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手締造出適合當下的全球秩序
戈登·布朗，英國前首相、財政大臣，現任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全球教育機會融資國際委員會主席，Catalyst基金會顧問委員會主席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文/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本文首發於總第883期《中國新聞週刊》
不管你有沒有意識到，2018年都可能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管理不善的全球化導致了民族主義“奪回控制權”運動以及保護主義浪潮的崛起，後者正在破壞70年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國得到了發展具有替代性的平行的國際機構的機會，世界或將面臨被兩大相抗衡的全球治理體系撕裂的局面。
無論未來幾年會發生什麼，很顯然2008年至2018年這十年標誌著全球經濟實力平衡的劃時代轉變。在全球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筆者主持了二十國集團（G20）倫敦峰會，當時北美和歐洲只佔世界人口的15％左右，卻貢獻了57％的全球經濟活動、61％的全球投資，約50％的全球製造業以及61％的全球消費支出。
但此後，世界經濟重心發生了轉移。2008年，西方之外的國家佔世界生產、製造、貿易和投資總額的40％左右，而今天已經達到了60％以上。
一些分析人士預測，到2050年，亞洲佔全球經濟產出比將達到50％。誠然，2050年中國人均收入或許仍將無法達到美國的一半，但是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仍然會引發關於全球治理及地緣政治的新問題。
一場劃時代的再平衡
由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組成的七國集團（G7）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幾十年來，它事實上主宰著整個全球經濟。但到2008年，筆者和一些同仁都開始發現情況有變。北美和歐洲領導人秘密地爭論著是否應該建立一個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高層級經濟合作論壇。
這些爭論往往十分激烈。一方希望保持較小的集團規模，美國一開始提出過一個G7+5方案；另一方想讓集團儘可能具有包容性。時至今日，早期討論的結果已經無從詳細考證。2009年G20峰會在倫敦召開時，實際上包括了24個國家。
其中，埃塞俄比亞代表非洲、泰國代表東南亞，荷蘭和西班牙則是最早加入歐盟的國家。儘管如此，即使是事實上的G24，也無法完全反映世界的變化速度。
時至今日，尼日利亞、泰國、伊朗、阿聯酋等經濟體的體量，每一個都比G20中最小的經濟體南非更大，但它們無一進入G20集團。
與此類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根基也在動搖。1944年，最初的IMF章程在還處於談判階段時，關於這個新機構的總部應該被設置在歐洲還是美國，各方曾經有過一些分歧。
最終的決定是它應該被設置在投票權比例最大的國家的首都，而投票權比例則由一國佔全球經濟的比例決定。這意味著不出一二十年，中國就可以要求IMF把總部設在北京。
當然，IMF很有可能不會遷出華盛頓，因為美國會在IMF離開美國之前先離開IMF。但這改變不了一個事實：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劃時代的再平衡，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也是地緣政治上的。
除非西方能夠設法在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堅持多邊主義，否則中國將繼續發展具有替代性的金融和治理機構，正如已有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上海合作組織。
特朗普政府要當獨行俠
眼下，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衝突是全球金融實力大變遷的一個表徵。表面上，特朗普政府與中國的衝突是關於貿易的，而有關匯率操縱的爭議則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但從特朗普的講話中，你能夠體會到這場戰役實際上關乎更重要的東西：全球技術主導地位和全球經濟實力的未來。
雖然特朗普已經洞察出美國的霸權正日益受到威脅，但他忽視了最顯而易見的應對手段：即與美國盟友和合作夥伴結成統一戰線。相反，特朗普主張美國採取單邊主義的做法，好像世界仍然處於美國的單極治理下似的。結果，各種地緣政治動盪紛至沓來。
特朗普已經退出了伊朗核協議和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並宣佈美國要退出維持了超過31年的美俄《中導條約》。此外，其政府阻止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上訴機構的法官任命，讓G7和G20接近邊緣化，還破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給中國獲取亞太地區經濟主導地位打開方便之門。
