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塔會議通常被批評為西方世界對蘇聯過度的妥協，而且還是形成冷戰格局的罪魁禍首，但是事情真能這麼理解嗎?本篇告訴你的是：外交談判的實質其實是對現實的追認，既然如此，什麼是好的外交呢？結論就是：好的外交活動可不是用來挽救狂瀾的，相反，好的外交的關鍵，其實是對現狀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八天的會議只是對事實的呈現，而不是討價還價後的結果。
雅爾塔會議很重要，因為它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格局的走向。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並沒有走上真正意義上的和平，而是進入了冷戰，所以批評雅爾塔會議的聲音很多。比如在法國，從戴高樂時期就有人說雅爾塔會議是大國分贓的暗箱作業。中國人也很不滿雅爾塔會議，認為英美把中國的利益出賣給了蘇聯。而批判最激烈的，是從蘇聯獨立出去的那些東歐國家，跟獨立後的波蘭，他們對於盟國把他們出賣給蘇聯的行為比任何國家都要憤怒。西方有一個主流的認識就是，雅爾塔會議上美國和英國對蘇聯過度妥協了，才造成了冷戰。所以美國總統小布什才會說，雅爾塔會議是“犧牲了自由的錯誤”。
接下來，我們就回到雅爾塔會議的談判桌，分別從三方的角度來講講這本書。這三方就是英國首相丘吉爾、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蘇聯的斯大林。這三個政治強人坐在一桌談判，絕對是一場精彩絕倫的智力對決。斯大林故作謙卑，對羅斯福頻頻示好，但在關鍵問題上拒絕讓步。羅斯福也一直保持著拉攏斯大林的態度，並且常常為了會談的氣氛和大局，充當丘吉爾和斯大林之間的和事佬。相比羅斯福與斯大林的互相爭取，丘吉爾時刻保持著緊張，但他也經常在一些問題上忽然轉變態度，附和斯大林的立場。
三巨頭在雅爾塔會議上的談判，後來衍生成了一種叫作“雅爾塔棋”的遊戲。這個遊戲的決策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參與者是三個人，但是任何兩個人之間的戰略聯盟都很難長久。這就是雅爾塔會議的本質特點。會議中，不管是在戰後波蘭政府的問題、聯合國席位問題，還是處置德國方案問題以及遠東問題，其實都是這種“雅爾塔棋博弈”。
丘吉爾的英國
好，我們就先從丘吉爾和英國說起。在講丘吉爾之前，我們先簡單說一下背景。雅爾塔會議要開的時候，二戰已經要結束了。納粹黨統治的德意志第三帝國已經在末路了，它當然希望英美蘇組成的盟國爆發內部矛盾，這樣才能有喘息的機會，才能翻盤。所以盟國的分裂就是德國最後的救命稻草。在這種情況下，雅爾塔會議的首要目標就是維持盟國的團結。
英美之間的統一戰線還是比較穩固的，所以對於丘吉爾來說，主要的問題是怎麼團結好在二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蘇聯。不管是丘吉爾還是羅斯福，他們都很清楚蘇聯在歐洲的軍事優勢。蘇聯已經獨自抗擊德國好多年了，而英美代表的西方盟軍一直拖到1944年才開闢了歐洲戰場，比蘇聯晚了很多。從另一方面來看，蘇聯在歐洲東歐戰場已經佔了先機，所以問題的關鍵就是東歐的政治格局如何分配。這裡面有兩個國家對英國來講最為重要，一個是希臘，另一個是波蘭。下面我就分別講講這兩個問題。
當時，蘇聯在東歐的軍事推進非常快，丘吉爾很憂慮巴爾幹半島和希臘可能落到蘇聯人手中。希臘在地中海中的位置非常關鍵，蘇聯要是控制了希臘，肯定就會威脅地中海到蘇伊士運河的通道，那後果很嚴重——大英帝國對印度，甚至遠東的聯繫就會被切斷了。
正因為這個巨大的利益關係，丘吉爾搶先在1944年10月9日，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克裡姆林宮進行了會面。丘吉爾的訴求是，英國可以承認蘇聯在羅馬尼亞的勢力，而作為交換，斯大林必須保證英國在希臘的自由行動。而所謂自由行動，其實就是要蘇聯承諾不染指希臘的任何事務。巴爾幹半島上的其他國家，丘吉爾提出英國和蘇聯兩國“五五對分”的方案。丘吉爾甚至詳細列了一張表，用百分數表示英蘇兩國在各個巴爾幹半島國家的勢力分別是多少。
丘吉爾這麼做，是因為他很清楚，除了希臘之外，其他巴爾幹半島國家基本上已經落到蘇聯的口袋裡了。所以，他只能放棄巴爾幹各國和東歐國家，來交換希臘，這是最理智的選擇。但是，這裡面還有一個非常困難的點，就是東歐的波蘭。在雅爾塔會議中，有兩個核心問題，一個是聯合國建立的方案，另一個就是波蘭問題。具體來說呢，這個事有兩方面：一個是波蘭跟烏克蘭的邊界，還有就是新的波蘭政府如何組建。
