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眾多旅行類紀實節目中，“在路上”的意義往往被窄化，只見行程，而無遇見。
文 | 看山不是山
不管是真人秀節目如《歌手》中明星在比賽壓力下的反應，還是紀錄電影《生活萬歲》中盲人夫妻的餐桌交流；不管是《奇葩說》中一個個辯手的面紅耳赤，還是《人間世》中許多家庭的悲痛無奈……我們都樂於看見真實。看見真實，我們才會感受到與故事的聯結，才會被打動、被喚醒、被指引。
前段時間，西瓜視頻上線了一個系列短片《丹行線》，是主持人朱丹出鏡的一個系列旅行類短片，共10集，每集不超過20分鐘，她在東盟國家旅行的所見所聞所感，以第一視角講述，旅行感悟，配上人生心得，全片透露著一種文藝氣質。
更重要的是，片中涉及許多女性熱衷探討的話題——“愛情”“婚姻”“獨立”“中年危機”“人生選擇”等。
該系列短片的立意恰當，有著一定的哲學深度，追求故事之外的意義表達。
但是整季看下來，卻並沒有被打動。
《丹行線》中，朱丹從出發前就給自己設定了許多“意義”，她要尋找心靈的答案，每一集都有一個答案。她的遇見，其實早就想好了答案。每一集裡的故事都是按照這個答案去走，事件的發生都十分規矩且沒有任何自己的“話語權”，他們成為這些“意義”的影像附庸。
故事被包裹在大量的“感概”裡，在講故事之前，他們就已經被自己的觀點挾持，以至於我們看不見故事的細節、故事裡人的真切交流。那些在路上的別人的人生只是一個浮光掠影，成為一個印證觀點的“證據”，缺少了他們生活的律動。
在旅行中觀察人性
故事因單薄，顯得不夠有力量。
而那些在路上的所見所聞，也只是讓觀眾“所見”“所聞”，它們就像新聞裡的任何一個事件，很快就被遺忘，被翻過。
很多用紀實手法拍攝完成的真人秀節目，最終成片大多充斥著大量個人化的感悟。“意義”先行的講故事套路，一點也不高級。
旅行類的紀實真人秀節目有很多——《侶行》系列，《花兒與少年》系列，《花樣姐姐》系列等等，它們在視頻網站上的播放量已經達到“XX億”，在節目播出期間也會頻上熱搜，這一系列的節目有著穩定的收視群體，並且一度聲勢浩大。
觀眾到不了的遠方，有人去幫他們走。那些路上的奇遇，也有人幫他們發現和記錄。現在的觀眾只需要翻著眼花繚亂的網頁，就能看見世界的精彩。
風景很美，但觀眾不會只看空鏡，還要看人的故事，看故事裡的人性。
同是這一題材的節目中，前段時間熱度比較高的《奇遇人生》口碑也不錯。它的整個風格和上面提到的那些旅行真人秀節目，不管是技術層面還是內容深度，都存在很大的表達差異。
《奇遇人生》裡有很多場景都讓人印象深刻：竇驍和阿雅在印尼的漫長等待；毛不易照顧病人時溼潤的眼眶；李誕酒後真言；白舉綱在篝火前的彈唱 ……這個系列中的許多設定其實都非常簡單，事件單一，但是人物的狀態卻非常走心，他們有充分的交流，不管是跟導演還是觀眾，我們都能十分清晰地看到他們內心真實的表達，這是一個好紀錄片導演所體現出的功力，他們展示出被拍攝者的內心。那些能觸動被拍攝者的故事，早已經構建好，在拍攝過程中，悄無聲息地讓它們發生，故事裡的人才能自然流露真情實感。
我們對紀錄片真實的追求，已經不僅僅停留在事件層面，而是追求更多的內心真實，那些來自人心底的質樸，才是這個時代需要的。
哪怕沒有一句辭藻華麗的旁白。
真人秀節目往往會先給事件，在設定任務下，去觀察參與者的真實反應，我們看到的大多數真人秀都是事件下人的“身體動態”，我們很少看到那些能表現參與者“心靈動態”的時刻。
熱愛旅行的朋友會發現，一些文章喜歡把遊客分為兩種，一種是走走看看的觀光客，一種是深度體驗的旅行者。而我們現在的大多數旅行節目都還只是前者的表達，主要體現在主打新媒體傳播的短視頻節目裡。
拒絕故事的浮光掠影
