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在城市裡扮演著貧民窟的角色，在繁華中獨自喧囂。它們喊得撕心裂肺，卻化成無言的嘆息消弭在坑坑窪窪的小巷裡，除了自己，誰都聽不到。在城中村，還來不及談生活，生存就已糾結、掙扎得無可奈何。
秀廂村是南寧70多個城中村中的一個，也是快環內46個城中村中的其中之一，在南寧市內鼎鼎有名。
據黨支部書記廖增慶介紹，秀廂村佔地面積約0.53平方公里，設有一個村民委員會，分8個村民小組，劃分20個網格。目前，秀廂村戶籍人口有2803人，流動人口有19197人，實有房屋1292棟、21319套，其中出租屋19771套。現在私房出租和第三產業收入成為農戶的主要經濟來源。
80年代，秀廂村搭上了改革開放的特快列車，村裡開始分田到戶，擁有土地的村民開始大面積種植蔬菜，除小部分蔬菜由村民自己出售外，絕大部分都被供銷社統一收購。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推進，秀廂村的土地被大量徵用。隨著村裡土地大量減少，剩餘勞動力大大增加，無處打工的村民開始蓋樓以出租房屋為生，約在2002年，村裡能徵的地基本上都徵完了，蓋樓出租迅速成為一股熱潮。僅八九年時間，村裡就蓋起了連片的樓房，零星半點的平房藏匿在密集擁擠的高樓中。
<strong>居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新修建的樓房，外表光禿裸露，毫無粉飾
20年前，南寧城市的擴張，使得原本位於近郊的秀廂村“幸運”地跳進了城區。然而，當年的規劃者不曾料想，由此誕生的“城中村”20年後竟然成了南寧市的一塊傷疤，成了政府眼裡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的痼疾。
改與不改決定著秀廂村的命運，也影響著村裡人的去留。於土生土長的村民而言，秀廂村是家，留下是因為歸屬；於暫居在此的年輕人而言，秀廂村是踏板，留下是為了離開。
<strong>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
“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是中國人固守自持的觀念，費老在《鄉土中國》裡提到，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
秀廂村原本是一個大村落，典型的鄉土社會，隨社會變遷，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群落的一部分，然而它的性子裡還是流淌著鄉土化的血液，在雜糅入城市新血後，它倒成了別人口中“城市裡的農村，卻還不如農村”的存在。
1948年，黃娟鳳出生在秀廂村。 1969年，她嫁給在街上房產局工作的老公，住了一年後，因兩個妹妹相繼出嫁，無人照顧父母，於是便從街上搬回了村裡，照顧父母直至去世。近70年，她一直住在秀廂村。19歲前，她是地地道道的秀廂村人；20歲後，僅隔一年再次回村，卻是“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總感覺不自在。
回村後，黃娟鳳在村裡幼兒園當老師，一直到2005年退休。29年的“無證”教師生涯，是她說著笑聲最多的話題。1976年，黃娟鳳懷了最後一胎，當時村書記想給她尋個差事，她礙著“挺個大肚子，難看”拒絕了，生完孩子後，才接了這個差事。在她看來，幼兒園老師就是幹保姆的活，說白了就是給人家看孩子，而這項工作在她15歲時就已做過，當時全因家裡窮，給有錢人家看孩子掙錢。
“我帶的小孩也有五六百個了，所以我去到哪裡，人家都喊我‘老師好’，現在村裡的書記也是我帶的，他見到我還會喊我。”黃娟鳳樂呵呵的說。除了那些經常與她嘮嗑的村民，她熟悉的村裡人也只有那些學生了。每次見到黃娟鳳，她總是坐在樓與樓間狹小過道旁的木椅上，望著大路上來來往往的車輛和絡繹不絕的行人。
<strong>抬頭可見電線杆旁隨意纏繞成圈的雜亂電線