為什麼波蘭問題這麼重要呢？我來帶你回顧一下二戰的戰爭局勢，你就會明白了。1939年9月1日，波蘭被納粹德國攻擊，這正是英國被迫參戰的直接原因。波蘭淪陷之後，當時的波蘭政府就流亡到了英國。但是，蘇聯當然也想爭取波蘭，蘇聯打下波蘭之後，撇開了流亡的波蘭政府成立了所謂的“新政府”，就是1944年成立於盧布林的“共產波蘭國家解放委員會”。這個蘇聯扶植的組織一直被稱為“盧布林政府”。
所以，英國的處境就非常微妙了。在舊的流亡政府和新的“盧布林政府”之間，應該如何抉擇呢？要知道，波蘭除了流亡政府外，還有許多流亡軍隊，正在和英軍一塊共同戰鬥。如果丘吉爾撇開波蘭流亡政府而承認了盧布林政府，那麼無論對英國國內的國會、輿論，還是對於數萬波蘭流亡軍隊，顯然都是難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不承認盧布林政府，那就等於是在這個問題上，跟蘇聯對著幹了。
這時候，丘吉爾希望提出一個兩全的方案：首先要儘量保證波蘭的領土完整，所以蘇聯應該重組一個新的波蘭政府，這個政府既包括蘇聯培植的盧布林政府，同時也要吸納波蘭流亡政府成員。丘吉爾對這個方案很有信心，因為他覺得自己做了很大的讓步，對於一位西方國家領袖而言，他甚至承認未來的波蘭政府可以是一個“完全親蘇的政府”。換句話說，斯大林只要能夠同意重組政府，能容得下一些共產黨以外的波蘭人，這就可以了。在蘇聯的控制下所謂的重新組建，可以說是臉面上好看而已。
好，我們來總結一下丘吉爾的訴求。丘吉爾和英國面臨的現實是，蘇聯在歐洲不斷的軍事推進，讓英國已經沒辦法逆轉戰後蘇聯會控制東歐和巴爾幹的形勢。但是至少在希臘的主導權和波蘭政府重組的問題上，丘吉爾認為自己必須守住底線，這已經是關乎大英帝國臉面的問題了。丘吉爾也有信心，認為自己拋出的方案會被接受的。
羅斯福的處境
但是實際的情況是，即便丘吉爾覺得自己已經做了極大的讓步，談判依然陷入了僵局。而且，斯大林的反對還不是最大的問題，讓丘吉爾不解的是，本來應該和自己統一戰線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談判桌上卻時常跟斯大林保持默契，好像並沒有跟英國立場一致。這是怎麼回事呢？
想搞清楚羅斯福的想法，也得回到雅爾塔會議之前。會前，羅斯福和丘吉爾剛在馬耳他會合過。那時候，羅斯福其實就一直迴避和丘吉爾談公事。美國的這種態度，其實是在向蘇聯示好。那羅斯福為什麼要這樣呢？這是因為，羅斯福不想讓斯大林覺得英美兩國要聯手對付他，他希望雅爾塔會議成為一場公平的談判，他認為這樣才能讓聯合國的組建更加順利。後來成為英國首相的外交家艾登就對此頗有微詞，他認為美方太過於重視聯合國，而完全忽略了波蘭問題。
波蘭問題畢竟是歐洲的事，對美國來說，聯合國的議題顯然更重要。如果說英國的訴求是歐洲大陸內部的均衡，那麼美國民主黨領袖的期望是未來一個可靠的國際安全的協調機制。這個機制不會因為任何大國退出而破局，他們把這一點寄希望於新的國際組織，也就是聯合國。這一向是美國民主黨領袖的政治訴求，上一位主張成立世界理事會的民主黨總統，正是一戰結束後在巴黎和會主張組建國際聯盟的威爾遜總統。對於當年的威爾遜來說，最慘痛的失敗莫過於美國作為國際聯盟的倡導者，竟然無法加入國際聯盟。這是因為一戰後美國國會並沒能通過加入國聯的方案，因為一戰後的美國不希望跟歐洲事務有太多瓜葛。
有了威爾遜總統的前車之鑑，羅斯福的壓力和緊迫感也就可以想見。一方面他必須照顧斯大林的感受，希望蘇聯能夠配合聯合國的草創。另一方面，他又怕對蘇俄過度妥協，這樣還是會引起美國國會不滿，最終又重蹈當年威爾遜的覆轍，那自己就白費心機了。而從當時美國國內的輿論來看，加入聯合國的提案並不是那麼容易通過的，因為在這個議題中有個最敏感的問題，也是斯大林的一個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聯合國大會的成員國席位問題。下面我們就來詳細說說。
1944年，中美英三國在華盛頓的敦巴頓橡樹園，確立了聯合國兩個最重要的原則：一是安全理事會，安理會必須遵循“大國一致”原則，也就是中美英蘇四強擁有安全理事會議題的一票否決權；二是簡稱聯大的聯合國大會，聯大要遵從“一國一票”原則。這兩條原則都看上去挺合理的吧？但是問題也就出在第二點。
