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群租房可怕嗎？不，那是因為你還沒見過民國的上海
近日，各位的朋友圈可能都被“房租暴漲”的消息刷屏了，以前想著不買房租房也可以悠閒度過餘生的人，現在估計想到租房就要愁到脫髮了……畢業季的學生望“房”興嘆，上班族也算不過來房租漲幅比工資漲幅快幾倍。 “住個房子難道一直是這麼難的事嗎？”花木僧翻了翻民國往事：可能還真的是，至少民國的大都市是的……
<strong>滬漂魯迅:我在上海也為租房愁死了
<strong>前期經常搬家
1927年夏天，魯迅47歲，攜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從這時起他就一直租房居住，成為滬漂。在此期間也多次搬家，先是住在北四川路景雲裡23號，後來與弟弟周建人一家同住進景雲裡17 、 18號，兩樓兩底。當時其家居生活簡樸，據許廣平自述說，“購置傢俱，每人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備了” 。1930年5月，魯迅又搬家至北四川路2093號拉摩斯公寓大樓內，“頂費五百”，即預付全年房租作為押金，月租金40銀元。
1933年4月，魯迅最後一次搬遷，一家遷入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大陸新村9號，是典型中產階層的三層樓房，“付房錢四十五兩”，摺合63銀元。這在北京當時，只要一半價錢就可租一所很闊氣的大四合院了，那時的大陸新村天井，不足一丈見方，還不如北京四合院一個角大。房子低樓用玻璃屏門隔成兩間，裡間當作餐廳，外間是客廳，有一張舊寫字檯和幾把椅子，還是瞿秋白離開上海時留下的，魯迅常在此接待來訪者。二樓是臥室兼工作室，亭子間供女傭居住，三樓北間是客房，南間是兒子海嬰的臥室。設備現代化，有上下水道和煤氣等，並有兩個女傭，這已經算魯迅一生中最穩定、富裕的時期。
<strong>魯迅的一個畢生夢想
有一點大家可能不知道，魯迅還有個畢生的夢想，那就是搬到上海的租界地。魯迅曾經說過，“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還是上海的租界上。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貴起來的了” 。這個夢想甚至在他的雜文中都可以看到痕跡。如：1934年末，魯迅曾在《病後雜談》中寫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裡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塊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塊六。”房租的巨大壓力，讓他的美夢最終成了幻影，直到魯迅臨去世前，他還在想搬家到一處更好、更安靜的房子去，而他心目中的理想住所仍在租界。魯迅在大陸新村9號一直居住到1936年10月19日病逝。
<strong>為何高稿酬的魯迅，連租房都困難
魯迅的稿酬是眾所周知的高了，可是在上海，面對高昂的租金也感嘆應付不來。如果房租佔其入項的十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尚屬相宜。惟在上海房租甚至佔其入項四分之一，比十分之一高出太多了。我查閱了一些資料，1934年和1935年魯迅的年收入都是5600元左右，照此計算下來，平均每月收入467元，而他嚮往的租界地房租要159元，已經嚴重超出了他月收入的四分之一。
<strong>魯迅的錢花在了哪裡
魯迅本人接觸面廣、應酬多、窮朋友多、意外情況也多。如資助周建人及其他親友，是不計算而卻經常在發生的，有時一次就給幾百元，借給一些青年卻經常無法收回的也不少。又自辦出版社、自費印書，有多種是貼錢的買賣。
魯迅在上海時，因為客人多，日常招待客人的茶葉、糖果之類，就要花費不少錢。他買茶葉常是二十斤、三十斤的買。據說，內山書店門口所設的免費提供給路人和吸引讀者的“施茶桶”，所用的茶葉有不少是魯迅提供的。
除此之外，自己還經常被剝削，他曾對曹靖華訴說：“上海靠筆桿是很難生活，連日禁書至百九十餘種之多”，北新書局算是最少，也有四種，而其中就有兩種是魯迅的。“書局已因此不敢印書。”於是魯迅只好拼命翻譯，化名發表文章。而書店卻趁機盤剝作者，到1935年，北新書局竟說已是魯迅倒欠他們錢了，其他一些流氓書店更是大肆盜版。魯迅曾告訴人：“我的收入，幾乎被不知道什麼人的選本和翻版剝削完了，然而什麼法子也沒有。”
<strong>上海房租，為何能要到天價
<strong>首先是租房難
30年代新到上海的人，聽到過一句流行的話：“你可以三天內得到一位太太，三個月內得到一份職業，三年內才得到一個住屋。 ”租房問題影響著上海社會，甚至在當時一些中學中英文教材里居然編有《上海的居住問題》的課文。
