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世界上本沒有實事，只有你不知道的歷史。”誠然，對於關注於當今實事的我們而言，許多我們本應該掌握的歷史事實我們的實際掌握狀況並不好。就如同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多數人其實並不瞭解日本。多數人也同樣不瞭解中日曆史關係。所以，我認為，通過這次小班討論課，我們更需要做的是一次科普，將歷史教科書中沒有教過的一些細節填補上，增加我們的歷史知識，增進我們對於國際關係的理解，培養唯物史觀，豐富思政類課程的課下活動。
今天我們來討論討論中日曆史和中日曆史給我們的啟示。時間所限，我們只談談中日最初的一次戰爭，就是唐朝時期的白江口之戰。
白江，也就是熊津江，如今韓國的錦江。在這裡中日發生了第一次國際衝突。
中日之間有確切文獻可考的官方交往史長達兩千年，發生實際接觸的歷史更為久遠。期間兩國共發生過五次國家間戰爭，包括——鏖戰白江口：大和軍團挑戰大唐遠征軍；元日戰爭：“上帝之鞭”與武士刀的對撞；一場準現代國際戰爭：明萬曆“抗日援朝”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十五年戰爭”（1931-1945年）。
板書：
中日第一階段：即面盛唐拒稱藩
中日第二階段：神風惜折上帝鞭
中日第三階段：再赴半島征衣寒
中日第四階段：不意濁浪竟排天
中日第五階段：關河泣血十四年
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戰爭，發生在中國的“第二帝國時代”——唐朝。大唐王朝是中國人心中不可替代的黃金記憶，但是它從何而來，我們並沒有多想過，好像只是因為遇到了幾個好皇帝，我校黃進華老師這樣評價道“公元7、8世紀大唐王朝的盛世背後，是此前付出的高昂的歷史代價換來的。中國在兩晉南北朝之後的‘五胡十六國’時代，前秦苻堅、北魏孝文帝都為此做出了偉大的嘗試和鋪墊，再經過隋朝的集中性夯實與鞏固，到了李唐皇室手中，才形成了這一空前局面。所以說，大唐帝國的榮譽，並不只屬於任何一個民族，而是中華民族經過數百年艱難大探索、大融合的歷史性回報。”這種見解，不僅是對於歷史的歸納，更具有現代意義。正是在這個時期，日本向中國發出了第一次挑戰，在 半島白江口海戰背後，是一場頗具現代色彩的國際競爭——原來存在一場古代版的“六方會談”和大國悲劇。日本輸了，輸得很慘，日本戰船不堪一擊，死傷累累，“海水皆赤”。但是日本竟然對中國不但無恨，而且痛定思痛，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國家改革。日本人的超級虛心和崇尚實力心理在那個時候就奠定了下來。無論如何，感謝大唐政府，感謝怕老婆但不怕日本的唐高宗李治，最後感謝那些浴血奮戰的大唐健兒，一舉為東北亞奠定了數百年的大體穩定局面。忽必烈也想學大唐王朝，但是它既沒有人家的文明軟實力，也沒有人家先進的海戰技術，結果被日本的兩場“神風”給吹敗了。這下可不好，日本人從此迷信上了“神風”，給他們的民族軀體中注射進了一劑精神嗎啡。
據考證，豐臣秀吉時代的日軍已經接受了西方軍火技術，並且將火繩槍等先進武器大規模配備，抱殘守缺的 軍隊遇到這樣的虎狼之師不堪一擊， 流亡政府一度來到中國東北獲取吾皇萬曆的庇護，當時的大明朝雖然進行精神和物質的雙重自我閹割，很不長進，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十萬“抗日援朝”部隊通過七年的艱難作戰，終於把日本人打回到釜山一帶，豐臣秀吉急火攻心，死了，戰爭結束。真夠懸的！真乃天意乎？多行不義必自斃啊！他要不死，不知道 人民和大明王朝遠征軍將士的鮮血還要流淌多少。大明部隊，仁義之師也，戰後不駐紮一兵一卒在 ，可 王朝除了跟明朝學了點火器技術外，照樣還是不思進取，300多年後，悲劇將重演。
豐臣秀吉死後，他當年的革命戰友德川家康一舉將他的家族勢力剷除，也學著中國，閉關鎖國，扔掉火繩槍，重新重視武士刀。他的後代在西方炮火面前，不垮臺才怪。被挾制的天子——天皇又被那些充滿憂患意識和堅毅性格的中下層武士搬了出來，改革、改革再改革，他們一度想把日本從裡到外變得跟人家美國一樣，但是忽然發現，再變下去，自個就得讓出權力了，於是開始大肆宣傳：“我們日本民族最偉大”、“和魂洋才“、“天皇萬歲”、“萬世一系”，日本從此在軍國主義的路上越走越遠，一舉在甲午戰爭中把四面受敵的大清王朝擊敗。
白花花的銀子流向日本、中國臺灣島、 半島都成了它的殖民地，“對外戰爭真好，你好我也好”，從天皇到平民都這樣想。於是，他們在戰爭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中國等亞洲國家外有強敵，可自己也不爭氣，內鬥不已，1931年日本在東北挑起戰爭，當時的中國竟然連統一的政府都沒有建立起來，中國的世紀悲劇在那一刻就開始註定。最終艱難獲得抗戰勝利，實為慘勝尤敗。日本竟然在戰後那麼快又崛起了，並且還有右翼勢力沉渣泛起，時不時刺激我們的中國心。咱們中國人怎麼會心情不復雜呢？
其實，日本真的沒啥特別的，中日之間悲劇也好，友好也罷，其實都是地緣政治所致，國家間發生接觸了，必然要發生摩擦，摩擦到極端的地步，就是戰爭，特別是在國際局勢充滿變數的時代。狹路相逢，強者勝。
中國，真的不能再輸了！我們已經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價。什麼時候我們在政治、經濟、民生等方方面面的領域真正領先了日本，也許我們就心態平和了。和平時代我們都能有力制衡它，更何況戰爭乎？最後重申——我們中國人愛好和平！重述鐵血，只是為免遭鐵血。為中國，也為日本。
“天可汗”不是一個帝王忘乎所以的自我吹噓，而是給一個具有殷實國力、實行了正確的多民族政策的帝王的最高政治榮譽。這一稱號所承載的實質內容和象徵意義空前絕後：大唐王朝很可能是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具備國際視野的超級大國，它不再需要勞民傷財築建萬里長城，因為長城內外皆唐土；它也不需要制定嚴酷的民族等級政策，因為民族兄弟皆唐人。
大唐太宗先在西北擊敗突厥，設安西、北庭都護府，後在東北擊敗高句麗，設安東都護府、黑水都督府。只貞觀年間，唐朝就依次取得了對東突厥、吐蕃、吐谷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龜茲甚至可能還包括對古印度用兵的勝利。大唐江山，疆域之廣，影響力所及，遠超西漢。
唐朝處理民族關係的思想頗具現代特徵，中央政府對周邊民族實行“羈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大唐朝廷統治的基礎上，承認外圍民族一定的自治權，不強迫他們改變習俗，不設立同中原一樣的州縣。
貞觀時期的文臣武將，從所屬政治派別來看，既有李世民早年的幕僚班底，如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名臣，還有他的原敵對集團勢力，如魏徵、王圭、韋挺等人，更有隋末農民軍將領，如李勣（原姓徐，名世勣，字懋功，亦作茂公）、秦叔寶、程知節（原名咬金）等；從身份背景上來看，既有貴族出身的李靖，更有出身寒微的尉遲敬德、張亮、馬周等人，還有出身於少數民族的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等。
太宗選拔人才，不講門戶，不分親疏，不避仇嫌，不論先後，唯才是舉，且皆委以重任。正是他們的衷心輔佐成就了太宗一朝的貞觀治世景象。
但要注意的是，太平盛世的取得不單單是因為太宗皇帝的雄圖大略，大唐王朝的雍容華貴、開拓進取、包羅萬象、威震四海更不是上天恩賜的，公元7、8世紀大唐王朝的盛世背後，是此前付出的高昂的歷史代價換來的。
中國在兩晉南北朝之後的“五胡十六國”時代，前秦苻堅、北魏孝文帝都為此做出了偉大的嘗試和鋪墊，再經過隋朝的集中性夯實與鞏固，到了李唐皇室手中，才形成了這一空前局面。所以說，大唐帝國的榮譽，並不只屬於任何一個民族，而是中華民族經過數百年艱難大探索、大融合的歷史性回報。