“他們不長住，來這裡住幾個月或幾年，找到工作，掙了錢，就都搬走了。”黃娟鳳擺擺手說。她是村裡的老人，見了一撥又一撥，難以計數的外來人住進來又搬出去，巨大的流動性讓她日漸模自己人和外來人的界限。隨時間流逝，與黃娟鳳同輩的村民越來越少，而以外來身份湧入村裡的人越來越多。村裡外來人剛開始變多時，她還會和租房的年輕人打個招呼；現在，她也懶得去搭話，出了門各向東西已是常態。
從安吉蘇盧嫁到秀廂村的覃玉萍對村裡人情也深有體會。在她家出租樓房租房的多是年輕人，平常見面不打招呼，彼此都是陌生人。“我們以前都在一起集體做工，都認得，沒有做過工的都不認識了，人家娶個媳婦，不告訴你，不請你，你怎麼知道是誰呢。現在，房子這麼多，人又這麼多，一出來各走各的，怎麼認識哦。”她挎著菜籃，笑著說。
陌生和冷漠冰冷的隔離著村民與外來人，將秀廂村撕為兩半，一半鄉情難卻，一半自顧冷暖。
謝成貴這股老血液與城市年輕血液也是彼此摩擦，難以交融。2003年，45歲的謝成貴從桂平憑祥來到秀廂村，在秀廂菜市裡租了一家小店面，專門製作麵條、餃子餡、雲吞餡等麵食。
15歲後，讀完小學的謝成貴離家四處討生活，在外漂泊7年一無所獲，22歲跑到廣東打工，在一個建築工廠做了20年泥水工，沒能存下錢在廣東立足，2000年灰溜溜回了老家，聽兒子說南寧能得錢，跑到南寧來在秀廂村一住就住了15年。
謝成貴與大兒子一起住在秀廂村，幫忙打理店鋪，老伴在大沙田陪著二兒子，幫忙照看孫兒，夫妻兩人的後半生圍繞著子女孫兒過活，卻也心甘情願。謝成貴透露，這個店面一個月滿打滿算能掙五六千，自己平常也不花錢，簡簡單單，吃穿不愁即可。如今，正值花甲之年，他從沒想過退休養老的事，不是不想，是不願想。“我孫兒剛（上）小學，以後讀書花錢多咧，兒子自己幹累，我下午頂他班，讓他歇歇。”
<strong>凹凸不平，坑坑窪窪的小巷
在上海、廣東打拼了20年，眼見都市的繁華與喧囂，謝成貴還是難以適應、難以認同，與城市有著明顯的隔閡。而在這個以城為名，以村為實的秀廂村，他覺得“挺好”，兩三年前花了30多萬買了套房，一家人正式在南寧落地，在秀廂村落戶，這裡似乎將是他奔波一生的最後歸宿。
無論黃娟鳳、覃玉萍，還是謝成貴，以前過足了苦日子，現在住上樓房，手裡還能存點錢供以後養老，這是以前想都沒想過的事。他們訴說著經濟發展帶給他們的恩惠，卻也因為跟不上社會發展而被強行甩在了後面，只不過他們不懂，也就不去想了。
以前的秀廂村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每個孩子都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在孩子眼裡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現在的秀廂村，是外來人口密集的城中村，流動是村裡最大的特點，外來人湧入村子，擁擠著佔有一片空間，他們摸爬滾打，整天為生存盤算，於他們來說，這裡不是家，家可以給他們溫暖，而這裡的一切提醒著他們：生存……
<strong>留下只為離開
不同於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的老輩村民，近2萬流動人口裡，大部分人把秀廂村當成暫居地，於他們而言，這裡不是歸屬，他們為生存奔波忙碌，為的是熬到能夠搬出秀廂村的那天。
吳儀搬進秀廂村那天，天氣炎熱，太陽懸掛高空，沿路兩旁店鋪裡的風扇“呼哧呼哧”吹個不停，坐在風扇下的人手裡還拿著紙板一下接一下扇著。她右手拉著行李箱，左手拿著其他東西走在前面，朋友幫忙提著另一個行李箱走在後面。拐進小巷，行李箱底部的輪子滾過坑坑窪窪、凹陷不平、狹窄擁擠的地面時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不小心陷入凹坑，一開始她還停下提出整個行李箱，後面再這樣索性用力一拉，頭也不回就往前走，“行李很重，天又熱，整個人都很累，當時心情也煩躁，可能是這裡的環境讓人心煩。”走進巷子，周圍慢慢變暗，在她住的那棟樓房前面還有一棟樓，擋住了陽光，“當時覺得沒有陽光涼快些，住久了還是覺得有陽光好些。”
