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愛你的丈夫不代表不承認他所犯下的罪行
1月18日，控告朱軍性騷擾的女生弦子發文公佈起訴朱軍人格權案庭前會議結果。
海淀法院駁回了被告朱軍方要求中止審理或者將此案與名譽權案合併審理的要求。原告弦子拿到了四年前報案的卷宗，並向法院提交了將本案案由改為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並要求對雙方進行測謊這兩份申請。
新聞引發公眾熱議時，朱軍妻子譚梅發文聲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相信你，一直陪伴你”。
1月18日晚，自曝與演員吳秀波有七年地下情的陳昱霖父母發表公開信，稱女兒被吳秀波陷害，因涉嫌敲詐勒索罪被警方逮捕，可能面臨十年有期徒刑。隨後，吳秀波代表律師發聲明稱公開信內容不實。
王思聰、金星相繼發文diss吳秀波，稱其“壞的讓人可怕”、“渣男”，引起全網熱議。對此指控，吳秀波一言未發。
1月19日，吳秀波妻子“何震亞”，透過吳秀波工作室發表聲明，聲援吳秀波，並稱“捍衛一個家庭和家人正常生活的權力”。
看到這波聲明，網友戲稱，朱軍和吳秀波妻子是“中國式妻子”的典範。善良隱忍的女人，不但打不還口、罵不還手，面對“性騷擾”、“出軌”風波，也要對自己的丈夫深信不疑。
犯錯的明明不是這些女性，到頭來卻要她們站出來聲援、道歉、承擔輿論壓力。9102年了，面對這些捲入丈夫性侵、性醜聞的妻子，人們除了哀其不幸，更加怒其不爭。作為性醜聞、性侵犯當事人的妻子，她們同樣是受害者。廣為流傳的“聲援“背後，這些女性隱藏著怎樣的掙扎和痛苦？發現丈夫是性侵罪犯，女人除了否認罪行，就沒有別的出路嗎？
在性侵和性騷擾案件中，受害者受到的傷害是最嚴重的。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是被自己認識且信賴的人傷害的。但是因為性侵犯經常會產生連鎖反應，所以罪犯最親近的朋友和家人也會成為受害者。在一些名人案件中，他們的粉絲也可能會成為受害者。這些人通常被成為“次級受害者”，他們必須決斷是否還要維持與罪犯之間的關係，這關係在如今看來雙面性的。
2000年，莫琳·法雷爾·加西亞發現丈夫性侵了她正處於青春期的親戚。那時她的感情非常複雜。她現在已經47歲，在紐約一所學院教授寫作。她說：“我對他很憤怒也很恐懼。我也很傷心，因為我曾經相信的東西現在都受到了質疑。從那時之後，我的人生變得完全不同了。”
一位教會牧師勸服法雷爾·加西亞的前夫向警察自首。她說警察們都很贊同他的行為。丈夫對自己的性侵罪行供認不諱，僅被判緩刑和接受集體治療。但是最後他搬離了和法雷爾·加西亞以及兩個女兒共同的家。他們的女兒當時一個8歲，一個10歲。法雷爾·加西亞雖對前夫的行為感到不齒，但是她的情感也曾陷入兩難境地。因為他們相識於少年時代，共同走過了數十年的時光，擁有過美好回憶。
“你不可能突然不再關心一個自己心愛的人”，她說，“這個時候你會同時感受到兩種對立的感情，真是可怕。” 法雷爾·加西亞一方面想知道心理治療是否可以治好她的前夫，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會想：“我不認為他能被治好，我跟他已經完了。”
專家稱罪犯的親人們通常都會在愛與不齒之間陷入兩難。安全地平線（Safe Horizon）是一家位於紐約的機非營利機構，專門為家暴和性暴力受害者提供幫助和資源。該機構的通訊主管布萊恩·帕切科說：“如果你的兄弟被指控性侵犯或性虐待，你會有什麼感覺？在短期內，人們會陷入困惑，會左右徘徊，這是很正常的。他們會想著‘唉，做下這些齷齪事，他們真是可怕’，也會想著‘我還想繼續我們之間的關係’。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坐下來，好好想一想，處理好自己的感情。其實他們不需要立刻就做出決定。”
最後，帕切科說一個人的感情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這也是許多心理學家和輔導員在心理治療中都會講的一個事實。人們對罪犯的感情會從最初的保護轉變為憤怒並感覺到背叛。一般來講，罪犯的親人會有一段緊張的感情經歷，用以哀悼他們之間的關係。
“就好像是突然發現我認識的那個人完全不存在了。”法雷爾·加西亞說道，“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曾經相信的一切都像是一個謊言。我的整個人生，崩塌了……”
罪犯的配偶、家人和朋友經常會認為自己是他們犯下這些罪行的幫兇。蘇珊娜·昆塔納的丈夫是一個性侵犯。2015年，蘇珊娜離開她的丈夫時，她擔心自己無意中成了丈夫的助攻。當她發現在他們認識之前她丈夫就因性騷擾而丟失了餐廳經理的職位時，她認為指控他的同事說謊了。當他與16歲的嬰兒保姆調情以及隨意評論一名年輕家族朋友的胸部大小之後，她接受了他的道歉。當他們19歲的房客告訴她，她對她丈夫未經允許便進入自己的公寓感到不安時，蘇珊娜卻沒有當回事兒。
