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執政的歷史上，或許還沒有一位省市區部級幹部是以這種方式去履職的：從京城出發，上午抵達到任的目的地，下午一個人獨自趕到財政局，跟局長面對面地坐著“翻”財政賬，且越翻臉色越鐵青……
生氣是肯定的，因為即將接任一個1200多萬人口的中國第一大城市市長的“手頭”的財政收入，不是在往上升，而是每年在往下降：1985年為181億元，1986年少了5億元，1987年又比1986年少了11億元……
“今年看樣子還會降。”財政局長說。
“你估計降到多少？”到任的這個人問。
“……差不多150億元左右。”新到任的這個人的臉色一下凝重起來，坐在凳上好幾分鐘沒起來。這一天的日曆是：1988年2月6日。
我們知道這個人是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工作的時間也不長，但給上海留下的形跡異常深刻，尤其是在浦東許多地方，今天的人們議論起某一條道、某一棟樓、某一個項目時，人們都會提起他。這便是朱鎔基。
1988年4月30日，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新當選的上海市市長朱鎔基舉行第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
我看到2001年7月23日《華聲報》有篇報道中寫到朱鎔基在修建一條叫“浦東南路”時的“個性”風格——
1988年初，位於浦東的浦東南路已經開修一年，但“破膛開肚”了一半的馬路一直沒有封起來，公交車只好走另一半。這種狀況竟維持了一年無人過問。老百姓稱“晴天是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朱鎔基當時剛到上海，不知細情。一日到浦東視察，始知這條路的糟糕狀況，回去馬上通知辦公廳上午10點開會。
朱鎔基上任不久，很多人尚不瞭解他，好幾個局長按以前的慣例姍姍來遲。
10點過後，進來一個局長，剛要坐下，朱鎔基立刻說，“你過來，不要坐。到臺上來給我們大家說說為什麼遲到。”局長解釋剛才才忙完一個會議趕過來的。朱鎔基便說：“你忙，有我忙嗎？你一個人遲到兩分鐘，我們這麼多人加起來，有多少分鐘？”後來者一見形勢不妙都不敢邁步進去。
過去，許多會議通常在“彙報工作”上花很多工夫，會開完了行動起來卻未必迅速。而在這次關於“浦東南路”的會上，朱鎔基上來就問電力局局長：“你們什麼時候能把電線杆子埋下去？”電力局長回答：“關鍵問題是做電線杆子的木頭還在江西，電線杆上的瓷瓶只有景德鎮有。景德鎮現在對我們進行控制，買不到。”
朱鎔基當下拍板，決定用10輛桑塔納去換木頭和瓷瓶。而桑塔納在當時還是緊俏商品。接著朱鎔基又問：“如果我把木頭、瓷瓶給你解決了，你什麼時候能埋下去？”電力局長拍拍胸脯：“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了，一定按時完成任務。”
“我要具體時間，你不要給我開空頭支票。”
“年底。”
“不行，提前一個月。”稍後，繼續，“局長同志，我看你還是拿點魄力出來吧，乾脆向國慶獻禮。”
電力局長同意了，於是朱鎔基拍板：“一言為定，我到時來驗收，幹好了給你慶功！”
任務一個個落實下去了，最後到了市政局，朱鎔基對他們火氣特別大：“你們市政局就會挖馬路，把浦東像開拉鍊一樣開膛破肚，你們把我的浦東拉開了，聽說你們還想挖我的淮海路。”他不容分說要在國慶節通車，市政局表示“試通車”。
“什麼試通車？我不要這種虛的東西，我要實實在在的。你們這裡的活沒有幹完，又去挖別處的。你們這裡拿慶功獎，那裡拿開工獎。如果你能在國慶前通車，工資晉升兩級。如果你感到幹不了，現在就可以引咎辭職。”
一個會議讓各局長們不再敢掉以輕心，紛紛派出各部門的精兵強將，挑燈夜戰。朱鎔基從北京開完會回上海，出了虹橋機場，就直奔浦東南路。
浦東南路終於在1989年9月27日完工。
在浦東，像“浦東南路”這樣的大道和比這樣的大道還要寬得多的路有多少條？
浦東人告訴我：至少有幾十條吧。
一條路讓市長、後來市長書記一肩挑的朱鎔基費這麼大的勁，那浦東的樓有多少座？不算那些十層以下的小樓——至少有上千棟吧！浦東人又告訴我。
除了大路和大樓，浦東還有一百多萬人、幾千個引進的項目和幾百家“世界500強”企業，市長朱鎔基得花多少口舌？他的臉不板著、不時常鐵青、不怒髮衝冠才怪！當然，不少時候他也笑容滿面。
表情多的人，感情豐富，豁達露相。有表情的領導者通常不拐彎抹角，魄力與魅力並存。
朱鎔基屬於這種充滿表情和個性的人，他的這種表情和個性成就了他的人生輝煌，也同時照亮了一個城市和一個國家的光芒。全國人民是在他當總理後瞭解他的，而上海人則在他當市長的時候就刮目相看、知之又知之了。
