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七年(1881)夏，金陵抓獲一名叫做李大鳳的竊犯，供出自己表弟朱彪幾年前被合謀殺害。疑兇週五、沈鮑洪隨即落網，經分別訊問供認不諱。令人驚訝的是，這起命案發生的時間、地點、情形，竟與三年多前審結的“三牌樓案”完全相同。該案兇手早已就地正法！這是巧合，還是另有隱情？一起小小竊案的“節外生枝”，意外開啟了塵封的案卷，引發官場震動。
我們將時間倒回，光緒三年(1877)十二月的一天清晨，金陵三牌樓附近，發現一具無名男屍，身中多處刀傷。死者身份不明，兇手亦無線索。時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頗為重視，委派營務處總辦洪汝奎緝兇查辦。作為沈葆楨手下的得力干將，洪汝奎無論如何也沒想到，這個看似尋常的命案，竟會給自己的政治生涯埋下巨大隱患。
很快，候補參將胡金傳緝獲了三名嫌犯：妙耳山僧紹宗、火夫張克友、屠戶曲學如。三人到案之初，均矢口否認，後經胡金傳和承審官員嚴堃用刑嚴訊，以及目擊證人方小庚指證，反覆更改口供，最終承認見財起意，在妙耳山合謀殺死販豬客民薛春芳，移屍三牌樓。
洪汝奎在覆審時曾有懷疑，但最終仍未發現破綻，死者身份也並未核實。經沈葆楨批示，曲學如、紹宗就地正法，梟首示眾；張克友因先行認罪，倖免一死，割去右耳。
案犯已被處決，真兇卻又歸來，一時間議論紛紜，報章也持續關注，追蹤報道案件的進展。此時，沈葆楨業已病故，接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命下屬官員嚴查此案。經過反覆提審犯證，層層包裹的真相終於重新揭開。
原來，胡金傳當年急於破案邀功，將三名無辜平民誣為嫌犯，又威逼利誘並不在場的方小庚按他所教的內容指證。三人不堪受刑，屈打成招，被害人“薛春芳”不過是他們隨口編出的名字。死者的真實身份乃是朱彪，現在抓獲的周、沈兩人方為真兇。因案情重大，劉坤一向朝廷奏報，請旨刑訊胡金傳、將原審官員調省聽候查辦，得到允准。覆盆之冤，即將重見天日。
然而，言官的質疑卻打亂了審案節奏。監察御史李鬱華直指劉坤一上下其詞，偏縱洪汝奎，欲卸罪胡金傳一人。激烈的措辭，觸到了晚清統治集團焦慮封疆大吏蠶食中央權力的敏感神經，也給案件附加了政治意味。與此同時，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提出，供詞和勘驗記錄存在若干疑點。雙重壓力之下，以劉坤一為首的江蘇審案官員的可信度開始動搖。
清廷諭令理藩院尚書麟書、刑部侍郎薛允升，速往江寧查辦“三牌樓案”。經縝密調查，兩名欽差確認了劉坤一等人審明的案情，並解釋了所有疑點。主犯週五和製作冤案的胡金傳被判斬立決，從犯沈鮑洪絞立決，失察的前審官員洪汝奎、嚴堃革職發往軍臺效力。冤獄終得昭雪。
這起震驚朝野的冤案，雖然最後得以昭雪，卻捲入至少七條人命。除了被害人、無辜枉死的嫌犯、正法的真兇之外，證人方小庚瘐斃獄中，本已升任兩淮鹽運使、仕途大好的洪汝奎，也在發往軍臺後不久病故。這不能不令人進行深刻反思。
宋慈《洗冤集錄》中有言：【刑獄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權輿，幽枉屈伸之機括，於是乎決。】人命大於天，凡定死罪，不能不慎之又慎。案情證理，不做到滴水不漏，不足以定人命之案。
就清代制度規範而言，人命案件須經縣、府、按察司的逐級審理，由督撫題達皇帝，交刑部覆核。表面看來，這一制度設計既符合慎重人命的司法理念，又可收監督地方權力之效，確保中央皇權不被侵蝕。然實踐中，看似嚴密的逐級審轉程序，並不總能發揮預設的效用。
以該案為例，由於兩江總督沈葆楨的重視，越過具有管轄權的上元縣、江寧府和江蘇臬司，委派親信洪汝奎查辦。此後候補參將胡金傳得以製作冤案，與這一安排不無關係。不僅如此，三名承審官員中，兩人出於各種原因，沒有參與審理。
案卷中的上元縣詳文是事後補造，江寧知府孫雲錦是事後添入，連勘驗文書也是事後遷就供詞改成。到了督撫一級，總督非但沒有詳核，而且繞開刑部和嚴格的死刑執行程序，將嫌犯就地正法。從緝捕、審訊到行刑，不僅在省內打破常規，且通過“就地正法”這一權宜之計，架空了刑部的覆審與監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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