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清代中期，封建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大兴文字之狱，把百姓的正义追求视为“异端“，以“理”杀人。人们摇手触禁、动辄得咎，“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
戴震
在此万籁俱寂、万喙息响之时，我们徽州休宁的大学者戴震（又叫戴东原），却奋不顾身，用《孟子》字义疏证的方式，勇敢地批判“后儒以理杀人”，质疑“上下尊卑”等级分明的封建统治秩序，挺身而出为平民百姓代言，呼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建设平等、“平恕”、“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理想社会。
戴东原振聋发聩的呼喊，和同时代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一样，引起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大震动。戴东原被称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戴东原和曹雪芹被学术文化界誉之为“时代双璧”。
梁启超称颂戴东原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著作“一字一金”、“足以不朽”，“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是“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胡适则极赞戴东原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是“近世哲学的中兴”。 极赞戴东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
戴震戴东原，清代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出生在徽州休宁隆阜村三门里一个贫寒的负贩之家。
休宁隆阜是一个历史文化蕴涵丰厚的徽州千年传统古村落。隆阜戴氏家族自唐代就来到隆阜开基。由于隆阜北靠白岳，紧邻三江口，田土肥沃，至明清时期这里已经发展成人烟密集经济繁华的商业村镇。隆阜长街三十多家各类店铺交易忙碌，村里沿横江五个码头船舶穿行。“戴家大屋”、“曹家花园”、“七门厅”等徽派大宅代表着隆阜徽商的辉煌，古街官道深深的车辙印痕铭刻着隆阜的历史悠长。隆阜村口，“礼门”牌坊跨路而立，戴氏“荆墩祠”恢宏肃穆，祠前“剡水钟灵”石坊清秀古朴，古樟边“云起亭”翘角飞檐。
隆阜村民间尚文重教，从这里走出了“江西四戴（戴衢亨及父戴第元、叔戴均元、兄戴心亨）”、大画家戴本孝等等，代有名人。三门里隆阜村西村头，戴震故居正对万架书山，简单的徽派民居，建有古欢园。其故居建筑道光年间毁于火，仅存院墙、院墙石库门、一口家庭生活汲水用井。还有一个六角旗杆石墩，据说是戴震中举后族里为之在“三甲祠堂”竖旗的遗物。院内所长相传戴震手植的板栗书和桂花树，缺少保护在十几年前枯毁。故居院墙上原嵌有黄炎培先生1934年考察时所书“戴东原先生读书处”石刻和戴氏族裔所题“高山仰止”石刻，1969年大水毁失。戴震故居前原有碧水清幽的“戴东原洗砚池”，一个岸有垂柳桃花，水面荷花摇荑，鸭子嬉游的小池塘，因东原在家写书作文常在此洗刷笔砚而得名，现已被填土建民房。
戴震故居内“戴东原先生读书处”， 戴震在自己的文章中称之为横江、率水“南北河之间”的“游艺塾”，现已被彻底毁平，建成塑胶跑道。 戴震故居旁另有一口用整块青石凿成井栏的古井，井栏圈上汲水绳子磨出的十几处深痕，有的可放大拇指。井栏圈上“ⅹ氏古井”，第一个字已被凿去，传说隆阜戴家祖上和隆阜吴家祖上曾为此井发生纠纷，戴震家也常在此井汲水，此井已被搬到“黎阳故邸”。戴震逝后，戴震直系后人以农为生，贫寒清苦，戴震故居逐渐荒废。戴震故居遗址很早就引起国学大家们的关注。1924年梁启超先生专门撰文呼吁要保护好戴震故居遗址，他感慨地说，戴东原才逝世一百多年，他的故居遗址就荒废得无法目睹，这不仅是徽州乡人之耻，也是国人之耻。可惜戴震故居遗址到如今已面貌全非，让人扼腕。在隆阜村中街，1924年戴氏族裔在纪念戴东原诞辰二百周年时，购下“摇碧楼”，收藏戴东原著书和资料，办隆阜“戴氏私立东原图书馆”，此图书馆徽派楼屋又叫“戴震藏书楼”，紧靠横江码头，隔着碧波荡漾的横江水和江中心桃李盛开的桃花岛相对，风光秀美，是千年古村隆阜重要的一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此基础上建立“戴震纪念馆”。日本研究戴学的学者造访纪念馆，在《早稻田大学学报》发表过赞颂文章。“戴震纪念馆”后来迁往屯溪老街，成为人们了解戴震学术的重要窗口，现在的桃花岛已经变成一片丑陋不堪的房地产，再也不见桃李盛开的横江湿地风光。
