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法國人托馬斯·皮凱蒂出版了一本風靡全球的經濟學著作，名叫《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系統的考察了發達工業社會時代的分配問題，作者力求把經濟學的側重點重新引回分配領域中。在書的開頭部分，作者針對財富分配的問題依次評判了
馬爾薩斯、李嘉圖、馬克思和庫茲涅茨的分配理論。
貧富分化是必然的嗎？
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說：“人口過剩是影響財富分配的首要因素”，他認為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源只能按算術級數增長，因此不可避免的會出現人口過剩的情況。過剩的人口最終會導致嚴重的生產危機，乃至引發劇變。社會將不可避免的陷入人口過剩導致的混亂和痛苦之中。馬爾薩斯是分配論裡早期的悲觀主義者，他較早論證了貧富分化的必然性。
在馬爾薩斯之後，李嘉圖提出了稀缺性原則，他認為地租相對價格的巨大變化，可能會導致財富分配的長期嚴重不均，致命的是這種分配不均無法通過供給和需求的相互影響來實現重新的平衡。因此李嘉圖預言，隨著社會的發展，地租也會上漲，地主佔國民收入的份額會越來越大，從而破壞社會平衡。
馬克思 是又一個悲觀的預言家，他接過李嘉圖的稀缺性原則，並用資本來取代地租，提出了資本的無限積累原則。資本的無限積累最終會使資本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中，一方面資本的收益率的具有遞減的規律性，這會導致資本家間的衝突，另一方面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還會導致工人運動的起伏，最終社會平衡將被破壞。
先富能帶動後富嗎？
然而，19世紀生產技術的改良，否定了馬爾薩斯的人口危機預言；工業革命使農業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進而推翻了李嘉圖所提出的地主收入佔社會總財富比重持續上升的假設。在19世紀後1/3時期裡，工資開始慢慢增加，持久的技術進步以及穩定增長的生產率平衡了資本積累的進程，工人沒有墜入貧困的深淵，反而從社會發展中得到了好處，現實與馬克思的預言不符。因此，樂觀主義的庫茲涅茨的理論出現了。
庫茲涅茨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收入不平等問題會得以解決，並最終穩定在一個可接受的水平上。他通過收集分析美國各階層收入比重變化的數據，發現1913年~1948年之間，美國的收入差距突然減少了，高收入人群的比重驟減了10個百分點。
1955年，庫茲涅茨曲線誕生，該曲線旨在說明資本主義社會里的收入差距會出現一個先擴大後縮小 的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因為社會新增的財富只能利及少數人，因此收入差距被拉大；等到社會發展成熟之後，越來越多的公眾得以參與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使收入差距重新縮小，社會越發展，人民越幸福，大家都能共享發展的成果，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先富帶動後富理論的假設。
不平等的捲土重來
可是，最近幾十年，全球的收入差距不再像庫茲涅茨的“黃金30年”那樣縮小，而在不斷的擴大。
通過數據分析，我們發現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是最新的趨勢，並且還在不斷的惡化之中。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在發達國家中表現得顯著。在美國，財富的集中度已經略微超過了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金融、石油、房地產市場已經讓人看到經濟失衡的端倪，庫茲涅茨曲線重新被現實給否定了。先富帶動後福的幻想也開始顯露出其荒謬性。
兩種擴大收入差距的分化力量
對於收入差距的擴大，皮凱蒂列出了兩種分化的力量。
一是高收入者的收入要遠遠高於其他人，到2000年時，美國的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已經佔國民收入的45%~50%，大公司高級管理者在收入上將其他人遠遠甩在了身後。
高收入階層的收入為什麼較其他階層增長迅速呢？主要是技能和權力的作用。技能是拉開收入差距的表面原因，但它並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高級管理者擁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權力，而且這種權力不易受到限制。
分化的第二種力量是在經濟發展長期疲軟時，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續降低而高收入者的收入仍快速增長。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就是著名的r>g公式，這個公式說明了分化的根本原因。r代表資本收益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資本收入，它是高收入階層的主要收入來源；g代表經濟增長率，即社會年收入的總增長。
貧富分化的原因
在經濟增長緩慢的社會中，靠勞動積累財富的階層的收入增長會變得十分緩慢。經濟增長乏力，投資變少，就業量遂之下降，這就加劇了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勞動者的所得——工資自然也被壓低了。
經濟增長疲軟，伴隨著投資資本收益率的減少，儲蓄資本收益率將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代表儲蓄收益的利息、租金等資本收益就變大。 儲蓄資本的收益率超出經濟增長率，高收入階層就有機會把其他階層遙遙的甩在後面，二代、三代們成為社會財富的主導力量，這種現象有違民主社會最為根本的精英價值觀和社會公正原則。
與庫茲涅茨相反，皮凱蒂不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越完善，收入差距就會越縮小，因為r>g的根本性不平等與任何形式的市場缺陷無關，資本市場越完善，r>g的可能性只會越大。
怎麼減少貧富差距？
除了促進收入差距拉大的分化力量之外，還有三種縮小差距的趨同力量。它們分別是知識和技能的擴散、人力資本的上升以及代際鬥爭。
在知識共享、擴散的時代，人們有機會分享到更多的知識技能，從而通過獲取技能提高自己的收入。皮凱蒂十分重視知識擴散的作用，認為它是遏制不平等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不難發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地區，金融、房地產行業的收入遠高於高新技術創新所得的收入。在脫實向虛的經濟體中，通過科研人員費勁數十年之力發明創造所得的收入遠不及一個炒房團的收入多，房價、股價的上漲幅度遠高於科技產品上漲的幅度，知識擴散所帶來的收入提升越不及資本投機所帶來的收入提升多，它始終追不上後者。
此外還有人提出了人力資本上升假說，這個假說是是知識擴散假說的擴展。它認為技術的進步會導致人力資本的地位被提升到金融、房地產之上，有能力管理者比股東大亨更有競爭力，技術實力最終能戰勝拼爹。就連皮凱蒂也不能承認這種天真的假說，他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能表明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顯著增加，從過去到現在，非人力資本的地位並沒有降低，人力資本的地位也沒有顯著的提高過。
除了人力資本假說之外，還有一個更為荒謬的代際鬥爭假說，這個假說認為代際鬥爭將取代階級鬥爭，醫學的進步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會改變資本的本質，它實質上是妄想用年齡的差距來掩蓋同齡人財富不平等的事實。
最後，皮凱蒂說出他的結論，他認為相比於趨同的力量而言，分化的力量已經佔了上風，“未來幾十年內人口和經濟增長率可能減慢，從而使得不平等趨勢更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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