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病房看望慰問"下關事件"中受傷的馬敘倫
我的爸爸馬敘倫早在共產黨創建時期就與黨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在為爭取民主革命勝利、推倒反動政權、建立新中國的革命活動中，始終不渝地和黨並肩戰鬥，他也一直得到黨無微不至的關懷。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請爸爸回到北大任教。不久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爸爸被推舉為北大教職員會的書記和主席，隨後又擔任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會聯合會的主席，領導全市教師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在這些鬥爭中，所有對外披露的文字，大都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筆，
當時，軍閥割據、內戰頻繁、民窮財盡。北京各校教育經費大量拖欠，公教人員生活無著，反動政府熟視無睹。爸爸以各校教職員聯合會主席的身份，代表教職員對軍閥政府進行了多次的索薪鬥爭。
1921年6月3日，國立大專以上院校和公立中小學教職員及學生約萬人組成浩浩蕩蕩的請願隊伍到長安街新華門內總統府索討欠薪。走在隊伍前頭的是八大學校教職員聯合會主席、我的爸爸馬敘倫和聯合會書記李大釗同志。他們不但私誼深篤，在爭取民主進步的共同奮鬥中還結下了同志情誼。正當他們率領隊伍臨近總統府時，徐世昌的部下予先佈置的大批軍警向請願隊伍挺槍發起了衝擊，我爸爸和大釗同志、沈士遠教授均受了重傷。遊行中的北醫學生急忙將他們送進首善醫院去救治。爸爸頭部受傷過重時時作痛，醫治數月，迄末奏效，因而不得不脫離職務，請假回杭州休養。
1922年8月，王寵惠組閣，任命爸爸署教育部次長。宦海險惡，政局多變，任職不到四個月，就隨王寵惠內閣的倒臺而去職，於是爸爸又回到北大去教書。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賄選總統曹錕下臺，黃郛組織“攝政”內閣，易培基擔任教育總長，爸爸二次出任教育部次長。是年11月，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內閣改組，爸爸留任次長並代理部務。當時國民黨已在北京公開活動，但共產黨人的活動仍被軍閥禁止。一次，內務部得到密報，以共產黨首領“李壽長”在各校積極活動，諮請教育部查明追捕。爸爸知道“壽長”是李大釗同志的字“守常”的音訛，當即將諮文壓下，並急速密告大釗同志及時隱蔽，得免於難。
像這種急難中掩護共產黨領袖的事，以前也有過。爸爸在他所著《石屋餘瀋》中有一段生動的記載：“往在北平，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從上海來，住東城腳下福建司衚衕劉叔雅家。一日晚飯後，餘忽得有捕獨秀訊，且期在今晚。自餘家至福建司衚衕，可10餘里，急切無以相告，乃借電話機語沈士遠。士遠時寓什方院，距叔雅家較近。然無以措辭，倉卒語以告前文科學長速離叔雅所，蓋不得披露陳獨秀姓名也。時餘與士遠皆任北京大學教授，而獨秀曾任文科學長。故士遠往告獨秀，即時逸避。翌晨由守常喬裝鄉老，獨秀為病者，乘騾車出德勝門離平。”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謀我河山的狼子野心日益擴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國運動也空前高漲，爸爸投身於這一偉大歷史洪流，發起組織了北平文化界救國會並擔任主席。在由他領銜發表的《宣言》中說：“九一八以來，喪失了東三省，斷送了熱河，民眾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國策底下，忍氣吞聲地待上三、四年，……奈何東北四省未曾收復一角，整個華北又將拱手讓人了。……願意以赤血洗白刃而為民眾的前驅，作救國的鬥士……我們寧為自由而死，不為奴隸而生！”接著文化界救國會與黨領導下的北平學聯共同發起組織華北民眾救國聯合會，爸爸被推舉為主席。在這以前，上海文化界已經成立了有馬相伯參加領導的救國會，恰巧二位有聲威的領導人都姓馬，輿論中流傳有“南北救國，唯馬首是瞻”的美談。由這時起，爸爸不但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而且成為志同道合的戰友。
頻繁的愛國活動和被軍閥打成重傷的後遺症，爸爸病倒了，回到杭州去休養。盧溝橋一聲炮響，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發動了全面滅亡中國的戰爭。戰火燒到淞滬，爸爸搬到上海法租界的斗室避居。化名“鄒華孫”，抱著殘病之軀，從事他《談文解字六書疏證》的著述工作。