錢鍾書的《圍城》就有涉及戰亂中的上海租房生活。文中，方鴻漸和孫柔嘉從三閭大學回到上海後，發覺“房子比職業更難找，滿街是屋，可是輪不到他們住。上海彷彿希望每個新來的人都像只戴殼的蝸牛，隨身帶著宿舍。他們倆為了找房子，心灰力竭，還賠上無謂的口舌”。 最後，靠著鴻漸父親的面子，“在親戚家裡租到兩間小房，沒出小費。這親戚一部分眷屬要回鄉去，因為方家的大宅子空著沒被佔領，願意借住”。雙方同意交換居住權，於是方鴻漸才有了落腳之處。
<strong>為何租房如此困難
上海開埠早，發展快，工業、商業和服務業都很發達，吸納資金的能力和集聚勞動力的規模超過全國任何一個城市，即使在和平年月，即使上海不作為和平孤島而存在的時候，人口也是源源不斷地湧過來。有洋人不遠萬里來上海炒地皮，有內地實業家不遠千里來上海開工廠，有蘇北和安徽的農民來上海拉黃包車、當保姆、或者進廠做工，甚至連扒手、打手、騙子、苦力、乞丐、拾荒者等等也都把上海看成是天堂。人多了，房子供不應求，僧多粥少的狀態給不少投機倒把的人提供了發財的機會，這就要講到房租為何那麼貴了。
<strong>上海房租昂貴原因
<strong> 地價飆升
地價與房租成正比，上海一開埠大量湧入人口，城市開始崛起。加上我們上邊提到的洋人也不遠萬里來上海炒地皮，內地實業家不遠千里來上海開工廠，地價只能一直大漲。
早在清朝末年，鄭觀應致函盛宣懷，建議迅速購買上海的土地，因他預見上海地價“必然大漲，須多買以備將來督辦鐵路者共之”。從房地產中賺錢頗豐的法國商人雷麥分析說，1880年美國在上海蘇州河以北虹口一帶的土地“已值規銀1200萬兩”，估計1901年英國人“在上海投資1億美元中有60％為房地產投資”。
<strong> 中介滋生
人多了、地價升了、房租漲了，還是供不應求怎麼辦？這就衍生了很多中介。房地產公司、大房主、二房東、掮客等不斷滋生，都是典型的中介代表。中介們一層一層剝削，如果你遇到的是經手好幾個中介的房子那就更倒黴了，那時有個數據顯示：二房東平均剝削租金超過大房東2.9倍，最高達14 倍，此外，二房東還以轉嫁水電費和房捐來剝削房客。
<strong>群居出現
為了能在這裡生存，有個落腳的地方，天價的房租只能讓租房的找人一起分擔，這就產生了群居。中介們將房子的各個角落都利用起來，寸土寸金，連曬衣服的陽臺也不放過，這樣一來，租房的人可以分攤些房租，中介們在整體價格上又可以剝削出許多。
有數據顯示，上海白克路附近一所一上一下的舊房子，擠住了大小人口108名。其中10戶是全家，其餘都是單身漢。房子支配是這樣的：前樓、“中樓”、後樓各一家，亭子間一家，“後灶披”一家， 三層閣兩家，前後客堂各一家，二房東一家住在天井的鐵皮棚子裡。 另外走廊裡搭了一字形的擱鋪，高二尺，單身漢們就都擠住在這上面。前樓後樓相當於現在的主臥次臥了，根據身份階層身價大家各自租房，上海的最著名的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更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上海房租高企下各階層的雜居生活狀態。一個與地方惡勢力相勾結的二房東，用種種不正當手段，將一幢樓分別租給從事各種職業的七十二家房客,以致擁擠不堪。
老上海房子結構圖
<strong>老上海房子特色——亭子間
<strong>鄉土上海最絕妙的縮影
這樣的租房狀態，也導致了在上海文化中，亭子間成了非常重要的概念。上海老克勒木心先生在《上海賦》中就寫道：“也許住過亭子間，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輩子脫不出亭子間的，也就枉為上海人。”
亭子間是石庫門建築中最富原創性的建築，產生在後期石庫門裡弄建築時期，它是夾在灶披間與曬臺之間的房間，下面是火熱“得得滾”的廚房，上面是風吹雨淋日曬的曬臺，坐南朝北，冬寒夏暑，是石庫門裡廂條件最差的房間，特別是到了夏天，亭子間更是悶熱難捱。
梁實秋《亭子間生涯》裡很生動的描寫了亭子間的生活狀態，他寫道：“廚房裡殺雞，無論躲在哪一個角落，都聽得見雞叫，廚房裡烹魚，可以嗅到魚腥，廚房裡生火，可以看到一縷縷的青煙從地板縫裡冉冉上升……”。
“亭子間”租客中，不少都是文人，尤其是還沒有成名的“二三流作家”。他們收入拮据，生活清貧，不得不暫時“蝸居”於亭子間，魯迅在橫浜路景雲裡曾居住過的亭子間。
魯迅的《且介亭雜文集》就是在亭子間（虹口橫浜路景雲裡）寫的。因亭子間在越界築路的半租界上，故取“租界”字形一半而言之。當時，魯迅的鄰居還有葉聖陶、沈雁冰、周建人。後來魯迅覺得弄堂裡搓麻將聲音太吵，就搬到北川公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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