對於短視頻而言，它們的時間非常有限。充分展現人物的內心，需要剛好發生的事件去觸碰被採訪者的心靈，而這，需要大量許多短視頻劇組都耗不起的時間。於是，這一類節目就丟掉了現場的紀實感，那些預料之外的故事和細節往往會成為紀實節目的最大亮點，但是製作人員沒有時間去發現。
生活中不受操縱的意外才是紀錄片的魅力所在。
為了營造這些“事件”，劇組常常會擺拍，去安排事情的發生，有一些高級的“挑事者”會從故事的外圍去“推波助瀾”，引導事件的走向，另一些低級的做法就是直接讓嘉賓演。前者，我們會看到一些真實的自然反應，而後者，稍有不慎就是很尷尬的場景，甚至虛假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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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在路上突然遇見一個有趣的故事或者人物的時候，很多節目會臨時增加拍攝量，讓被拍攝者展現他的故事，會跳舞的跳個舞、會唱歌的唱幾句、特殊工作的演示他的工作流程等等，鏡頭量增加了，但往往還是停留在展示的層面，缺乏深度。
節目組也就像一個觀光客，彷彿只是看看熱鬧。鏡頭沒有跟隨人物的節奏去生活，去體驗，就沒有了質感。
深度交流，才見真情
如果一個節目製作週期短，那對於拍攝人物的瞭解也會造成一個缺陷，特別是紀實類旅行節目這種地點流動性很大的片場，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去了解拍攝對象，你沒有用他呼吸的節奏去感受那片土地，去看待問題，就很難讓他說出他自己的話。
他不應該是在回答記者的問題，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表達。
要達到真正的心靈交流，需要導演放下所有身份差異、偏見、隔閡，去跟他成為一樣的人，至少在你們面對面的那個時刻。這也非常考驗導演組的能力，很多好的紀錄片導演都能跟拍攝對象成為好朋友，做到真誠溝通，而那些只是想要一兩個新聞點、獵奇點的記者，當然只能拍到“表象”。
一個人要在鏡頭和陌生人面前，完全“剖開”自己，把靈魂赤裸裸地擺出來，需要很大的勇氣。
記者也算是一個荒誕的職業，見面不過一兩次，就要求對方掏心掏肺，沒有很深的功力，難見真情。
這在獨立紀錄片導演中，其實是一個很普遍的能力。從官方媒體的語態中，我們都能輕易看出，那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視角，被拍攝者就像接受上級的審問一樣，他們的故事對於鏡頭後的人來說，只是一個新聞。而在大多數的個人化的紀錄片作品中，他們的語態非常平和自然，不管是記錄妓女還是拍攝毒梟，不管是拍攝摘棉花的農民還是市長，他們遊刃有餘，這群記錄者，儼然是一個個社會活動家，他們遊走在社會的各個層級，每一個故事都以它們本身的節奏在交流、在表達。
如果從幕後製作人員的身份來看，節目的千差萬別就一目瞭然了，不管是什麼樣的綜藝節目，來自習慣官方語態和個人語態表達的製作者，都帶著各自特色鮮明的烙印。
故事是表達作者思想的工具，但不應該僅停留在證明作者思想的“證據”層面，它應該也必須有自己的空間，才能讓人感受到它的呼吸。我們明白了故事裡的起承轉合、前因後果，才能在它的節奏裡一步一步向前，那些在路上的真實，才能被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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