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傳家君和大家跟著《萬曆十五年》分析了萬曆年間上層權力集團即萬曆皇帝、內閣首輔張居正以及繼任內閣首輔申時行，在當時碰到哪些迷局，以及採取哪些方法來解決當時面臨的各種問題，在萬曆年間，在這個核心組織中每個個體面對問題都不一樣，解決方案各有不同，但都無法改變明朝由盛轉弱歷史趨勢。今天我們進一步來看技術官僚以及精英階層又是怎麼來看待當時的各種問題並進行解決的。
萬曆皇帝
一、海瑞與戚繼光：法制建設與軍事改革的舉步維艱
海瑞是明朝有名的清官，關於他的清廉，歷史上曾有這樣的評價：官至二品，死時十餘兩存銀，不夠殮葬之資。值得史學家、政治家、法學家思考的是，他雖然被人仰慕，為何卻少有人按照他的榜樣做事？他的清正廉潔、執法不阿、敢於諍諫，在當時如何推廣是一大難題，道德榜樣的力量畢竟不如健全完善的制度約束。
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
事實上，紀檢監察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當時的“風憲官”，官袍上繡“獬豸”—這是傳說中一種能辨善惡、襲壞人的猛獸，其寓意不言而喻。都察院的言官可以彈劾皇帝，批判小吏，監督範圍非常廣泛。建立倫理道德體系，有助於倡導共同的價值認同，維護官員陣線統一和皇權尊嚴。但是，私心和公心必然長期共存，有人善於遊走在合法與非法邊緣攫取灰色收入，有人私心沉重搜刮自肥，有人自律自省嚴守道德戒律。道德倫理與私心貪慾共存的情況下，如何有效監督官僚行為，單純依靠道德體系已經難以奏效。
據說，海瑞的剛直不阿與母親的教育有直接關係，而這種剛直不阿帶有偏執色彩或個人英雄主義情結。他對化解社會頑疾固症的動機絕對純潔，但在解決土地所有制和高利貸等難題時更多的是依賴個人意志和現有道德，這種強勢執法的行為難免不對症，或者治標不治本。海瑞當時顯然沒有理解，個人意志上的鼎力支撐顯然無法解決制度上的腐朽短板。究其細節，是忽視了幣制、賦役、法律等制度因素，而這種宏觀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必然依賴縝密完善的頂層規劃和自上而下的鼎力推行。遺憾的是，當時的制度未能針對商業萌芽的出現適時調整。對於明朝當時的社會治理，如果缺乏健全得力的制度，單純依靠個別聖賢、依靠嚴刑重典、依靠道德倫常，奏效均非常有限。
戚繼光作為明朝軍事領域的典型，最初源於他在平定倭寇上建立的顯著功勳，因而受到譚綸和張居正等人的大力賞識。面對軍事領域內憂外患的雙重困境，他試圖在薊州開始革新軍隊訓練、作戰、補給模式的嘗試，最終受限於當時的利益牽扯，不了了之。既然得益於張居正的提攜支持，那麼當張居正被清算時，戚繼光的下臺在當時也就不難解釋。
戚繼光
史學家不願對戚繼光的其它歷史做評價，因為我們打心底裡都有崇尚英雄、塑造榜樣的美好夙願。失敗的教訓需要人們省悟，自下而上的只能稱之為改良，自上而下的才能稱之為改革。讓人遺憾和痛惜的是，此後三十年，努爾哈赤的建州鐵蹄就向大明王朝證明，腐朽鬆弛的軍備如果依然沒有成體系成建制的改革，就無法擔負起抵禦外侮的責任，則必然在戰役中不堪一擊，成為重創沒落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二、李贄：試圖衝破心靈桎梏束縛的前衛思想家
李贄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他主張個性解放、正視人慾，反對封建禮教，與當時程朱理學的主流核心價值思想具有明顯不同，對其具有堅定的批判性和衝擊性。明朝理學是傳統儒家思想的泛化和發展，屬於傳統精神信仰。“存天理，滅人慾”是統治階級在重農抑商環境下推崇的“以儒治天下”的思想認識基礎，李贄的思想盡管在當時可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氣候影響的流派，但這在當時已經被看作異類，已屬冒天下之大不韙，自然不受統治階層推崇，也難以為普羅大眾接受，因此被冠以“惑世誣民”的罪名。李贄為自己的著作取名《焚書》和《藏書》，說明他已經意識到自身思想過於另類和超前，無法為大明政府所容忍。
在當時推崇“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制度下，思想領域想要突破這種禁錮實現個性解放正視人慾，實屬難以逾越的鴻溝，這是歷史侷限性造就的必然。悲哀的是，他雖然信奉佛學和王陽明心學，但思想偏向主觀唯心主義，反對客觀唯心主義，所以內心難逃迷茫。“七十老翁何所求”，他寧可選擇剃刀自刎結束自己的生命，也不願向傳統思想信仰妥協，足見他對內心的尊崇程度，說其是篤定也罷固執也罷。
三、最終的思考：誰該為大明王朝的衰落負責
黃仁宇老先生
黃仁宇老先生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軍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都無法扭轉時局”。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成為那個腐朽制度的犧牲品。大明歷史步入萬曆年間，縱使再有“重華大孝，武穆精忠”之類的賢君良將，也難扭轉歷史滾滾前進的車輪。
之所以說大明王朝的頹勢在萬曆年間已經顯現，是因為當時的生產關係已經明顯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需要不相適應，而想要打破這種腐朽制度造成的僵局，緊靠一己之力和個人勇氣明顯不夠。大明王朝衰敗的癥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非一人之罪，而是制度積弊造成的。當社會詬病和制度缺陷益深，再想扭轉時局則為時晚。僅憑個人意志是難以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是沿襲舊制固步自封，還是鼎新革弊改革圖強？可能是明朝由盛至衰過程中未能及時察覺、妥善權衡、有力處置的關鍵問題。所以整個萬曆年間各個階層對制度本身的問題並未真正發現，理想主義的情懷並不能使整個帝國在身負沉痾中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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