上海人都知道，中央對朱鎔基的任命是1987年底，他正式到上海報到的時間是次年2月。開始中央對他的任命是“市委副書記”。明白人都知道：他來上海的真正職務是市長，因為市長需要人大會議通過，所以通常有幾個月的“代”職，而朱鎔基剛到上海時並沒有“代”。恰巧這個當口全國“兩會”召開，朱鎔基隨上海團赴京開會。就在這次人大會議上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記者問朱鎔基：“聽說你將出任上海市副市長，這消息可靠嗎？”朱鎔基毫不遲疑地道：“我需要糾正你的是，國務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當市長，而不是副市長。”此話一出，引來中外媒體一陣熱議，因為中國官員還沒有一位能像朱鎔基率直、自信地表達內心的真實。
一個月後，朱鎔基如願當選上海市市長，而在他當選之前有個程序是“候選人演講”。這是朱鎔基第一次在全上海市人民面前正式亮相，他的“競選演說”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先是他主動要“時間”，說自己要說的話比較多，希望會議工作人員不給他“限時”。其二是“因為如果我不講的話，也許過不了關”，“還不如我主動‘交待’為好”。
在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中，他開始“交待”：
1928年10月在長沙出生的他，竟然是在上海考取了清華大學。1948年參加地下工作，後入了黨。大學畢業後，先在東北人民政府的工業計劃處工作，後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國家計委工作，任領導秘書。1957年“反右”的“大鳴大放”中，有人對他說，你是領導秘書，你不跟組織提點意見還有誰能提意見？“我就在局裡講了3分鐘，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覺得我的意見提得不錯，到10月份以後就說你這個意見要重新考慮，到1958年1月就把我劃‘右派’”，並且撤銷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開除黨籍。“文革”中下放到農場5年，這期間“我什麼都幹過，種過小麥、水稻、棉花，放過牛、放過羊、養過豬，當過炊事員”。“文革”結束後才被平反。
如此磨難，並沒有影響革命意志和為黨、為國家幹事的信仰。“我是一個孤兒，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沒有見過父親，我更沒有見過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黨，覺得黨就是我的母親，我是全心全意地把黨當作我的母親的。所以我講什麼話都沒有顧慮，只要是認為有利黨的事情我就要講，即使錯誤地處理了我，我也不計較。”
“我覺得作為上海市長我不是最佳人選，我有很多缺點。第一，只有領導機關的工作經驗，沒有基層工作的經驗；第二，只有中央工作的經驗，沒有地方工作的經驗；第三，性情很急躁，缺乏領導者的涵養。”
“如果我當選為市長的話，我決心讓下一屆市政府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廉潔的、高效的政府。”要從小事做起，比如要堅決剎住吃喝風、受禮風。“從我做起，從市政府做起，我們市政府的人員下基層、到工廠，無論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湯’。當然一個菜也可以多放幾樣，但搞得太厲害了也不行，反正不要上什麼海味、大蝦，上點雞蛋、肉、小菜就可以了。”開會發包也不是個小事，我在北京開會發了個包，回到市裡開人大會又發一個包，市政協開會還發個包，實際上這包都沒什麼用處，浪費，“今後我們市政府任何會議嚴禁發包！”
我過去講過一句話，上海這樣12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靠一個市長、幾個副市長是幹不好的，所以希望全市12個區的區長們，都應當成為你那個地方的“市長”，也要擔當起責任來。這樣上海才有希望。
上海的希望在哪裡？
“浦東是上海未來的希望，那邊要建設一個‘新上海’，以減輕‘老上海’的壓力，”“這個建設是一個宏偉的計劃，”我們要“紮紮實實地去工作、先苦後甜”！
朱鎔基那天的“就職競選”演說，征服了上海人，他的個人風格和智慧，尤其是他最後講到“上海的希望”時，以有力而高昂的聲調講到“上海未來的希望”在浦東時，在場的許多人都流了熱淚……
這是一場少有的精彩演講，它更如一場激動人心、催人奮進的戰鼓。