在唐朝，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其博大的胸襟和不服輸的氣質在此刻已深入唐人骨髓、融進唐人血脈。
太宗時期，由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主持整理和修訂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刪繁就簡，變重為輕，修成《貞觀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礎。玄宗下令編撰行政法典，尤其是歷時十六年修訂完成的三十卷《唐六典》，是唐朝政治體制的完善總結，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行政法典。
從太宗即位到玄宗時期李林甫為相，共歷一百零九年。這一百零九年中，唐政權締造出了兩個盛世高峰：“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
在中國東漢王朝光武帝時期，日本列島上的一個地方政權向漢帝國進貢，光武帝賞其劍、鏡、玉，直到今天，這三件器物依然是日本鎮國之重器；同時賜予日本國名：“倭奴國”。“倭”在這裡並無大國對小國歧視的意味，實為“恭順”之意。
此外，光武帝還賜“漢倭奴國王印”與該政權最高統治者，此枚金印原件於1784年在日本福崗出土。
公元3世紀後，列島上逐漸興起了一個強勢地域性政權——大和。經過不斷的軍事擴張和政治聯姻，大和朝廷統治的領土越來越大，至5世紀左右，已控制了日本列島的大部分地區。
從這一時期開始，向中國學習，成為一些有開拓進取意識的日本上層貴族青年的政治追求。
公元593年，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聖德太子攝政，掌控了大和朝廷的實際權力。
第二年，天皇下詔，提倡佛教。為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聖德太子在與中國大陸政權繼續加強來往的同時，不再以臣屬自稱，極力擺脫中國政權所制定的朝貢體系。
隋朝時期，日本天皇以最高統治者的名義致書隋煬帝，便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之稱，聖德太子在這份外交文書中強調了日本與大陸王朝的平等地位。內政外交上的開拓意識，使他在日本歷史上佔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頭像長期保留在日本最高紙鈔上。
聖德太子對中國文化極為了解，他推崇中國的大一統體制，極力主張鞏固皇權。在聖德太子的主持下，日本先後制定了“冠位十二階”和“憲法十七條”。“冠位”依照才能和功績授予，試圖以此為政改突破口，打破世襲貴族對權力的壟斷，這一舉措是日本的政府官僚體制較為成熟的雛形。“憲法十七條”則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指導，規定：“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同時主張以和為貴，緩和國內的政治對立。
這一系列重要的內政改革，極大地削弱了日本大豪族權力，在日本這個島國初步確立了中央集權思想，但並沒有觸動日本古老的“部民制”。
所謂“部民”，大致由兩類構成：在大和朝廷對外征服的進程中，被迫臣服的部族被集體安置，這是部民的一種來源；此外還有一些從事專門領域生產的“部”，比如從事農業生產的被稱為田部、米部，從事各種手工業生產的被總稱為品部，這些領域的勞動者也被稱為部民。
部民有少量的家庭財產和生產資料，主人不得隨意殺害或買賣部民，但可以將他們轉贈他人。部民和奴隸的人數在當時的日本總人口中超過一半。大和皇室和全國大小氏族不斷佔有土地，迫使大量自耕農淪落成為部民。
《日本書紀》記載：強盜竊盜並大起之，不可止。
公元645年（日本皇極女天皇四年）6月12日，大和朝廷太極殿。
朝堂之上文武對列，皇極天皇正在接見朝鮮半島的來使。日本史書《日本書紀》記載，這一時刻是在舉行所謂的“受貢”儀式。莊嚴的朝堂之上殺氣瀰漫，宮門瞬間被全部關閉，新一代政壇大佬蘇我入鹿尚未反應過來，就被利劍穿心，當場斃命。
這次謀殺的策劃者之一及直接執行者，是當朝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
在場的貴族大驚失色，就連皇極天皇本人也驚出冷汗，蘇我入鹿在此前的政治鬥爭中曾經與她訂立過攻守同盟，但是她作為過渡性領導人，不得不面對既成事實，默認了中大兄皇子的政變行為。
在中大兄的背後，是其重要幕僚中臣鐮足。主僕二人所策劃的這次政變，改變了日本未來一千年多年的歷史命運。
接下來的事態發展盡在中臣鐮足的預料之中，中大兄皇子順利將皇族和多數貴族拉攏到自己一方，並結集起實力雄厚的武裝力量。這支以私家軍隊為主力的部隊盤踞在蘇我家族僱請百濟技工所建造的飛鳥寺，並以此為基地，準備迎擊蘇我入鹿之父蘇我蝦夷的反攻。蘇我蝦夷見大勢已去，於第二天焚宅自盡。
消滅蘇我蝦夷、蘇我入鹿父子之後，革新力量很快組成新政權。習慣於幕後玩弄權柄的中大兄支持另一名皇室貴族輕皇子即位，是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中大兄皇子自立為皇太子，中臣鐮足為內大臣，留學生僧旻和高向玄理為國博士，實為高級政治顧問。新政權效仿中國唐朝建制，建年號“大化”，“大化”即“偉大變化”之意。以“法式備定”的唐製為藍本，有步驟地實行改革，並將首都從飛鳥（位於今日本奈良縣境內）遷至難波(今日本大坂)。
日本大化元年，即公元646年正月，新政權頒佈《改新詔書》：
一、效法隋唐的均田制，實行班田收授法。廢除了皇室的屯倉、貴族的田莊以及部民，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收歸國有，變成“公地、公民”。在此基礎上實行了班田收授法與租庸調製。國家計口授田，對六歲以上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田一次；所分田地不得買賣，死後歸還政府。
二、建立中央集權制，群臣共同盟誓：“天覆地載，帝道唯一”，以此強化中央集權思想。在入唐留學生的主持下，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縣制，設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機構。中央設二官：神祇官和八省（中務、武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一臺（彈正臺）；地方設國、郡、裡。
三、兵制方面，首都置五衛府，地方設軍團，公民服兵役。
除此之外，“大化改新”對日本的語言文字也是一次重要的刷新契機。可以說，如果沒有大化改新，日語發音甚至不會有輕重音的分別。
聖德太子執政之前的日本處於氏族國家時代，執政後，他首先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革新：先是引入先進國家的思想文化，在此基礎之上進行的“大化改新”，是改革的深入階段，經過這三十年的持續性變革，日本此前的落後面貌得到全方位的改觀。
正如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成功改革一樣，大化改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本在此後近百年裡從未停止過對中國唐朝文明的積極學習與模仿。在此後發生的白江口之戰日本戰敗之後，它的學習慾望和動力不但沒有變弱，反而更加強烈。
從公元57年日本接受中國東漢政權授予的“漢倭奴國王印”，到607年遣隋使帶到長安的那份寫有“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的國書，歷經整整550年。日本一方面看多了大陸政權的興衰更迭，另一方面因為逐漸強化的民族意識進一步激發出成熟的國家觀念，它從此正式淡出古代中國所制定的國際規則：華夷秩序。
