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气味”——忆石声淮老师(下)

学问的“气味”——忆石声淮老师(下)

学问的“气味”——忆石声淮老师(下)

石老师虽然身高一米八以上,但以石老师晚年的模样揣测,他学生时代可能还算不上“英俊青年”。大家都知道师母钱钟霞女士是钱基博先生的掌上明珠,是国宝钱锺书先生的小妹。钱师母优雅多才而又温婉贤淑,石老师可能主要是凭自己的学问才华赢得钱师母的芳心,成为钱基博先生的快婿。我同学中武汉大学语言学教授万献初兄,前年在《国学名师与经典背诵——并记石声淮先生一二事》博文中说:“华师广传钱基博选石声淮作女婿的轶闻:钱基博的女儿钱钟霞美丽端方,二十五六岁还侍伴老父而未论婚嫁。这时钱基博的得意门生石声淮也是单身,但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然老师却非常喜欢这个才华出众的学生。一天,钱基博在家里一手牵过女儿,一手拉过石声淮,把俩人的手放在一起,郑重地宣布俩人结为夫妻。钱钟霞本不情愿,但不敢违抗父命,只好依从。”石老师另一得意门生傅道彬兄,在这篇博客后面跟帖表达过“抗议”:“石声淮先生身高一米八二,在老一辈学者中堪称巨人,怎么成了‘个子不高’,可见作者有误。‘其貌不扬’,也不准确,至少我看到的晚年石声淮先生是儒雅的有风度的。”万献初兄记载的这则轶闻显然是以讹传讹,说钱老先生为千金择得佳婿不假,说师母是违背心愿遵从父命则不可当真。这可能有违历史的真实,对我们石老师也不公平。石老师年青时估计说不上风流倜傥,但绝不能说他“其貌不扬”。他说话语调平和徐缓,举止从容安详,闲谈时很有点冷幽默,在教研室常常弄得大家忍俊不禁。这样既有才又有趣的幽默男性,石老师与钱师母肯定“琴瑟好和”。石老师渊博的学问一半得自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一半可能要多谢师母为他所作出的“无私奉献”。记得师母逝世半年后,石老师有一天到教研室对大家说:“我现在会下面条了。”一位老师笑着问他:“石老师,要怎样下面条呢?”“要等水烧开后再放进面条。”我们听后都笑得肚子疼。可见,师母在世的时候没有让石老师下过厨房。我们学校还流传着石老师另一则趣闻:“有一次师母到北京看望兄长钱锺书,临行前交待他到什么地方买日用品。不巧,她走后不久卫生纸用完了,石老师走到附近师母交待过的百货店,一进门就看到店里有面包卖,他扭头就走了,石先生以为卫生纸这种东西,不可能与面包在同一个商店出售。后来还是委托邻居才买到卫生纸。”估计师母在世的时候,完全不让石老师料理家务。

石老师生前满腹才情学问,身后却没有著作等身,这与其说是天大遗憾,还不如说是千古谜团。石老师平时咳唾成珠,为什么不把这些珍珠串起来留给后世呢?通常人们都将此说成是他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但这显然疏忽了孔子所谓“述”与“作”的区别。前年在澳门大学与傅道彬兄谈及此事,傅兄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石老师不需要写一个字,仅仅钱基博先生选他为女婿这一件事,就足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学问。当时我深以为然,事后仍觉不妥。像石老师这样既饱于学问又富于才情的学者,即使无须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也往往会有一种表达新见的冲动。他宁可将自己对知识的发现和对人生的感悟,藏在胸中带进天国,可能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他走进学术界后国家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学者的言论空间越来越逼仄,天天见到因言获罪和因书招辱的恐怖场面,特别是岳父钱基博先生打成右派以后,石老师不仅自己不敢著述,还把钱先生未付梓的著述也付之一炬,这样,他自然就从治学的严谨变成了处世的拘谨;二是石老师对学问、人生和著述可能有自己独特的体认。钱锺书先生讽刺今人读一本书便写两本书,现在可能有人不读杜集就能写出“杜甫接受史”,不懂ABCD就能写出中西比较文学的鸿文。与这种才俊相比,石声淮老师读进的书与写出的书真不成比例。不过,我们大可不必为石老师遗憾,这也许正是他“求仁而得仁”。在我所见到的老一辈学者中,只有石老师谨守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遗训。石老师求学以为己,其旨在因心以会道,今人求学以为人,其意多在借学以逐利,写书以邀名。到底何者为得?又何者为失呢?

我读大学时受业于石老师,研究生毕业后又亲承謦欬,但我一直不敢写对先生的纪念文章,也很少向别人说起自己是石先生的学生,我觉得自己的学问才华都不配。要不是《华中学术》主编张三夕兄昨天向我约稿,我可能一直将对石老师的思念藏在心底。晋朝东海王司马越对他儿子说:“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我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有幸当过石声淮老师的学生,又有幸很长时间在石老师指导下工作,所以有幸“闻”到过学问的“气味”。

2013.1.16于华师

南门剑桥名邸枫雅居

原刊《华中学术》2013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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