中央派朱鎔基到上海任職之前，黃浦江邊連續發生了幾件令中央和全國人民震驚的事：擺渡踩踏造成重大傷亡事故、肝炎大流行……更不用說破舊的上海市區內百姓的生活仍然擁擠、潦倒、髒亂，毫無生機，甚至窮困。說“窮困”，上海人肯定很不服氣，其實當時的上海人就很窮困，比起周邊的蘇州、常州、無錫和浙江溫州、紹興等“小兄弟”，上海人的日子簡直就是可憐。
這是事實。比如我的故鄉蘇州地區，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到八十年代末，鄉鎮企業、隊辦企業，遍地開花，“萬元戶”“億元村”，比比皆是。後來是“電話村”“電視村”“別墅村”……像華西村的吳仁寶、“波司登”的高德康等一批農民企業家，用現在的話說，“早已把上海人甩開了幾條街。”崑山人告訴我，上海人喜歡吃陽澄湖大閘蟹，那時候還比較便宜。崑山人就對上海的工廠師傅講：你每星期天到我廠來幹一天活，我保證每月發你一份像樣的工資外，另加20只大閘蟹。到鄉下做“星期天工程師”的上海師傅們高興得不得了，因為他一個月出去幹四天，外加拎回20只大閘蟹，等於在上海自己的廠裡三倍工資。那個時候的上海，這樣的師傅算是富人了。
這只是表面。上海人真正感到危機的是，在並不長的時間之後，一向緊俏的“上海牌”手錶、“永久牌”自行車和“蝴蝶牌”縫紉機，還有“光明牌”冰棍甚至“大白兔”奶糖等等，都漸漸成了滯銷品……這是怎麼啦？這個時候的上海人才真的緊張起來。
更要命的事還是後面：原本“洋氣”的上海服裝，讓四面八方的時尚女人和俊小子們垂涎三尺，千里迢迢也要到“南京路”遛一趟，然而現在，“南京路”也不再熱鬧，“夜上海”的燈火下人頭稀少，取而代之的是香港、深圳、廣州的“洋裝”，還有常熟、常州的批發市場來的那些便宜又不難看的各式各樣的衣衫、“喇叭褲”和義烏來的日用品……
上海？上海的東西老朽又難看、價格又死貴，不買！
不買上海貨、上海貨沒人要——這是開埠以來上海人從未遇到過的尷尬。
朱鎔基就是在這個時候出任上海市長的。不久，在上海市民中流傳著一篇文章，題目叫：《大上海，你還背得起中國嗎？》相信市長朱鎔基肯定看過，或者看過後的他一定比普通市民感慨更多，因為該文說出了他想說又不能說的話，而另一方面此文又讓身為上海市長的他如坐針氈。雖然尚不知這篇檄文出自何人之手？但他的每一個拷問，是對上海、對這座不該衰老的“東方巴黎”的疼愛，讀後怎能不讓浦江嗚咽？怎能不讓“阿拉上海人”難眠？
“起來，不願上海沉淪的人們！”市長朱鎔基終於發出了悲情的怒吼。他的這一聲吼，震醒了所有上海人，也震醒了這座疲沓、辛勞而又有幾分自滿與迷糊的城市。
“開發浦東地區，建設現代化的上海，這顯然是一個空前的機會，這是世界上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才有的機會，因為我們有這麼一塊寶地，就在上海中心城市旁邊，儘管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英明的領導，大眾的努力，結果一定會成功的！”這是1988年“五一”節後在上海召開的一次對開發浦東具有歷史意義的國際研討會上林同炎先生的講話。此次由140多位中外專家參加的“開發浦東”專題國際會議，陣容強大，意義深遠。作為剛當選的市長，朱鎔基坐在市委書記江澤民身邊，特別認真地聆聽著每一個專家有關浦東開發的“高見”——他稱這些可貴的意見和建設都是引領浦東開發的寶貴財富。
“我對浦東開發非常樂觀。”這一次會上，作為上海市聘請的開發浦東的專家諮詢組外方專家組組長的林同炎，發表了充滿激情和論證充足的長篇論談。他的每一句話，幾乎全都灌進了朱鎔基的耳裡：“新加坡、香港以及從前上海建成的時間也不過二三十年時間，必須利用現代化人力、物力、財力，避免封建和官僚的老習慣。我們也知道，國內整個落後的環境是個大阻礙，但是這也是一個最大的機會，因為起點越低，進展就越快，我們可以從很低的地方做起，前途非常光明，浦東沒有開發，所以開發起來容易。”
林同炎先生說到這裡，他的那雙充滿期待的目光與新市長朱鎔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朱鎔基會心地一笑，然後帶頭給了林同炎先生熱烈掌聲。
現在，是老市長汪道涵發言了——朱鎔基與他中間隔著江澤民，與會人發現在汪老發言時，朱鎔基的眼睛一直盯在胸前的桌面，似乎那裡有汪老的一份大寫的浦東開發“發言稿”——
“……在我當上海市長的期間，我上對得起‘朝廷’，每年上海上繳國家財政佔國家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下對不起‘黎民百姓’。每天早晨我看到馬路上有那麼多的煤球爐在生火，到處煙霧騰騰；那麼多馬桶在馬路上刷洗，我真的感到心痛，上海實在沒有多餘的資金來改善和發展市民的生活了。現在我退下來了，可以有時間來思考和研究上海的發展了，這種發展不能是小打小鬧，而必須是大思路、大手筆、大抓手！”