由於地緣政治因素以及航海技術的限制，中日兩國在唐朝之前的交往，受到了很大的束縛，兩個民族發生摩擦的幾率很小，儘管日本對中國文化表達了敬意，甚至得到了中國皇帝的政治性賜封，但相比較其他陸地毗鄰國家，中日雙邊關係一直以來維持在相對淡薄的狀態。然而，風雲際會，一旦存在接觸，摩擦就變得可能，當摩擦積累到一定程度或者國家利益發生嚴重衝突，就會以比較激烈的方式表現出來，最極端的方式便是戰爭。
而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朝鮮半島註定要成為中日衝突的重要見證者。事情的複雜性還不僅如此，朝鮮半島的各個地方政權也希望能從中日摩擦中贏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在某種特殊的時刻，它甚至積極推動將本國事務推向國際舞臺。
在客觀分析中日博弈歷史的過程中，不僅可以還原戰爭真相，還牽涉到兩國政治經濟進程，也是觀察朝鮮半島一個極好切入點，因為這五次戰爭，每一次都有朝鮮半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
中日五次戰爭進行總時間不逾百年，從發生的頻率和時間來看，低於歐洲大國。歐洲原對抗國家的和解早已實現，並一路向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全方位合作邁進。素有“一衣帶水”之稱的中日兩國，至今仍糾結萬千。這種糾結由諸多因素導致。這些因素中，我們習慣於歸罪於日本這個國家，或者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人。我們有沒有意識到，也與我們對日本這個國家，對這個民族瞭解的不夠、研究的不夠有關呢？通過作者對中日千年五戰的詳細介紹，讀者對日本，對我們在過去的千年中與日本的交往方式，都會有一個全面的瞭解與認識，或者也可以說是反思。
在二戰期間，日本成了法西斯國家，發動了侵略中國在內的罪惡戰爭，在亞洲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我們不該忘記歷史，不能不接受教訓，始終用警惕的眼光注視著它。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在過去的千年中，日本從小學生做起，一步一步，創造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日本人是如何做到的？瞭解這些，對我們充分認識日本的國民性，找到與這個不安分鄰居的相處之道都大有裨益。
公元552年的某一天，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國王向日本派出使者，他們帶來了佛像和佛經。在大和朝廷的廟堂之上，天皇詢問群臣是否可以崇信佛教。
大臣蘇我稻目在此之前已與中國先進文明有深度接觸，他認為日本完全可以像中國那樣的發達國家一樣去信奉佛教，而且應該以佛教為國教，以實現全國宗教信仰的統一。他的政敵堅決反對，認為基於日本的特殊國情，佛教會帶來災難，應該讓人民繼續信奉原來各氏族自己的神靈。
這場鬥爭發生在聖德太子攝政之前，其實是聖德太子改革序曲。另外，它是一場意識形態之爭，其背後則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
佛教先由古印度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傳到朝鮮半島，繼而傳至日本列島。毫無疑問，朝鮮半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充當著橋樑的作用。由於古代中國文明成熟較早，因而，通過朝鮮半島傳到日本的，不僅僅是佛教。
由於地理因素，朝鮮半島上的古國百濟與日本的接觸機率最高。當今日本明仁天皇甚至在六十八歲生日的當天承認桓武天皇的母親來自百濟王國的王室家族。
據日本史書記載，公元4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大和王朝出兵朝鮮半島，征服了所謂的“弁韓之地”，並設“任那府”進行統治，百濟由此成為日本的朝貢國。
《日本書紀》記載：百濟割讓“任那四縣”。
韓國不少學者表示，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在這裡，我們只能藉助其他史料做出儘可能合理的推斷——日本大和政權很可能在短期裡發動軍事攻勢取得過一些四分五裂的部落領地，這些領地大致位於朝鮮半島南部，也就是今天韓國慶尚南道一些地區。
關於朝鮮民族的起源，至今仍有多種不同的說法。
韓國官方採信“檀君古朝鮮”這樣的民族神話作為半島文明的濫觴。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朝鮮民族系由中國商周之交的中原移民與半島上的原住民融合而成，這一點在中國以及朝鮮文獻中都有反映，具體為“箕子朝鮮”。
據《史記》記載，殷商王族箕子在周武王伐紂後，帶著商代的禮儀和制度到了朝鮮半島北部，被那裡的人民推舉為國君，並得到周朝的承認，史稱“箕子朝鮮”。朝鮮的早期歷史文獻，如《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等，也都贊同這種說法，並肯定箕氏王朝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
朝鮮半島土著居民很可能源於阿爾泰人，他們在新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之間從亞歐大陸遷徙到半島後逐漸形成。
“箕子朝鮮”有可能已經具備了明顯的國家政體特徵，也有可能只是具有共同利益的部落聯盟。拋開具有爭議的具體歷史人物，可以認為在朝鮮半島上所出現的最早政體與中國文明有直接關係。
這個政治共同體在中國秦漢時期為燕人衛滿所滅，他依靠這裡的中原移民力量取代“箕氏朝鮮”，定都王險城（今平壤），史稱“衛氏朝鮮”。
西漢武帝在公元108年發兵滅亡衛氏朝鮮，在其舊地設樂浪、真番、臨屯、玄菟等漢四郡，將朝鮮半島北部收歸西漢政府郡縣體系之內直接管轄。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今天的大同江流域，漢朝實施了與中原地區完全相同的行政管理。
朝鮮半島上成熟的國家形態，至晚出現在公元2、3世紀前後，即半島南部百濟與新羅的出現，大體相當於魏晉南北朝時期。
百濟先後以慰禮城（今韓國首爾）、熊津城（今韓國公州）、泗沘城(今韓國扶余郡)為都城，領土大致在朝鮮半島西南部。
新羅首都為金城（今韓國慶州），最初領有朝鮮半島東南部，後統一朝鮮半島。
上述兩國最初領土分佈在朝鮮半島南部地區。在兩國之間，有幾個氏族部落成立的聯盟區域，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日本有著較為頻繁的接觸。而新羅也盯上了這一帶區域，對其不斷髮動軍事攻勢，為牽制日本，新羅也策動日本九州的部落反抗大和朝廷。
在中國中央政府控制力難以抵達的邊疆地區，出現了諸如新羅、百濟這樣的文明共同體，東亞不再只有中國一個國家擁有成熟的政治體制，對於大一統思想佔統治地位的中國最高統治者來說，如何處理對外關係成為新的戰略命題。
在中國第一帝國階段，漢朝皇帝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思想出發，不承認東亞存在與自己同等的國家，仍舊努力將所知世界納入王朝的直轄統治範圍。
公元372年，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國王遣使至中國東晉朝廷，雙方建立起正式的朝貢關係。晉文帝冊封百濟國王為鎮東將軍，並領樂浪太守，百濟作為中國的地方行政組織的特點還十分明顯。