戴东原在严冬隆隆的雷声中出世，到了十岁才开口讲话，却是读书格外勤奋，“日数千言不肯休”，而且善于思考。在读《大学章句》时向塾师的发问，竟难住了塾师。这一问学的“怀疑”精神，后来被国学大师梁启超颂之为了不起的“清学精神”。 戴东原一边随贩布的父亲出外教授蒙童，一边刻苦自学。在徽州家乡和程瑶田、金榜、郑牧、方晞原、汪肇龙、汪梧凤等年轻学子一道研钻学问，先后在“卖姜老人”、戴恂、江永、戴瀚等名师的教导指引下，广治文字训诂、声韵考证、天文历算，对六经等儒学典籍的精义了然于心。一部厚厚的《十三经注疏》，戴东原竟能将注疏背得滚瓜烂熟，二十二岁就写成了研习古算的《策算》著作。
为了探索社会治乱之道，戴东原以求真求是的态度广博问学，承传徽州先贤的学风，从一字一词开始，扎实训诂考证，实事求是，厚积薄发，学识精深，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徽州朴学的代表人物。所著《六书论》、《考工记图注》、《尔雅文字考》、《转语二十章》等著作深受学人赞叹。
戴东原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一直关心着身边的农事民生，他和江永、卖姜老人等努力研究天文地理，设计制作观察雨雪阴晴的“天象仪”，还在大旱之年向村农推广“龙骨水车”，设计屯溪珠塘水坝抵御水灾。戴东原在游历南北著书讲学时，用心修纂《直隶河渠书》，编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想到的都是如何对民生有益，就是在四库馆给西方传入的书籍写提要时，也总是主张看它是否对民生有用。
戴东原三十三岁遭族豪迫害只身离家，四十岁中举，此后多次参加会试，想通过科举为国效力，实现“闻道”的人生抱负，但都未能如愿，颠沛于大江南北，坐馆讲学、修志著书，经历坎坷艰辛。而戴东原“学高天下”“名动京师”，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惠田等达官、学问大家都十分看重。戴东原的经籍文字考证和对历算、舆地的研究，寻根达杪，力求“十分之见”，象对“桄（横）被四表”中“桄、（横）”的考证和战国乐器钟的图绘，都被后来发现的文献和出土实物所确证。因此胡适称戴东原是当时最接近科学的学者。戴东原修地方志强调首先要搞清地理沿革，他的修志思想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戴东原研究水地很用心，曾写作《水地记》长篇。用了二十多年校勘整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找到了整理的规律，贡献最大。
乾隆三十八（1773）年，朝廷开四库全书馆整理刊行古籍。戴东原被特诏入馆，负责礼经和《永乐大典》中古算经的校勘整理。戴东原耗尽心血，夜以继日，出色地完成了校理任务，还校理了《水经注》本子，校勘最善，乾隆作诗褒扬。在四库全书馆五年中，戴东原身体累垮了，眼睛也不行了。京城眼睛摊的老者感慨地说：我这里的老花是度数最高的了，再高的就没法找了。戴东原一边校书，一边抓紧写作他的哲学著作。在《孟子字义疏证》等批判官方“理学”、探索社会治乱之“道”的著作中，戴东原指出封建统治者对百姓的专制压迫是社会混乱的总根源。戴东原以唯物观解释“理”，建构起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新“理学”。 戴东原的哲学创新“石破天惊”，在当时引起了世俗的激烈反对，封建卫道士们指责戴东原“离经叛道”，一些好友也不很理解，但戴东原坚信自己的哲学思想是“正人心之要”，就是辞馆回家也决不改初心。
乾隆四十二（1777）年，戴东原被庸医所误，病逝于四库全书馆任所。只有五十五岁。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仅是徽州朴学学派的中坚，而且以富民为本的哲学思想，被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国学大师称之为是“思想界一大革命”，是“理学的中兴”。 戴东原作为中国近世启蒙的先驱，成为“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
在戴震诞辰294周年之际，让我们记住这位了不起的徽州先贤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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