由於土地有限，在經濟利益驅動下，不少村民大搞違章建築，在自家宅基地上修建高達10層左右的樓房，致使樓與樓的間距極小，甚至沒有間距，緊貼在一起，成了典型的“握手樓”、“接吻樓”。這些樓房通風、採光條件極差，基本上住在四五樓以下的租戶都見不得陽光射進房間，陽光成了秀廂村最奢侈的東西。
<strong>在秀廂村，樓與樓的間距極小，新舊樓房交相映襯
吳儀搬進秀廂村是因為租金便宜，一個6月份剛畢業的大學生，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滿意的收入，只能住在便宜的城中村。她在朝陽附近的一家婚紗攝影公司做會計，一個月領著2200元工資，交完房租加上水電費的500多元，扣除工作來回車費和伙食費，每個月可以剩個三四百，有時遇到弟弟妹妹沒有生活費，她會抽出一兩百給他們，一個月的工資幾乎攢不到多少錢。
“當初為了找份工作，我在58上投了二十多份簡歷，最後只有兩三家讓我面試。”社會對一個應屆畢業生不總是那麼友善，“有時候會感受到來自社會深深的惡意”，小吳“開玩笑”地說，“出來找工作，有些公司面試時特別瞧不起應屆畢業生，面了很多家，也沒有應聘上，自信心受打擊，每天為了工作煩惱，到要交房租了，交完以後都沒錢吃飯了，有時候吃個麵包都要考慮很久，沒錢的感覺就（讓我）感到了錢很重要。”
今年剛畢業的韋雅馨也有過這般窘境。大三結束後，畢業實習成了她最緊迫的任務，為了有更充裕的自由空間，她打算搬出西大，在外租房住。剛開始找房時，她沒有考慮過秀廂村，找了幾家環境較好的小區後，始終精打細算那四五百元，遲遲沒有決定，“嘴上說著差幾百塊沒什麼，但是一旦你真的要去花這幾百塊，你就會覺得真的捨不得，”最後她向現實妥協了，在朋友的介紹下搬進了秀廂村，用一年體會生活的不易。
“在這裡住久了也會想說希望自己更加努力，不想要在這裡過這種生活，就會很擔心自己安於現狀，”韋雅馨說起自己在秀廂村的生活，而她7月初馬上就要前往柳州一家國企工作，如她所願，擺脫了秀廂村的生活。
秀廂村房租低是吸引畢業大學生和外來務工人員的關鍵原因，也是脅迫著他們不能搬出去的重要因素。
兩年前搬入秀廂村的丹丹，現在與相戀9年的男友一起為生活打拼。搬來秀廂村前，他們住在七星路附近的一個城中村裡，早已習慣了“農村”生活，搬到秀廂村於他倆而言只是換了地點，沒什麼不同。
“人都想有個自己的房子，像我們這種不是本地的，外來的那種感覺就會特別強烈，希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感覺這樣會更有歸屬感，”丹丹與男友現在最大的壓力來源於買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南寧房價高，買一套合適的房子少說也要二十萬左右，這對剛剛工作3年的丹丹與男友來說，更像是一個夢想，遙遠得不切實際。對於買房的實際打算，她說得很迷糊，只說順其自然，畢竟現在住在秀廂村，每月交470元房租，這樣的生活不那麼緊迫，不至於壓得她喘不過氣來。
“15年畢業到現在，工作3年多，我一直在換工作。”大專學歷的丹丹在工作上的運氣總是差了點。她學的專業是酒店管理，第一份工作是萬豪酒店的管理崗位，做了半年，因為受不了上班、休班時間與朋友、社會脫節，主動辭職了；第二份工作是信貸，做信貸要有強大的業務能力，能跑能說，由於與自己追求安穩生活的想法衝突，做了半個月做不來，不幹了；之後，她開始往行政工作方面靠攏，在一年裡嘗試了多家酒店、餐飲店的工作，才慢慢找準自己的定位，現在在朝陽一家餐飲公司做培訓部的培訓助理。“找工作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於自己，因為你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對自己的定位要有個慢慢了解的過程，從畢業到現在，我用了3年時間來摸索，就現在（這個情況），我覺得我算是轉型成功了。”
留下是為了有一日能離開，這是城中村租住者的終極目標。