南北朝時期，百濟與南朝、北朝都保持著朝貢關係，但與南朝的關係更為密切。稍後，新羅也開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貢。但由於新羅位於韓半島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羅與南北朝的交往相對較少。
公元594年，百濟、新羅開始向隋朝朝貢，日本也於公元600年向隋朝派遣使節。但是，直至隋唐時期，朝鮮半島上的新羅、百濟兩國與中國的這種持續性、制度性的政治聯繫與中日之間偶然性與間斷性的關係，有很大的差別。
漢王朝的崩潰，意味著中國與朝鮮半島結成的聯合體的破裂。朝鮮半島的局面也給中原各政權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如何處理與朝鮮半島的關係。
朝鮮半島與中原地區出自同一母體這一事實，使中原歷代政權都認為，朝鮮應該是中國的組成部分。可是這種觀念與現實的差距卻如此之遠。那麼，就需要一種新的體系，以便將朝鮮半島與中原聯結為一個整體，而最好的也是最容易的選擇顯然就是，滿足於朝鮮半島內政權對中原政權的名義上的臣服，而放任其處於實際上的獨立狀態。到了唐朝，“羈縻制”成為中央政府對邊遠地區管理的可行性方案。
應該說，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朝鮮半島最終建立起逐步獨立的民族國家，但其早期是從屬於中原王朝的，這種從屬性一直到唐朝，雖然有所減弱，但是本質未變。
“高句麗”作為一個地理名詞，首次出現在《漢書》中。在西漢時期，高句麗是隸屬於玄菟郡高句麗縣的一個部族，其最高官職名稱為“主簿”，與當時大漢王朝行政體制內的佐屬官員名稱一致。
發源於中國東北的高句麗地方政權，逐步統一了散落各處的部族政權，在向西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中央政府的壓制，於是轉而向朝鮮半島北部開拓，逐步將勢力滲透、擴張到原西漢中央政權在東北亞地區設置的“漢四郡”，其勢力逐漸取代了漢朝原來的郡縣體制，這也是朝鮮半島古國百濟屢次向南遷都的重要原因。在其步入國家形態之初，其性質仍舊是中國地方政權組織。
從南北朝至隋唐，歷代中央政府對高句麗的封號也都帶有地方行政機構長官的性質，依照古代政治體系考量，高句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是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
由於中國中央政權從未放棄過統一東北亞，高句麗的擴張，導致了其與漢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武力衝突。大漢朝廷的軍事壓力迫使高句麗遷都到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西面的丸都山）。隨後，高句麗主動配合剛剛成立的曹魏政權攻打遼東郡。曹魏攻下遼東後，高句麗終止了與曹魏的合作併發兵突襲遼東西部。公元244年曹魏反擊，摧毀丸都城。
七十年後，高句麗重建丸都城，並襲擊遼東、樂浪和玄菟諸郡。
正是由於高句麗進入朝鮮半島，使得這個原本與朝鮮半島歷史不相干的中國地方政權首次進入其歷史範疇。其標誌性歷史事件是公元427年高句麗遷都平壤。時值北魏政權的崛起，強大的北魏遏制了高句麗向西擴張的步伐。
隨著高句麗從東北地區進入並控制朝鮮半島北部大部分地區，它開始與朝鮮半島原有政權百濟與新羅處於頻繁軍事對峙時期，三國經常相互攻伐，公元551年，百濟和新羅聯合攻打高句麗。
公元594年，高句麗與百濟、新羅幾乎同時向隋朝朝貢，試圖從大陸政權那裡獲得合法地位，以期對對方形成政治優勢。
但在隋朝基本完成中國統一大業的598年，高句麗先發制人攻打遼西，引發第一次高句麗政權與隋政權之間的戰爭。隋文帝準備興兵問罪，高句麗王上表謝罪，自稱“遼東糞土臣元”，隋朝為此罷兵。
高句麗表面臣服，暗中仍四處聯絡反隋力量。當隋朝在突厥處發現高句麗的使臣後，開始意識到高句麗依舊沒有被馴服，於是發動大規模戰爭討伐高句麗。
用盡一切政治手段都未使高句麗真正臣服，隋王朝發動戰爭便成為必然，其性質是古代中國維護王朝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戰爭，而非國家間戰爭。
從隋文帝開始，隋朝共發動了四次針對高句麗的戰爭，其中有三次是在隋煬帝楊廣時代發動的。此間由於隋軍進展有限，高句麗主動表示臣服，並且隨著隋朝的覆滅，高句麗問題就暫時擱置了下來。
韓、朝人士遂稱這一歷史時期為半島“三國時代”。但此“三國”並無彼此認同感，與中國“魏、蜀、吳三國”是從統一王朝分裂而來、人民具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的情形完全不同。發源於中國東北境內的高句麗與朝鮮半島的新羅、百濟有著各自不同的形成史。如果說三者文化之間有某種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很大程度上也僅僅是：他們都接受了中原文化的薰陶。
在高句麗向南發展的同時，百濟與新羅也在進行著領土的爭奪。大唐太宗皇帝執政初期，中央政府立足未穩，執行“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無力也不願對高句麗這個東北政權用兵。
在摧毀了突厥的勢力後，大唐太宗將目光投向帝國東北隅，唐太宗帶領李世勣、李道宗和長孫無忌諸將率軍十萬親征高句麗。
太宗在親征之時對臣下言道：“遼東舊中國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師者，四喪律而還，殺中國良善不可勝數。今彼弒其主恃險驕盈，朕長夜思之而輟寢……將為中國復子弟之讎，為高麗討弒君之賊。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將對高句麗的征伐作為中國統一戰爭的最後部分的決心顯而易見。
645年，唐太宗衝破高句麗的防線準備攻打平壤，但在安市（今遼寧鞍山）受到有力抵抗，加上寒冬天氣以及薛延陀入侵唐朝，唐軍被迫返回。
消滅薛延陀之後，太宗皇帝開始集結陸海部隊準備在649年再一次大規模進攻高句麗，直到太宗去世前，唐朝一直在組建海軍以備大舉討伐高句麗。儘管終其一生太宗也未將高句麗征服，但收復了今天遼寧一帶很多在南北朝時期被高句麗割據的土地，為此後唐朝徹底征服朝鮮打下了基礎。
大唐高宗皇帝即位之後，由於西北局勢一時吃緊，也沒有立即大規模征討高句麗。
日本此後出兵朝鮮半島，不僅僅與百濟有關，也有高句麗因素。日本大和朝廷害怕，一旦高句麗被順利平定，中國在東北亞的優勢地位將更加穩固，自身的比較劣勢也就更加明顯。
公元7世紀初的朝鮮半島，一方面，高句麗的勢力範圍擴張到朝鮮半島之後，它的戰略目的就是要擠壓甚至打敗百濟、新羅；這就使得百濟、新羅在相互攻伐的同時，還要對抗高句麗的擴張。
同時期的中國是大一統局面下的隋、唐兩朝，並且兩朝都東征高句麗試圖重新統一遼東故土。
而日本想在朝鮮半島擁有自己的一片土地，這樣一來，不僅擴大了大和朝廷的領土範圍，而且可以改變依賴半島間接與中國發生聯繫的現實，達到直接與中國進行聯繫和交往的目的。
中國隋唐之際的日本，在謀求與中華帝國建立對等的外交關係的同時，也顯示了島國擴張領土的野心。
史載：
391年，大和國軍渡海攻打新羅；
399年，百濟、大和聯合攻新羅“倭人滿其國境，潰破城池，以奴客為民”；
404年，“倭不軌，侵入帶方界”。
而百濟與新羅因領土糾紛素有世仇。
公元627年（唐貞觀元年），唐太宗借三國使者赴唐朝朝貢之機，分贈三國國王以璽書，從中斡旋。在給百濟王的璽書中這樣說道：“朕已對王侄及高句麗、奚落使人俱赦通知，鹹許緝睦。王必須往彼前怨，識朕本懷，功篤鄰情，即停兵革。”
對於太宗皇帝的調解，百濟與高句麗佯稱順從，實際上並未停止對新羅繼續用兵。
就在大唐太宗用兵高句麗前後，百濟再一次入侵新羅。公元642年（唐貞觀十六年），有“海東曾子”之稱的百濟國王扶余義慈聯合高句麗再次進攻新羅，奪其城四十餘座。後來又奪取了新羅戰略要地棠項城，從此阻絕了新羅向唐朝進貢的陸地通道。
新羅向大唐朝廷告急。