“我如此地相信我所認識的他，併為他時而露出的另一面找各種藉口。”她說，“我們認識了這麼久，我們有這麼美好的愛情。我實在太害怕會失去這一切。”
2015年，她發現丈夫與一群19歲20歲的女孩關係過於親密，因此懷疑他是性侵慣犯，並申請離婚。她記得自己當時的想法：“我需要將很多的線索都連接在一起。我在裡面扮演了什麼角色？我制止過他嗎？我是否促成了他這些行為？這是女人的一種慣性，即使我們沒有過錯，我們也會想自己怎麼會在此處犯下過錯。”
批評家們譴責性侵犯身邊的女性，指責她們為了保住自己的事業而沒有及時揭發同事的行為。的確，性侵犯的親友應該對性侵罪行予以譴責，但是這樣做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
“我們確實應該把責任歸於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人。” 帕切科說，“人們經常會覺得無能為力，他們沒辦法插手也沒辦法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情……但是這樣做的另一個方面是可以認識到這並不是自己的過錯。”
美國娛樂圈的人說哈維·溫斯坦和路易斯 C.K.是臭名昭著的性侵犯，這已是行業內的公開秘密。但是，罪犯們通常都非常擅長掩蓋自己的罪行。
“這些傢伙大多數都富有魅力，招人喜歡。”洛杉磯的性治療師亞歷珊德拉· 凱特哈克斯說，“每個人都愛他們，他們就是宴會上最耀眼的主角。”
雖然認為性犯罪者都是我們可以一眼識別的怪物這樣的想法會讓人安心不少，但是現實卻非常複雜。這些性侵犯者也會坐在桌邊與孩子們共享晚餐，也會與配偶共同慶祝紀念日並與兄弟姐妹們關係親密。因此，雖然他們犯下惡劣罪行，但是家人和朋友還是會與之保持關係。
渥太華的精神病學家保羅·費多羅夫為那些想要繼續與性侵犯保持關係的配偶和親人創辦了支持小組。他告訴他們可以嘗試將愛與恨區分開來。
“他們有權對罪犯以及罪犯的罪行抱有不同的感情。”他說，“愛你的丈夫不代表你不承認他所犯下的罪行是應受到譴責的。”
費多羅夫說有些犯罪者會嘗試改過自新並接受適當治療。“說性犯罪者都是無可救藥的，這是假的”，他說，“愛一個已經改過自新的人是沒有錯誤的。但是這不代表必須原諒他以前的過錯，或者為此尋找各種藉口開脫。”
事實上，凱特哈克斯注意到在罪犯尋求治療時，有支持系統是非常有幫助的。然而，並不是每一個親人都願意繼續停留在罪犯的生活中。作為一名治療師，她說自己的工作是“恢復罪犯配偶或家人的自尊”，這樣“他們就可以決定是去還是留”。
這兩個選擇都是可以的。但是帕切科認為協調自己對一個人的愛與對其行為的不齒，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罪犯是否願意為自己的罪行承擔責任。
“這個過程開始於一個施暴者說出‘我做錯了，我需要改正自己的行為’這樣的話。”他說，“如果罪犯不願為自己的罪行負責，那麼這個過程很難有進展。”
萬達一直不願去回顧父親的罪行，因為他一直不肯認罪。接受了五年的治療後，萬達開始相信指控她父親的人說的是真的。但當她試圖通過電話與父親討論這一話題時，她父親掛了電話。
“他毫無悔改之意，”她說，“我們過去一直認為他是受害者，今後不會了。”萬達不想讓父親再進入自己的生活，但是她還說“如果他願意悔過，那麼我們將會繼續那場沒有完成的談話。”
法雷爾·加西亞在丈夫侵犯她的親戚後決定離開他，他們再也沒有說過話。接受心理輔導後，她意識到她再也不會相信他，但是她也意識到她可以不再只關注他的罪行。
“我確實盡我所能地愛著他，我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她說道。她還補充說她的愛情觀就是讓他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繼續關愛他，繼續維持這段婚姻。
“把他想象成可怕的人是很容易的，而他確實可怕。但是如果他沒有人性，不再風趣、迷人、聰慧，那麼他也不可能成功掩飾那些罪行。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那些也是施暴者的特質。而他利用這些特質侵犯了別人。”
原文鏈接：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when-a-man-you-love-is-a-sexual-predator_us_5a257b93e4b0a02abe92d490
作者：Angelina Chapin
美編：太子豹
閱讀更多 土逗公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