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草創期和重建期相比，今天的中國政治學已經基本告別了規範性知識匱乏的恐慌。但中國理論的建構度與話語權同中國方案的實踐成績與理論需求間不均衡、不匹配的現實矛盾，又迫切需要推動理論發展追趕中國崛起的步伐，確立起學術的文化自主性。在“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裡，中國政治學下一個學術繁榮黃金時期的到來，正越來越取決於廣大中國學人能否系統反思長期依賴的“追蹤－回應”西方理論前沿的學習模式，實現“學術自主”“文化自覺”“致用自覺”的有機統一，真正激活中國理論的創新之源，喚回其經世致用之魂，使之更合理地回答中國問題，更有效地應對當代挑戰。
把政治學理論的價值邏輯重新撥回正軌上
“如果說邏輯性決定了政治學的話語體系是一個‘意義的體系’，那麼實踐性則把它打造為一個‘應用的體系’或‘行動的體系’。”我們反思西方主流理論的侷限，最重要的教訓就是不應讓政治學的學術繁榮與致用維度彼此疏離。尤其是在中國政治發展實踐進入全新階段後，中國政治學不僅具備了近代以來最優越的經驗研究平臺，而且也在改革進行時中迎來了一個與政治實踐對應關係最為密切的創新發展時代。在這個時代裡，喚回致用之魂的前景，既取決於中國政治學能在多大程度上贏得話語權，又取決於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解答中國問題。
任何國家的政治學人，無論主觀意願如何，只要其意見表達和理論創造進入公共空間，就已經有機融入到了意識形態之爭中。事實上，話語霸權的問題不僅存在於階級社會內部，也存在於不同理論、不同文明影響歷史走向的可能性方面。而要跳出西方理論捆綁西方體系來按照預定的“政治正確”軌道影響歷史走向這一陷阱，乃至於要為克服西方模式與西方化道路的危機開闢新路，就必然需要西方以外的理論建構和實踐經驗來提供動力。中國作為一個有著深厚政治實踐積累，又遵循著一條非西方政治發展道路的文明大國，理所當然地肩負著這一歷史責任。只有通過重新闡釋西方概念、重新闡釋西方化和西方世界自身的危機，中國政治學界才可能重新建構起對於人類政治發展普遍規律的總結，超越“歷史終結”的瓶頸，把政治學理論的價值邏輯重新撥回到統一於實踐－歷史邏輯的正軌上。
從以研究“知識”為主轉變為以“研究問題”為主
當前，中國的改革發展仍處於進行時中，這就意味著還會有大量新問題、新矛盾不斷出現。因此，能不能更合理地解釋、解決這些新問題、新矛盾，就成為擺在中國政治學研究面前的一項重大議題。如果我們能結合對“民主化”困境的比較研究，重新檢視西方標準“民主化”與政治績效的對應關係，並且能對中國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實踐進行理論昇華，那種在話語權之爭中被動捱罵，甚至反過來干擾改革導向的局面就可能得到很大改觀。如果我們對中國社會成長規律的認識能真正和中國的文化傳統、現實需求和價值定位保持契合，中國的社會建設就可能在未來有效規避一些風險，少走彎路，少交學費。如果我們能把國家應該駕馭資本並且能夠依託執政黨建設來有效駕馭資本的道理講清講透，政策過程中價值導向和認同資源問題的解決就會得到有力的理論指導。總之，遵循著“從以研究‘知識’為主轉變為以‘研究問題’為主”的理論創新路線圖，中國政治學人完全可以避免西方學界那種對公正問題的學術研究一派繁榮景象，而對公正問題的現實解決卻成果寥寥的困境，並使內涵於中國理論體系中的本土化原則贏得更多的認同與維護。
相對於西方主流理論，建構成熟的中國本土化理論體系應當特別強調建構性與致用性的價值取向。這是因為，無論從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條件還是從現實需求來看，我們都沒有理由人為割裂學科發展、學術繁榮與國家進步、人民福祉間的緊密關聯。“探討政治學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其意義正是在於國家政治發展的現實關照，在於探尋能夠改善和提升廣大人民群眾政治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正確道路。”中國政治學人的基本價值共識，在於其不僅要以豐富的學養、求實創新的學風奠定個人的成就根基，更需要化所學為所用，在涵蓋從國家制度改革完善到具體政策運行改進的各層次上，推動理論與實踐相互結合的良性循環進程。
新時代是新理論最好的助產士，它使得今天的中國政治學人已經無需揹負先輩們“知恥趕超”的沉重歷史十字架。當中國政治學的主體意識真正找到創新和致用的覺醒平臺時，事實將會雄辯地證明，未來的中國政治學不僅能夠在服務於更好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向上發揮作用，而且必將啟動一場更高層次上的政治學學科革命，為人類的政治發展貢獻出更多精神財富。
（本文轉自光明網。原載北京日報。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 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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