“等我有錢的時候，我就會馬上搬離這裡，好不容易能離開了，就不會回來了”。談不上厭惡，但吳儀內心裡從未認同過秀廂村，她沒有把這裡當家，行李箱一直襬在床邊，除了基本生活用品外，其他什麼東西都不買，在她看來，買東西后，要走的時候，難帶走，照她的話說，“只要想走，我隨時都可以拎包走人。”然而要搬走也難，“要攢點積蓄才能搬走，沒個一兩年是不可能的，希望自己以後有能力了，住的地方環境更好，人都要對生活質量有點追求的。”
丹丹對搬走也有一種渴望，但真正實現卻又遙遙無期，等得她心累，“攢夠錢，我一定會搬離這裡，不可能一輩子窩在這裡，我們是可以住，但是以後有小孩了，我們的孩子不可能住這裡，我們也不想讓他生長在這種環境中。”總有一天，為了家庭，為了孩子，丹丹與男友也會搬出秀廂村，組建自己真正的家。
她笑著說，等到那一天，一家人一起裝飾新家，把家佈置得溫馨、溫暖，而不是像現在的房間，空空蕩蕩，冷冷清清。
<strong>秀廂村，未完待續
2013年，《南寧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推進城中村改造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下發，意味著南寧市政府對城中村的改造將動真格，力爭用10年時間基本完成全市快速環道內城中村的改造任務。
2017年，南寧市城市管理“十三五”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出爐，根據規劃，南寧市在城中村環境整治方面，以創建“美麗萬秀”為契機，以其示範帶動作用，對南寧市70個城中村，特別是快環內的46個城中村進行重點整治活動，以重點整治城中村垃圾收運、雨水汙水、亂接亂拉、河道溝塘的“四整治”和著力提升道路通達、提升建築風貌水平的“兩提升”為環境整治目標，提升城中村環境整體水平。
廖增慶談到，城中村改造得慢慢走，70多個城中村，一下改造完，政府沒有龐大的財力支撐，同時，改造城中村對聚居於此的村民和外來人來說，如何安置他們仍是難題。“政府說了儘量10年內改造市裡的城中村，我們也根據政策制定了一些規劃，有的能行，有的難啊”。
在記者起身準備離開時，他右手扶額說：“我們想政府給政策，然後我們自己改，我們根據政策改，後面還有我們秀廂村啊，如果是外面改，可能過二三十年都沒有秀廂村了，家沒了……”
<strong>記者手記：
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前前後後去了秀廂村七八次。
第一次去，我見識到了一個“新世界”，租主熱情的詢問、坑坑窪窪的道路、高矮錯落的樓房、堆棄一旁的垃圾讓我產生了心理上的排斥感。走進狹窄擁擠的小巷，整個人都被籠罩上一層“陰影”，一棟棟“握手樓”、“接吻樓”只顧彼此樂呵，吝嗇於將普照大地的陽光傾瀉進村中。仰頭90°，盡收眼底的景色也只是那一塊垂直狹小的空間，有時可以瞥見兩邊雜亂無章、高矮不一的房子，有時看到的始終是九十層高的樓房，及生鏽的防盜窗。
後面去時碰上下雨，也能一睹秀廂村另番“景緻”。下雨天，渾濁的汙水填滿了一大片一小的凹坑，走在蜿蜒迂迴的巷子裡，雨水沿著低矮的圍牆“滴答滴答”落在地上。每隔五六米出現的電錶箱有的不上鎖，半開著，盤根錯節，無序纏繞成蛛網狀的電線裸露在外，有的水珠堅強的垂在下面，有的則滴到地上暈開了。雨天的秀廂村空氣中混合著潮溼、生鏽、垃圾的味道，不很刺鼻，卻無處不在。
秀廂村有城市的喧囂，卻達不到城市的文明，這是我對秀廂村最直觀的感受。而在與受訪者訪談後，我或許能體會到秀廂村真正的痛苦源於存在卻不被認可，它是城市化的棄兒，享受不了城市化帶來的便利，卻還要揹負阻礙城市化的罵名。而在村裡生活的村民和外來人，他們何嘗不是城市的邊緣人，為了生存苦苦掙扎，卻難以被接納。
我希望最大限度貼近他們內心，尋求最真實的想法，卻也難以感同身受，畢竟，生活的苦、生活的淚，在我未走出校園前，我沒資格妄加評論。
（因受訪者委託，文中姓名均為化名）
審核 王淑賢
閱讀更多 壹檸檬視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