1937年12月，以王克敏為首的漢奸們組織了華北臨時政府。爸爸的朋友湯爾和出任偽教育總長，派人持親筆信邀請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爸爸義正詞嚴地對來人說：“我是為抗日救國而被迫離開北大的，現在敵人全面進攻，國難嚴重，我豈能回到敵人刺刀下去混飯吃？我是絕對不去的，要你們湯總長珍惜晚節，我不回信了。”1940年爸爸在北大教的學生陳公博以汪偽立法院院長兼上海市市長的身份，幾次託人問候爸爸，並要求約期晤談，爸爸斷然拒絕，認為“非吾徒也，”應該“鳴鼓而攻之”。
困居上海的時期，爸爸既不任偽職，又不肯教書，儘管他過去薪俸優厚但平生不蓄私財所以生活十分困苦。1944年除夕，爸爸有詩自況：索逋如梭炊斷煙，嬌兒猶噪過新年。 憐他不知《人間世》，我且高歌《秋水編》。
正當“炊斷煙”的時際，外面喧嚷陳公博派人送大米來了。爸爸當即出門制止卸車，對來人說：“盛情已領，大米我不收！”爸爸的高風亮節，錚錚鐵骨，真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永遠是我們女兒的楷模。
1945年8月10日，傳來了日寇乞降的喜訊，爸爸“喜動衰頑自覺狂”，衷心希望今後的中華民族，躋身於四強之一，沒想到國民黨遣兵調將向華北、東北進軍，內戰一觸即發，和平成為泡影。愛國熱血沸騰的爸爸，作為堅強的民主戰士，毅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投入了反內戰、爭和平，反獨裁、爭民主的洪流中去了。為了鬥爭需要，在黨的領導下，爸爸和文教界進步人士，於1945年12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並立即發表宣言，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改革內政、實現民主、停止內戰、還政於民、制訂憲法、撤退駐華美軍等八項要求，揭起了反獨裁、反內戰的戰鬥旗幟。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人民團體代表上海市民公推以爸爸為首的9人代表團，奔赴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呼籲停止內戰，挽救和平。誰知反動派卻早已安排好對代表團的行兇計劃，上午7點，火車駛進下關車站，代表們走出月臺，就立即遭到數百名暴徙包圍，在他們的脅迫下，爸爸和雷潔瓊大姐被推進一個候車室內，其他代表被推進另一個候車室。室外暴徒喊打之聲不絕，室內暴徙咆哮騷動，準備行兇。緊急關頭，閻寶航同志趕來保護爸爸，對暴徒說理曉喻。這批喪心病狂毫無理性的暴徒，逞兇肆虐將爸爸、雷潔瓊大姐和閻寶航同志打成重傷。暴行延續長達五六個小時，爸爸和其他受傷代表才被送到中央醫院治療。
事情發生的當夜，周恩來同志立即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並於拂曉兩點偕同董必武同志、鄧穎超同志趕到醫院，到爸爸病床前探視慰問，敬愛的周恩來同志激忿地對爸爸說：“血是不會白流的，人民是不會忘記的！”病痛中的爸爸受到了安慰與鼓舞。
下關暴行揭穿了反動派的假兩具，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忿怒，也更堅定了爸爸的鬥志。他在紀念聞一多，李公樸的文章中說道：“我的歷史上一部分和李、聞兩先生相同，我自然予備著接受一顆子彈，但我也予備著送還他們一顆原子彈。”
爸爸的行動受到特務們更加嚴密的監視，他忿怒地寫信給行政院長張群提出抗議：“至倫立身，本末不移，貧富威武，無動於衷。達觀早成，生死一致。自令以擁疾之躬，待命陋巷之內。捕殺不辭，驅脅無畏，窮以私劍，投諸濁流，皆繫於政府，與倫無與焉。”臨危不懼，威武不屈，大義凜然，足使敵人為之膽顫而心寒。與此同時，爸爸也做了隨時為革命獻身的準備。1947年10月3日，爸爸為我們兄弟姐妹寫下了一個遺囑：
餘如遭逮捕，必無幸生，求仁得仁，無所歸怨。餘雖不見夫已之亡，汝曹必能見之，則猶吾見也。餘之遺體，若如譭棄，不必尋求，皮囊盛血，本無足珍。苟得見歸，即付諸火，期於悉成灰燼，播散海陸。汝曹欲寓紀念，可於吾母墓前立石，僅是書姓名，勿事增華也。”