但此時的唐太宗正進行西北戰事，面對新羅的求救，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帶著勸和詔書前往百濟進行口頭警告。
唐太宗東征高句麗之時，百濟又乘機攻佔新羅十幾座城池，並且不再向大唐進貢。直到大唐高宗即位之後，百濟才又重新開始向唐朝派遣使節覲見，再次表示臣服。而唐朝對百濟飄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已不再信任。
唐高宗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能與其父太宗相提並論，但這位看似文弱的帝王，在發給百濟國王的詔書中毫不保留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姿態，他要求百濟國王立即停止對新羅的軍事行動，並立即把原新羅國土歸還該國：“如百濟國王決意對新羅繼續採取軍事攻勢，朕將派遣包括契丹籍士兵在內的聯合部隊，經由遼地深入百濟。對於事件後果百濟王可先行自酌，以免後悔！”（“任王決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後悔！”）
接下來的事態發展證明，百濟王廷上下對大唐的國家實力和戰略意志評估發生了嚴重差錯，他們認為高宗時代的唐朝雖然已基本完成王朝初級階段建設，處於國力上升階段，但仍沒有擺脫被動處境，認定這個龐大帝國在可以看到的將來仍會繼續韜光養晦隱忍下去。並且百濟繼續用傳統眼光衡量本國處境，因為從地理上來看，百濟與唐朝陸路不通，兩者之間隔著唐朝一直沒有平定的高句麗割據政權，而於海路而言，兩國隔海相望，今天的黃海對於7世紀的人類來說是一道難以從容逾越的天然軍事屏障。百濟王廷沒有認真對待唐朝的警告，依然故我。
公元655年，即大唐高宗永徽六年，百濟與高句麗再次達成戰爭默契，從西、北兩個方向夾攻新羅。
新羅局勢再次緊張，立即向大唐中央政權告急。
唐朝這次放棄單純的口頭警告措施，立即做出實質性應對。高宗派出“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句麗”，試圖從陸上減輕新羅的軍事壓力。
唐軍兵力不多，以致高句麗低估唐朝戰爭決心，“見其兵少，開門渡貴端水逆戰”。在這場戰鬥中，驕傲輕敵的高句麗軍隊被唐軍“大破之，殺獲千餘人”。
但對於唐朝來說，由於所派兵力不足，沒有達到預期的戰略意圖，新羅危機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高句麗軍隊對唐軍的輕視，基於它認識到唐朝戰略重點還在西北方向。
公元660年，即大唐高宗顯慶五年，唐朝在西北的軍事壓力緩和下來。這年正月初二，蘇定方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亂凱旋，唐高宗在乾陽殿召見。
3月，百濟繼續以高句麗為屏障，多次發動對新羅的壓倒性戰事。新羅王金春秋無計可施，只得通過多種渠道再次向唐朝中央政府派來求救信使。
3月12日，唐高宗決定集結重兵一舉改變長年不穩的東北局勢，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左驍衛將軍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貴、左驍衛將軍龐孝公，統兵十三萬，以來徵。兼以新羅王金春秋為嵎夷道行軍總管，將其國兵與之合勢。蘇定方引軍自城山濟海，至國西德物島。新羅王遣將軍金庾信，領精兵五萬以赴之。”
由於在此前數十年，唐朝的戰略重心一直未能轉移至東北亞地區，而新羅憑一國之力，應對高句麗、百濟以及日本三國壓力，苦撐局面，大多數時間處於被動挨打地位，已淪喪大片國土。在公元660年的這次戰爭中，唐朝派出十三萬大軍援助之時，戰場前沿已在百濟、新羅兩國間犬牙交錯。大唐高宗認為有將百濟、新羅整合為一個統一戰區的必要。
在這次軍事安排中，百濟國國王金春秋負責集結、整合本地武裝，在軍階上稍低“行軍大總管”蘇定方，是為“行軍總管”，蘇定方與金春秋實為百濟戰區總司令與副總司令。
此前，在高句麗與百濟混戰時代，由於高句麗對百濟形成巨大軍事壓力，百濟首都步步南遷，先從慰城遷都熊津城，後繼續南遷至泗沘城。泗沘、熊津兩城變為百濟國的東、西二都。泗沘這座“最後的都城”依山而建，地勢險峻，下臨白江滔滔天險，城內約有人口“萬家”。
公元660年（唐高宗顯慶五年）5月，新羅王金春秋親自率兵出京城（今韓國慶州），6月到達今天的仁川以東數十公里的地方，一待唐軍自山東半島發兵登陸朝鮮半島，戰機成熟，兩軍將發動聯合軍事行動，一舉挫敗百濟。
蘇定方率部在6月下旬，到今天的仁川附近，與新羅太子金法敏約定：唐朝中央軍由海路，新羅地方軍由陸路，於7月10日在百濟南部會合，圍攻百濟王都泗沘城。
面對十八萬唐羅聯兵，慌亂之中的百濟王廷組織力量在白江口處和沉峴（今韓國大田市西南）以步兵阻擊。
唐軍方面，蘇定方部分屬兩支部隊，順利擊潰前來阻擊的百濟先頭阻擊部隊，直撲泗沘，並於距泗沘城數十里的地方與百濟國主力部隊展開角逐，唐軍大破敵陣。由於新羅軍一度受阻，唐羅軍隊會師時間比預定時間晚了兩天，蘇定方大怒。但這一歷史小細節並沒有影響整個戰爭進程，唐羅聯軍集合之後，開始部署陣地合圍泗沘。
第二天，即7月13日，曾經從新羅手中奪取洛東江以西大片領土的百濟國王扶余義慈棄都乘夜遁走，逃奔至另一重要城市熊津城。留在泗沘城中的王子扶余泰趁機自封為王。
太子隆之子扶余文思尚在城內，他害怕扶余泰對自己下毒手，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率先縋城向唐軍投降。四圍重兵壓城，扶余文思的投誠行為瞬間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又有百濟方面多名軍政要員出城請降。
唐羅聯軍總司令蘇定方不僅是一名盛世悍將，且足智多謀，他通過凌厲有效的政治攻勢，成功策動城內士兵，城中尚未有唐軍一兵一卒，城頭卻出現了一面隨風飄揚的大唐旗幟。
以扶余泰為核心的城內頑抗力量的意志被徹底瓦解，泗沘城門洞開，扶余泰率領百官請降，泗沘城陷落。首都失陷，百濟在名義上已經亡國。
7月18日，百濟國王扶余義慈率太子扶余隆及熊津方面部隊自熊津城請降，之後百濟各地的軍政首腦順應國王意志，紛紛向唐朝臣服，並主動向進駐泗沘的唐軍送糧送款。
百濟大局已定。
在百濟王族出降之時，受其蹂躪多年的新羅軍長吐一口百年怨氣。新羅太子金法敏更是報了揹負了二十年的國恥家仇，他責令百濟太子扶余隆跪於自己的戰馬之前，並且厲聲唾罵：“曏者汝父枉殺我妹，埋之獄中，使我二十年間，痛心疾首，今日汝命在吾手中！”
作為亡國太子的扶余隆，“伏地無言”。
自3月10日高宗皇帝下發遠征百濟詔書，至8月12日平定捷報抵大唐京城，前後共計五個月時間，割據海東近五百年的朝鮮古國百濟在須彌間灰飛煙滅。
在蘇定方奉詔討伐百濟的半年前，即公元659（唐顯慶四年）閏10月，大唐高宗從長安出發抵達東都洛陽。
潤10月29日，以津守吉祥連為首的日本遣唐使團抵達洛陽，大唐高宗在這裡接見了他們。
這一時期，日本已經接受中國“中央王朝”的意識形態，“蝦夷”這樣的稱呼很明顯是來源於中國“蠻夷”的說法。
公元659年秋天，石布連、吉祥連率領的兩艘船隻，奉命出使大唐。一行人從日本難波三津浦出發，經過兩個多月的海上顛簸，漂流到朝鮮半島南部海域的小島上。第二天黎明時分，兩船先後尾隨出海。第三天，夕陽西下，看似平靜的海面突起狂風，石布連的船漂到一個小島上，島上的土著人趁勢擄掠，大使以下多人遇害，僅有五人趁隙乘土著人的船隻得以逃脫，一路奔命來到大唐境內的括州。政府官員負責將他們送到了洛陽。
兩船失散之後，吉祥連的船隻在一天半夜才行到大唐越州會稽縣須岸山，但是又遇到強勁的東北風，因而不能靠岸。輾轉七天之後，才得以在浙江餘姚下錨。他們把所乘的大船留在餘姚。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在各地驛站的協助下也來到東都洛陽。
當時高宗皇帝在東都洛陽對日本一行人進行了接見。日本使者特別以兩名蝦夷人示唐天子，蝦夷人全身紋身，男人須長四尺，並且當場進行了射箭表演，且射無不中；另將一張白鹿皮、三張弓、八十支箭進獻給高宗。高宗對他們的奇特裝束很感興趣，特別對他們的情況作了詢問。