朱鎔基的心被汪道涵的話深深地刺痛和激盪，心頭不由一陣感慨：歷任上海市長，個個都是嘔心瀝血和有雄心壯志之人哪！
“綜觀世界，思前顧後，只有開發浦東最有條件。世界上，現在國際經濟平穩發展，遊資在找出路，中國的開放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浦東的地理位置東臨太平洋，背靠長三角，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我們應該抓住這麼好的機遇來為上海人民做些實事……”汪道涵說到這裡，話語停頓了一下，目光沒有與任何人交流，但在場的人幾乎都明白清楚，他老人家這話是講給身邊的江澤民和朱鎔基聽的。
江澤民鼓起了掌。朱鎔基跟著為汪道涵鼓掌，全體與會者都為汪道涵發自肺腑之語而感動、而鼓掌。
此次浦東開發國際研討會是朱鎔基第一次直面聆聽來自中外各界對浦東問題的集中“高論”，用他自己的話說，“三生有幸”“如雷貫耳”。
一日，朱鎔基遇見“老上海”經叔平，兩人談起了浦東的事。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工商聯主席的經叔平，曾是上海灘上有名的工商界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是上海捲菸廠的老闆，“中華煙”就是在他手上起來的，是同共產黨心貼心的一位愛國工商領袖。
開發浦東，除了我們自己外，得借“外腦”……
外腦？
對啊，借全世界最聰明、最能做這樣的事的專家來幫助我們一起動腦筋。比如以你市長的名義搞個世界企業家國際諮詢會，每年根據我們上海遇到的重點問題，請專家們來幫助“開開腦”。
經老，您這個意見太好了！我馬上辦。
朱鎔基聽了經叔平的建議，立即在市長辦公會上與幾位副市長們討論後把這件事確定了下來。
“上海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由朱鎔基首創的這一機制，在上海改革開放史上應當書寫一筆，因為這個“借腦”機制，給日後的上海發展特別是浦東發展，起到了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朱鎔基之後的上海市長一直延續著“朱市長”的傳統，把這個國際諮詢會堅持了下來。
當時朱鎔基定下規矩：諮詢會議一般於每年10月最後一個或11月第一個星期日召開，會期並不長，多數只有一天。但內容卻要求精準：會前市府提出一兩個上海發展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議題，提前交給了各位參會專家。會議的規模與規格，一般人數在500人左右（中方40%，外方60%），上海市長、副市長必須參加，並發表主旨演講。當時朱鎔基還特別邀請當時美國國際集團公司董事長莫里斯·格林伯格擔任會議主席。
受益於經叔平啟發、指點之後的次年10月9日這一天，首屆“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正式在西郊賓館召開，被邀的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加拿大、德國、意大利等10個國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業家參加並發表演講。朱鎔基則在那次會議上透露，開發開放浦東的計劃已得到中國領導人批准，期待國際專家高論，他作好“百分之百的洗耳恭聽”準備。此次會議時間雖短，但國際“大亨”們真誠向朱鎔基和上海市建議：要加快浦東的開發和加速產業結構調整，需要金融業的有力支持，上海也要進一步有計劃地開放金融業。有人乾脆向朱鎔基提出：應當就上海和浦東開發的金融業問題開一次國際研討會。
又是好主意！朱鎔基這回真笑了。很快，他採納了該建議，並責成市府抓緊籌備。一個月之後的11月15日，上海金融國際研討會在滬舉行。金融國際會開得熱熱鬧鬧，外國朋友們一邊乘著渡輪在黃浦江上看外灘夜景，一邊熱烈地議論著上海這座城市的明天。
“明天”的概念就是明天！此時市委書記、市長一肩挑的朱鎔基在市常委會上開誠佈公地下了道新指令：上海要研究成立證券交易所，爭取“明天”——就是明年這個時候給我把證券交易所的鑼敲響！他說這話的時間是1989年12月2日。而且在此會上，朱鎔基點將:李祥瑞（交通銀行行長）、賀鎬聖（上海體改辦主任）、龔浩成（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這三人組成“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備組”，俗稱“三人小組”。