1947年底，為了革命鬥爭的需要，也為了爸爸的人身安全，在黨的關懷幫助下，爸爸秘密離滬，轉移到了香港。在港期間，爸爸與王紹鏊同志籌劃成立了民進港九分會。1948年，爸爸響應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政府的號召，經過中國共產黨的精心安排，於11月23日搭船離開香港，進入東北解放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擔任了人民政協籌備處副主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爸爸被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長。1952年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長。1954年，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任常務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在此期間爸爸領導並主持了“改革學制”、“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得到了毛主席、周總理的信任與支持。同時還擔任民主促進會中央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職務。
爸爸以古稀高齡，加上從事革命鬥爭時被反動政府殘害的兩次重傷，1954年4月，頭痛加劇，他請假一個月去外地休養。毛主席十分關懷，馬上回信說：“函讀悉，休養甚好，時間可不限一月，以病癒為度。”休養以後，仍不能每天到部視事，教育部的重要公務都由楊秀峰副部長親臨爸爸家裡商議決策，充分體現了黨對爸爸的尊重與體貼。
1957年起，爸爸身患腦軟化症，長期臥床，神經系統功能逐漸衰退，生活不能自理，日理萬機的周總理還是不斷地來探望他。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爸爸突然發高燒，進入昏迷狀態送往北京醫院。周總理得知後，馬上趕到北京醫院探視。適值護士戴著膠皮手套為爸爸通便。護士請總理暫時離開，可是敬愛的周總理不嫌髒臭，一直站在病床前默默地注視到操作完畢。最後詳細地詢問了病情，並一再叮囑：“你們一定要時刻注意馬老的病情，千萬不能有絲毫馬虎！”
在長槍、匕首、紅袖標的年代，多少正直的人都在劫難逃，大家也都為病床上的爸爸擔心，因為他是任何風險都無法擔承，離開鼻飼管就能停止呼吸的人了。正在那個炎熱而驚心動魄的八月裡，突然有一天從電話裡傳來周總理的聲音。他給警衛員發下來緊急指示：“絕對保衛馬老的安全！”那是什麼樣的政治氣氛啊！承擔著繁重艱鉅任務的總理，竟首先想到了臥床將近十年，命在垂危的爸爸，正是由於總理和黨的高度關懷，才使爸爸能在身患不治之症，在病榻下延續了13年之久，於1970年5月4日以86歲高齡而壽終。
在隆重的追悼會上，總理原定要親自參加，因即將召開四國三方會議，當天正和西哈努克親王商談要事，無法脫身，親自給我們家屬打來電話表示歉意和慰問。我們受到極大的感動。參加追悼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李先念，郭沫若、周建人等同志。
1985年4月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了爸爸誕辰一百週年的紀念大會。習仲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說道：“馬敘倫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堅強的民主戰士、忠誠的愛國主義者，他堅持真理，思想進步。在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時期裡，他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他為新中國的創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是中國人民無限忠誠的公僕，是同中國共產黨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知心朋友。”
大會前，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同志在接見爸爸的子女和親屬時，對我們說：“‘下關事件’我記得很清楚馬老捱打最重，因為他和共產黨最親，反動派也講點統戰，代表團裡面的上海民族資本家，就沒怎麼捱打。所以恩來同志一聽說馬上和董老，還有我趕到醫院去看望……”
爸爸一生為爭取祖國的民主、進步、光明富強而奮鬥不息。從中國共產黨建立之日起，他就和黨並肩戰鬥風雨同舟直至晚年在黨的領導下看到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新中國的誕生。他對黨懷有深厚的感情。1958年6月5日，他在病榻上寫下了最後一張墨跡：“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結果，否則，根本上就錯了”。這不只是對我們兒女後輩的勖勉，也道出了老人的心聲。我們正是按照爸爸的教導，以他老人家為榜樣，在為實現祖國的現代化和統一大業的宏偉目標中，努力貢獻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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