吹遍世界大地。然而，21世紀世界歷史的進程表明，全球化進程並不是一帆風順，也可能面臨著危機：2016年英國“意外”的脫歐公投結果，至今英國仍然在去留問題上猶豫不決；美國總統特普朗當選，美國則在去全球化的浪潮中風雨飄搖，世界全球化的進程走向了令人出乎意料的時代。早在20世紀末，新興民族國家的崛起就粉碎了殖民主義，衝擊著帝國主義的正當性，今天，邊緣國家的日益強大更是讓西方世界人人自危。在這個深刻變革而又充滿危機的時代，世界未來將何去何從？帝國的秩序能夠為全球化提供可靠保證嗎？誰能夠接過權力的交接棒，為人類文明書寫一個平等、共同發展的未來？

註釋

[1] Pankaj Mishra, “Watch This M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33, no.32, 2011.

[2] 在這種制度下，大英帝國派駐的總督只是象徵性的角色、王室的代表，實權在殖民地的選民代表手中。

[3] Pankaj Mishra, “Watch This M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33, no.32, 2011.

[4] Robert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The Guardian, 7 April 2002.

辛秋蓉

北京大學法學院2017級法律碩士（法律與公共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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