高宗問道：“蝦夷在什麼地方？”
使人答道：“在我國東北方。”
“蝦夷人有幾種？”
“分為三種，最偏遠者，我們稱其為‘都加留’，再近一些的，稱其為‘粗蝦夷’，最近的叫‘熟蝦夷’。今天陛下見到的屬‘熟蝦夷’，他們每年都會入貢敝國朝廷。”
“蝦夷人種植糧食嗎？”
“沒有，他們靠吃肉存活。”
“蝦夷人建造屋舍嗎？”
“也沒有。他們深居山林，以樹洞巖穴為家。”
除此之外,日本國內問題並沒有引起高宗皇帝過多的關注。
短暫的初次召見結束後，高宗下令使者暫回舍館，“爾等遠道而來，先在館舍住下，擇日再見。”
高宗皇帝顯然也沒有更多留意蝦夷人。但日本使者帶上蝦夷人一起覲見高宗，是有他們的政治考慮的。幾乎與此同時，日本大和軍在阿倍比羅夫將軍的率領下，正對該國北部進行征討。使者是想告訴大唐皇帝，日本也已經是大一統的國家了。
隨後，包括日本在內的諸國使節一起參加了高宗皇帝親臨的冬至宴會。宴後高宗皇帝下發敕旨：“國家，來年必有海東之政。汝等倭客，不得東歸！”
“海東之政”表明高宗皇帝已打算接受新羅的請求，對百濟進行武力打擊。日本遣唐使遂被軟禁在西都長安。
就在日本使者在洛陽城逗留的時候，剛討伐完突厥的大唐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接受了新的軍事任務，以使持節神丘、嵎夷、馬韓、熊津等一十四道大總管的身份統水陸大軍十三萬，會同五萬新羅兵，共同討伐百濟。
再往前數年，即公元653年，日本曾派出一支使團，這支遣唐使團以包括日本貴族子弟等人在內的留學生或學問僧組成。在那次召見中，唐高宗曾向日本使者下達詔書，要求日本發兵援助受到百濟軍事壓制的新羅。
唐朝政府之所以會向日本發出這樣的命令，大概是基於唐朝判斷高向玄理、南淵清安以及僧旻在內的一批在隋朝有過生活經歷的人在大和朝廷有一定的影響力，誤判了當時的日本政府會執行親唐政策。
事實上，當時掌握日本最高權力的中大兄王子一直主張與百濟結盟，而作為他的重要謀臣之一的中臣鐮足很可能在這一點上與他是有分歧的，在這批遣唐使中就有中臣鐮足的長子定惠和尚。
僧旻在公元659年去世，高向玄理則於此前的公元654年於大唐去世。
這一系列事件意味著日本在對唐關係上可能開始有疏遠的跡象。
而高宗皇帝很顯然已經掌握了日本的最新動向，才下詔對這批新近使團採取軟禁措施，以免戰時出現情報疏漏。
作為一個沒有完全被平定的強大地方割據政權，高句麗似乎應該在百濟戰事期間有所動作，以牽制唐朝中央政府，但它在戰時並沒有對百濟進行有效的協助。
大唐帝國在征討百濟的前一年，即公元659年（唐顯慶四年）年底，已經對高句麗進行了一輪軍事打擊，大唐鐵勒籍將領契苾何力率薛仁貴等名將在橫山(今遼陽附近)擊敗高句麗。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唐軍攻勢凌厲。
結合大唐高宗對來到洛陽的日本使者所做出的“來年必有海東之政”“汝等倭客，不得東歸”的決定，可知征討百濟拯救新羅對於唐朝來說是一次籌備已久的軍事計劃，而東征高句麗則是一次軍事警告。事實證明，高句麗在西面受到了強有力的軍事壓制，陷入軍事被動，自顧不暇，已經沒有餘力對百濟進行軍事援助。
史料記載，大唐出兵百濟之際，日本大和朝廷接見了高句麗一支多達百名成員的使團，並與之進行了緊急磋商。這支使團直到百濟戰爭接近尾聲才離開日本。
由此可見，日本的最終出兵，與高句麗的居中斡旋、慫恿也不無關係。
當時的日本大和朝廷沒有立即派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日本大和朝廷正在本國東北方向與蝦夷人作戰，而它派往唐朝的使者已被高宗皇帝果斷扣留。大唐朝廷已經清醒認識到，使團作為一種合法的情報蒐集機構，很可能會對唐軍推動百濟戰事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高句麗與日本之間隔有新羅、百濟，日本沒有任何藉口以陸上途徑出兵協助高句麗。
但日本的出兵意志也已露出端倪，甚至已經開始秘密趕造運兵船隻。
平定百濟的捷報很快傳至洛陽城，大唐高宗及帝國上下對蘇定方的戰績感到由衷欣慰。
8月，高宗皇帝下詔，“賜天下大酺三日”，以示慶賀，並於中秋之日命人撰寫《大唐平百濟國碑銘》。
中秋，對於中國人來說意義非常，對於唐朝人來說更是良辰吉日。大唐高祖年間，李靖將軍征討匈奴得勝，即於中秋節凱旋長安城。
為解決百濟戰後事宜，高宗皇帝再下詔，將百濟原五部三十七郡改設為熊津（今韓國忠清南道公州）、馬韓（今韓國全羅北道益山）、東明（今韓國忠清南道扶余郡）、德安（今韓國忠清南道論山市恩津面）、金漣（不詳）五個都督府。
熊津都督府下轄熊津、東明、帶方等八州，治所在熊津州。後來又將五個都督府全部合併為熊津都督府。從此，百濟作為一個國家已經在法理和事實上徹底成為歷史的煙塵，其領土終於劃入大唐版圖。
與此同時，王文度被任命為熊津都督，全權負責原百濟地方的軍政事務，撫納百濟殘黨，並招募平定高句麗的奇才良策。
9月，蘇定方將軍從朝鮮半島經由海路而後陸路回到東都洛陽。
原百濟王扶余義慈、王妃恩古、太子扶余隆、王子扶余泰在內的十三名王族成員，七百餘名原百濟高官、將領，以及大約一萬兩千餘名原百濟上層人士，也被帶回大唐。
數年之前，百濟一意孤行，與高句麗合作，攻佔新羅大片領土，對百濟王室來說，唐高宗那句“任王決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後悔！”猶在耳旁。
高宗皇帝對百濟王室進行了一番象徵性訓斥之後，進行特赦，並給予高規格的政治禮遇，這批包括王室成員在內的百濟籍人士從此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內。
不久之後，扶余義慈去世，高宗皇帝特別下詔賜其為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並特許其舊臣送喪赴哭。扶余義慈被葬在大唐名將秦叔寶墓旁，唐朝人為其樹碑立傳。
百濟王扶余慈投降唐朝之後，百濟舊地先後出現幾支反叛力量, 他們退守到南部南岑、真峴（今韓國大田市附近）等城，或與唐羅聯軍形成靜態對峙局面，或頻繁進行小股騷擾。
叛軍中的一支是以原百濟將領黑齒常之為首的兵民合體勢力。黑齒常之在戰前的職位相當於唐朝的地方刺史，戰後初期，黑齒常之率領部眾向蘇定方投降，他甚至前往泗沘向唐羅聯軍送款。
本來黑齒常之所部是一支不該出現的反叛隊伍，但是蘇定方的個人錯誤鑄成了悲劇。
蘇定方作為一員攻城將領是優秀的，他戎馬一生，馳騁疆場數十年，從大唐西域到東北亞轉戰數千裡，可謂攻必克戰必勝，但卻缺乏長遠的政治眼光，犯了一個人類中世紀的將軍常犯但是作為唐朝名將不該犯的錯誤——在已經取得勝利之後縱容部分兵士劫掠。
黑齒常之在懼怕之餘，利用當地反對民意，率領十餘名親信遁歸本部，糾結亡散，形成了以任存山區為基地的軍事堡壘。他們通過結柵以自固的方法，擁兵自保，不僅得以據守，而且在旬月之間收留原百濟殘眾三萬餘人。
8月26日，蘇定方遣兵攻伐，因任存山地勢險要，唐羅聯軍沒有取得實質性的軍事進展。
從黑齒常之戰後初期的投誠行為來看，他並沒有太強的反叛野心；從他此後的軍事動作來看，他把最大的精力用在鞏固任存山，以求自保，並沒有加入進攻唐軍的行列。可以說，黑齒常之所部是一支處於觀望態勢的兵民雜糅力量。
另外一支重要的反叛力量則以任存山城為據點，其領軍人物為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
王文度去世稍前，即公元661年（唐龍朔元年）3月，僧人道琛自稱領軍將軍，鬼室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誘各地叛軍，勢力迅速擴張。這股勢力進一步佔據了周留城（今忠清南道境內），並在泗沘城南嶺豎起四五道大柵，試圖圍困泗沘城裡的唐羅守軍。
他們派人來到劉仁軌將軍的大營，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我們聽聞大唐與新羅盟誓，百濟無問老少，一切殺之，然後以我國土地交付新羅。與其靜等受死，不如戰死，所以我們才聚結固守！”