“那個時候是啥時候呀？是‘姓資’還是‘姓社’鬧得最熱鬧的時候。朱鎔基在這個時候提出上海搞證券交易所，當時我和李祥瑞心裡直打鼓。朱鎔基市長就對我和李祥瑞說：‘老李、老龔你們不要怕，出了問題，我和劉鴻儒站在一線’。劉鴻儒是人民銀行副行長，分管金融改革。為了提高效率，不再‘淘糨糊’，朱鎔基還給我們立了一條規矩：實行個人對個人彙報制。就是說，他要直接抓、把責任抓到我們每個人身上。”龔浩成，這位時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的“上證所”成立前後的操盤手之一這樣回憶道。
“沒有朱鎔基當年視死如歸的改革勇氣和闖勁，怎麼會有今天浦東、浦西如此美輪美奐啊！怎麼會有一年近30萬億的金融交易額呢？”站在今天的浦東新區浦東南路528號的上證大廈樓頂，眺望浦東、浦西兩岸的繁榮景象，龔浩成感慨萬千！
從某種意義上講，浦東的今天、上海的今天，都與當年朱鎔基下定決心搞“上證交易所”有關，若是沒有他力排眾議實施汪道涵、江澤民等前幾任上海市領導確定的要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決心與努力，浦東和上海不可能有今天的美麗與活力。“因為金融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輪子，輪子轉動了，上海和浦東開發才得以走上了快速道。”龔浩成說。
“不管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數年後朱鎔基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時在全世界面前一字一句發出的鏗鏘豪言。那是他在上海所展示的“何以解憂，唯有改革”之鋒芒、之銳氣、之個性，這一刻獲得最淋漓盡致的完美展現。
這是後話。
上海人民記憶中對朱鎔基這位“鐵腕市長”“板面孔書記”，如今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他在1989年10月26日研究浦東開發專題會上所發表的一次題為《開發浦東是上海的希望》的講話情形——
“……開發浦東具有最好、最優越的條件。它所花費的，主要在基礎設施、越江工程，除此之外，費用比東進、西進也好，南下、北上也好，都要省得多，而且可以大大利用原來舊市區的商業。”“從長遠看，上海要面向太平洋、面向全世界，要建成現代化的城市，建成太平洋沿岸最大的經濟、貿易中心，當然也要開發浦東。”
上海人清楚，上海人明白，多少年來，關於上海向何處走、開發浦東行不行的爭議，在朱鎔基的這個“斬釘截鐵”的講話之後，徹底地被畫上了句號，蓋上了鐵帽。那些有“理論眼”的人，還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秘密”：之後的“開發浦東”四個字上，多了一個“開放浦東”的概念。“開發”並“開放”，意義可就大多了呵！
上海人能不為這激動人心的變化而振臂歡呼嗎？不久，中共中央“100號”文件正式批覆了朱鎔基主持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呈送的《關於開發浦東、開放浦東的請求》的報告。中央批覆中有一句話氣吞山河，如萬丈霞光照亮了那片仍處在工業化和現代化處女地的浦東大地：
開發和開放浦東是深化、進一步實行對外開放的重大部署。
“100”，這是個吉利和圓滿的數字。朱鎔基和上海人民獲知中央的“100號”文件精神那一刻，他們面對國旗和國徽，齊聲高唱“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上海已重振雄風——這個雄風是從浦東的崛起而開始的。
朱鎔基跨過黃浦江、踏上浦東那片土地時，他腳下那段最輝煌的路才剛剛開始……
本文摘自《浦東史詩》
何建明/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10月
《浦東史詩》是作家何建明查閱逾千萬字材料和文獻檔案，採訪上百位浦東開發開放親歷者，實地踏訪浦東城鄉和現代化建設的火熱現場，以飽滿熱情和獨特視角書寫的第一部全景展現浦東開發開放偉大曆程的長篇報告文學。書中詳實的資料和生動的人物故事反映了浦東為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以一往無前的勇氣、克難攻堅的膽識和先行一步的銳氣履行國家戰略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凸顯了浦東開發開放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曆程中的樣本意義與時代價值。
監製：尹文勝
閱讀更多 北京日報客戶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