頗具有反諷意味的一件事情是，當美國真正在單極世界中一騎絕塵時，它一般會通過多邊機構開展行動。但如今，世界日益變得多極，特朗普政府卻要當獨行俠。問題在於，這種試圖原封不動地恢復主張19世紀主權架構的做法，是否能夠行得通。
在貿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一開始也許能夠降低進口。但它們也影響了美國出口商品額，這也難以逃脫貿易壁壘高企所造成的危害。更糟糕的是，當前的保護主義浪潮可能會造成新的財政壓力，美國製造業工人和舉步維艱的農民要求通過補貼或稅收優惠等方式得到補償。
向19世紀的強權政治倒退
為了更清楚地瞭解保護主義和擴張性的美國財政政策所造成的危害，我們需要考慮全球經濟衰退再次到來時會發生什麼。
2008年，全世界各國政府能夠削減利率，引入非常規貨幣貿易政策，並增加財政刺激措施。此外，這些措施形成了全球協調，從而實現效果最大化。不僅這些國家的央行之間緊密合作，2009年G20領導人峰會還表明，各國首腦和財政部長之間的合作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今展望21世紀20年代，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施展空間將會大大縮小。利率幾乎肯定會處於過低水平，使貨幣政策決策者無法施加有效的刺激；而上一場危機所留下的龐大資產負債表，意味著銀行將對進一步量化寬鬆更加謹慎。
財政政策也將同樣束手束腳。2018年，歐盟平均政府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超過80％；美國聯邦赤字眼看將超過GDP的5％；中國正在應對不斷增加的公共和私人債務。
在這樣的環境下，施加財政刺激將比上一場危機後的數年處境更加困難，跨境協調也將更加不可或缺。悲哀的是，當前趨勢表明，各國政府更有可能彼此指責，而不是通過合作讓事情進入正確的軌道。
因此，我們面臨著一個悖論。對全球化的不滿引發了新一輪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浪潮，但要解決不滿的根源，卻唯有通過合作。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槍匹馬解決不平等性加劇、工資停滯、金融不穩定、偷稅漏稅、氣候變化以及難民和移民危機等問題。向19世紀的強權政治倒退，將嚴重延誤我們在21世紀走向繁榮的進程。
“美國優先”絕非著眼於未來的清晰戰略，而更像是昔日霸權依然沉陷在舊夢中，痼疾難除，並傷及自身。重提《凡爾賽和約》中內含的民族主義，完全忽視了加強政府協作行動所能帶來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構建一個基於合作的未來
在美國背離多邊主義之際，中國正在通過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一帶一路”倡議和其他手段，依靠自身的方式改變全球地緣政治。儘管中國當下的政策將給亞太地區和世界帶來長遠影響，但我們大部分人尚未對這些影響給予足夠的關注。
當然，如今的全球新秩序未必就是大國衝突。2018年10月，向國際空間站運送一位美國宇航員和一位俄羅斯宇航員的火箭發射失敗，恰好是當前地緣政治關係的一種貼切隱喻。
它提醒著我們，多邊合作由來已久，並卓有成效。總而言之，已有18個國家前往國際空間站。對於如今由美國、俄羅斯和德國宇航員共同組成的團隊來說，國際空間站是他們共有的家園。
在冷戰對峙最激烈時期啟幕的空間競賽，一開始是一項零和博弈，但隨後卻成為可持續國際合作的領域。
目前，俄羅斯和美國的空間計劃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果沒有俄羅斯的火箭發射場，美國宇航員就無法飛向國際空間站，而如果沒有美國的技術，俄羅斯宇航員也無法在空間站上生存。
當然，這一長期合作關係很有可能結束。2011年的一項美國法律已禁止中國進入國際空間站，或與美國國家宇航局（NASA）合作。
即便如此，連美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原本是敵對力量的兩方都能在太空找到合作之道，在同一個地球上的中美之間，當然也有望取得一些類似的成果。
我們必須抱有希望。冷戰折磨了世界四十年，這不僅僅是因為蘇聯拒絕承認市場價值和私人產權，還因為其拒絕與西方聯繫。中國則並非如此。如今，每年都有60萬中國學生在海外留學，其中45萬是前往美國和歐洲，並組成了持久的社會和職業網絡。
我們在為未來幾年的全球衝突做準備時，必須致力於構建一個基於合作的未來。不管是金融穩定、氣候變化還是避稅港問題，國際合作都是最符合各國利益的解決辦法。
全球化正站在十字路口。
無論如何，國際組織和多邊框架需要適應新興地緣政治力量湧現所形成的“多極”。我們今天經過深思熟慮後所做的決定，將給全球的未來造成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唯一的問題是，這些決定是單邊行為還是多邊行為。我們需要秉承戰後先輩們的志向，如此，我們才能親手締造出適合當下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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