新羅與百濟素有世仇，在唐軍出兵干涉之前，百濟侵新羅土地，殺其宗族，沒少欺負人家，所以現在百濟殘餘勢力害怕新羅報復，這一點應該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於所謂的“以百濟付新羅”，唐朝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打算有這樣的戰略交易，唐朝中央政府已經將百濟舊地設置成直轄行政區域。所謂的“百濟無問老少，一切殺之”，更是一種誣陷式的風傳，姑且不論百濟故地與歷史上的大陸中央王朝有長久的隸屬關係、百濟舊民有不少的中原血統，“一切殺之”這樣的猜疑，也是與唐朝中央政府一貫的“戰爭法”相違背的。
唐朝中央政府已有將百濟作為完全的直屬領土經營的計劃，對百濟居民的安置，也已經被大唐政府列為戰後重建工作的重要項目之一。這項工作將由劉仁軌將軍完成。
很明顯，這一支叛軍試圖先發制人，在道義上置唐軍於被動。在百濟王室已經昭告天下服從唐朝的前提下，這些殘餘勢力要想再有所作為，在政治上十分被動。
劉仁軌將軍對於傳言非常重視，親自修書，具陳禍福，並遣使者曉諭叛軍。
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很清楚自己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他們真正想做的就是形成氣候之後自立為王。該方面叛軍自恃地勢險要，拒絕接待劉仁軌的遣使，將其擱置在軍事基地外圍的館舍之內，並且傳話道：“使人官職小，而我是一國大將”，最終以“不答書”的方式將使者遣回。
劉仁軌整頓所率唐軍，果斷對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所部展開凌厲攻勢。戰事進展順利，唐軍迫使對方大撤退，在慌亂的逃亡中，百濟敗軍發生嚴重踩踏，墜河淹死者達上萬眾。百濟叛軍不得不放棄對泗沘城的合圍，退縮至任存城。
新羅方面則按照唐高宗詔書計劃，以金品日、金文忠、金義服、金文品、金義光五軍，從百濟南部進發北上支援劉仁軌。金品日所部新羅部隊在百濟南方遭到鬼室福信伏擊，被迫撤離，損失大量輜重。
從單純的戰事輸贏角度來看，泗沘戰事失利之後，僧人道琛與鬼室福信本該及時整合戰略資源，維持局面，伺機待進，但戰場上的失敗進一步刺激了僧人道琛與鬼室福信的權力鬥爭。
高句麗則不顧警告和威懾，發重兵進攻新羅北部，試圖牽制百濟戰區的唐軍，時值6月。戰事開始後，巨大隕石從天而降，墜落高句麗陣營，接著雷雨交加。高句麗統軍將領惱音信、生偕等以為新羅有神人相助，只得狼狽撤軍。新羅就這麼十分僥倖地堅守住了北鄙。
由於唐軍遠征軍主力已經撤回大陸，百濟叛軍實際控制了熊津江南段至白江流域的水路，唐軍的有效活動半徑被限制在泗沘、熊津等北方地域。而泗沘城又遭到合圍，與熊津等軍政要地的聯繫岌岌可危。
在朝鮮半島上，新羅軍除在戰場上配合作戰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擔負唐軍的後勤補給工作。泗沘城被圍後，唐朝劉仁願將軍所部和新羅守軍的補給不足。外圍的新羅軍攻擊泗沘南側軍柵，斬殺百濟叛軍一千五百餘人，方打通泗沘城的糧道。
百濟戰區的重要性遠不止於此，它直接影響唐朝在高句麗戰區的未來走向。
公元661年（唐顯慶六年）5月2日，大唐高宗以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大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大總管、任雅相為浿江道大總管，以三組集團軍為主力正式發動旨在滅亡高句麗割據政權的大規模戰爭。
高句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百濟戰區在此時不僅成為重要的補給路線，而且是否穩定，對高句麗戰區影響甚大。
8月11日，蘇定方在浿江（今大同江）大敗高句麗軍，開始對其都城平壤進行圍攻。
與此同時，唐朝劉仁願部和新羅軍隊則被鬼室福信叛軍阻擋在在甕山城（今韓國忠清南道境內），無法按期抵達高句麗對蘇定方部進行軍事支援。
此時百濟戰區敵我雙方的實際作戰力量基本持平，如果一方力量發生變化，百濟走向乃至整個半島的走向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6月，新羅國王金春秋去世，諡號“武烈王”，廟號“太宗”，太子金法敏繼承大統，也就是歷史上的新羅國高宗文武王。
金法敏即位之後，按照唐朝高宗皇帝的旨意，調遣新羅軍與劉仁願部會合進攻高句麗。新羅方面軍與劉仁願所部唐軍在今天的韓國京畿道利川市會師。一週之後，即7月24日，日本齊明天皇在朝倉宮去世，中大兄“素服稱制”，是為天智天皇。
9月，天智天皇在日本長津宮授予流亡日本的舊百濟王子扶余豐“織冠”階，並將一名日本貴族女子許配與他，正式冊立扶余豐為“百濟王”。同時下詔命令日軍五千餘人、乘船一百七十艘，護送扶余豐回到百濟舊地。日本正式出兵百濟。
這也是日本第一批派遣軍。決心參戰的大和朝廷傾其國力，支援事實上已經不存在的百濟國大批戰爭物資——十萬支矢、五百斤絲、一千斤棉、一千端布、一千張韋、三千鬥稻種。
而在此之前的658年（日本齊明天皇四年）4月，由阿倍比羅夫將軍率艦船一百八十餘艘向今秋田、能代附近進攻，後又推進到渡島附近（日本北海道東南端）。第二年3月，進攻檜山，佔領大片土地，同時設立地方政府、建立軍事基地，以備迎擊蝦夷勢力的反攻。這場戰爭使得大和政權擁有了北海道的大部分地區。到這一時期，阿倍家族已經有七十年經略北部邊境的歷史，而阿倍比羅夫也是當時日本著名的水軍大將和外交名士。
多年後的甲午戰爭
唐羅聯軍征討百濟，是在公元660年，彼時日本大化革新已進行了十五年，雖然改革尚不完善，但整個國家的發展已經進入了良性循環。尤其在掃蕩蝦夷的戰事成功之後，大和朝廷大體上完成了本島統一，國勢開始出現強盛趨勢，國力處於上升期。
唐羅聯軍與百濟之戰的消息傳到大和朝廷，已是戰爭發生後數十天的事了，與百濟關係向來密切的日本之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給出反應，是因為唐羅聯軍的閃擊戰策略收到奇效，而派往唐朝的使團被唐朝軟禁，這些遣唐使在9月12日被釋放之前一直被看押，根本無法獲取外界消息，更不要說向日本傳回戰時情報。
百濟叛軍向日本求救之時，恰逢阿倍比羅夫征討蝦夷凱旋。日本再一次燃起了重歸半島的野心，加以本國軍隊經過多年戰爭歷練、士氣正盛。但是大和朝廷心裡很清楚，東北戰爭的對象只是蝦夷部落的烏合之眾，而如果要出兵朝鮮半島，它真正的對手並不是新羅，而是本國推行改革的效仿對象——大唐帝國，是日本數百年來一直仰慕的大陸王朝。
對於這一切，大和政權統治者不可能不做一番仔細考量。
與此同時，大和朝廷也確實有與大唐帝國一決高下的強烈慾望。
百濟的覆滅對日本大和朝廷來說，也是極其重大的損失，這意味著它失去了一個盟國。如果聽任百濟亡國，日本在半島上的利益將被徹底清除。
再者，日本實施大化改新以來，國內矛盾迭出，朝堂之上以及背地裡的權力鬥爭從未消停過。在改革過程中利益受挫的舊豪族明目張膽抗拒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員之間也是關係微妙，對領導權你爭我奪。以中大兄皇子為首的改革派雖然有能力對政治異己實施鐵腕，但是他仍舊時時受到有形或無形的掣肘，他對已經在手的權力仍舊沒有安全感。
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迎回原百濟王子扶余豐，試圖在政治上進一步為自己增加砝碼。
在此後大半年的時間裡，扶余豐在日軍的護送下，先後三次往返於半島與日本，在日本大和朝廷的主導下，策劃所謂的“復國大業”。
但扶余豐的回國並未平息百濟殘餘勢力內部的權力鬥爭。鬼室福信除掉僧人道琛之後，挾持著扶余豐，繼續對唐軍圍攻。
甲午戰爭時期的軍艦
(一) 歷史認識問題
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那段不光彩歷史，日本始終有一部分人不願也不敢正視。甚至有人公然為侵略歷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們的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傷害了中國人民以及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也嚴重影響了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僅在90年代以來，日本一部分人在這一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就足以令人義憤填膺。70年前，侵華日軍在我國南京市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慘案，慘無人道地殺害了30多萬無辜的中國人民。對這一鐵的事實，日本環境廳長官櫻井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並非想發動侵略戰爭而進行了過去那場戰爭。”他還說：“與其說侵略戰爭，毋寧說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託它的福從歐洲的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不應當只認為日本壞”。這種顛倒黑白的詭辯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試問：既然日本不想發動侵略戰爭，為何要向國外派遣幾百萬軍隊?日本侵略軍僅在南京一地就屠殺了30萬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難道這就是日本給中國帶來的“福”嗎?難道中國人民還要因此而感謝日本嗎?
甲午英雄鄧世昌
（二) 臺灣問題
從歷史上看，日本曾通過武力吞併臺灣並進行了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1972年中日兩國簽署《中日聯合聲明》時，日本政府就明確承認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還承諾與臺灣只保持民間往來。然而，多年來中日兩國由臺灣問題引起的摩擦也時有出現。1997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國簽署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當時日本報紙指出：“新指針肯定是針對臺灣海峽制定的”，“屆時在軍事上不可能不具體設想包括臺灣海峽危機”。還說，一旦今後臺灣海峽有事，日本有“必須支援美國的義務”。日本還有人認為，周邊地區的範圍“到馬六甲海峽為止”，“朝鮮半島、中國、臺灣及其以遠地區均被納入視野”，這表明，日本力圖介入臺灣問題和南沙諸島的爭端。眾所周知，臺灣及南沙諸島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地把臺灣海峽列入日美安全合作範圍，都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和干涉，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決不能接受的。
(三) 釣魚島問題
在釣魚島的歸屬這一問題上，中日兩國存在分歧。但從大局出發，20年前締結和平友好條約時，兩國領導人都同意將這一問題留待以後解決。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副總理在同福田首相會談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日本記者提問時說：“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的後代會比我們更聰明，將來總能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來解決。”但多年來，日本時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釣魚島問題上進行挑釁。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成員一行7人乘船登上釣魚島，並在島上設置燈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國會議員西村真悟在沖繩縣一名議員及兩名攝影師的陪同下登上釣魚島。5月7日日本政府決定，如果外國人無視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釣魚島，將被認為是非法入境，日本將用武力予以驅逐。
以上三個問題是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主要問題。除此之外，還有經貿摩擦問題、經援政治化問題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中日關係向更高層次發展。要解決好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認真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真正放棄否認和歪曲歷史的企圖，為中日關係的發展掃清障礙。
21世紀中日關係展望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彼此間有著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這一趨勢將進一步發展。友好相處，合作雙贏，是符合中日兩國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繼續本著“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的精神，實現中日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對中日兩國都具有重要意義。
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展望21世紀的中日關係，兩國間的經濟合作將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在經濟因素變得越來越重要的21世紀，發展中日兩國的經貿關係對全面加深兩國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在貿易方面日本期待著進一步降低或取消關稅。近年來中國已在這方面採取了一些措施。據報道，從92年到97年，中國先後7次降低關稅。現在的關稅已平均降到了17%，與發展中國家基本持平。相信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進展，這方面還會有較大的改進。另一方面，中國也希望日本減少對進口中國紡織品份額的限制，使兩國貿易保持平衡。在投資方面，日本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 金融 、流通、通訊等服務領域;中國則希望日方多向 交通 、能源、環保等領域投資。
目前 ，雙方在這些問題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發展中日經貿關係是由兩國的根本利益所決定的，相信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將逐步消除，合作會進一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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