斯大林當然希望蘇聯和它的陣營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所以他提出蘇聯的所有加盟共和國都要加入聯合國，而且還要有代表席位。這樣蘇聯一個國家就獨佔了十多個代表席位，當然是對蘇聯有利的。但是羅斯福怎麼敢同意這樣的要求呢？美國參眾兩院絕對會炸鍋的，畢竟在憲法上，蘇聯雖然在名義上是一個聯盟，但國家通過黨領導的方式，對每個加盟國實施了絕對的控制。美國參議院的議員們會說：假如蘇聯加盟國居然都可以獲得聯大席位，那麼美國將近五十個州也都應該獲得代表權，相比烏克蘭、白俄羅斯，美國州政府的獨立性還更多一些呢。
所以對羅斯福來說，想要讓國內支持美國加入聯合國，只能寄希望於斯大林作出讓步。於是就出現了前面說的畫面，羅斯福為了爭取斯大林的友善，在一些有關英國的議題上沒有和英國配合，讓丘吉爾很難受。
但是，斯大林雖然做出了讓步，卻也沒讓羅斯福好受。斯大林採取了以退為進的戰術，他表示可以不讓所有加盟國都有席位，但至少要保證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這三席。這樣還是不符合“一國一票”的原則。這時候，羅斯福就有點著急了，他反過來希望丘吉爾在這個時候能夠支持他。可是前一天還支持美國立場的丘吉爾也臨陣倒戈，也給了羅斯福一個措手不及。丘吉爾當場就表示：“我們不會接受把正當存在二十多年的自治領排除在外，我們在聽取蘇聯意見時不得不寄予深刻同情。”
丘吉爾這麼說，其實也在情理之中。羅斯福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丘吉爾所謂的“正當存在二十多年的自治領不該被排除”，指的是大英帝國的自治領印度。畢竟，早在一戰後的國聯時期，印度就是佔有席位的。所以，在聯合國的問題上，英國當然也希望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這些英國的自治領獲得聯合國大會席位，他在這個問題上自然就偏向斯大林一點。
而且，丘吉爾本來就不同意這麼早討論聯合國的成立。他認為目前的戰局還很棘手，羅斯福想在不久之後召開聯合國成立大會不合時宜。可是，羅斯福不得不這麼做。美國加入聯合國議案，需要得到國內參議院2/3以上的同意票。要想有把握通過，羅斯福就必須爭取在戰爭結束前，也就是說自己的影響力還能夠維持的時候，搶先一步，先把聯合國問題在國際上敲死。時間非常緊迫，羅斯福可以說是被事情夾在了中間，這就是他所面臨的現實。
羅斯福的訴求是搶先在雅爾塔敲定聯合國議題，儘早召開聯合國成立大會。要知道發起聯合國，並讓美國加入進去，這是風燭殘年的羅斯福希望留給歷史最後的政治遺產。在兩次大戰後成為世界的和平老人，這對羅斯福來說意義重大。但在談判桌上，羅斯福和丘吉爾面臨著相似的困境：蘇聯快速的軍事推進讓斯大林有了底氣，他們都很難讓斯大林在重要的問題上作出實質性讓步。而本該和自己站在一起的西方盟友，卻總在關鍵時刻反水。
斯大林的抉擇
最後，我們就看看斯大林的訴求究竟是什麼？從蘇聯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也能幫助我們檢討開篇提到的，對雅爾塔會議的那些批評是不是靠得住。這一點也是這本書很最重要的價值，作者不光是從西方立場來看，他看了很多蘇俄的一手資料，為我們還原了蘇俄的立場。
斯大林對聯合國的態度本來是十分積極的，因為他也不想蘇聯像一戰之後一樣，再次被世界孤立。斯大林不願意接受的是中美英三國定的那個“一國一票”原則，在他看來，合理的結果應該是由大國對戰爭的貢獻來確定。他認定的是：美英蘇三國對軸心國的反擊貢獻最大，所以應該拿到更多的表決權。這背後還有一層意思，他沒直說，就是蘇聯的貢獻最大，所以蘇聯應該拿到最多的表決權。我們也前面說了至少在1944年以前，蘇聯幾乎是孤身在對抗德國，英美兩國的元首也是認可這一點的。在會議期間，我們可以多次看到羅斯福和丘吉爾感慨蘇聯所付出的巨大犧牲，以此來對斯大林示好。
斯大林覺得蘇聯付出了這麼多，自然也應該得到最大的利益。他想要的，是一個絕對附和自己的東歐集團，和一個能夠作為衛星國而存在的波蘭。但是斯大林也知道他很難達到目的，蘇聯的軍事力量雖然大，但是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地位卻不高，顯得有點勢單力孤。所以，不管是在東歐問題上，還是聯大席位問題上，斯大林都有一種被圍堵的焦慮感。
我們在第一部分說了丘吉爾的立場，他覺得承認蘇聯在波蘭的優勢地位，波蘭政府可以是親蘇的，斯大林就該知足了，也應該做一點讓步，照顧一下英國的面子，何必在乎是他扶植的盧布林政府，還是一個全新的政府呢。但這只是丘吉爾的角度，在斯大林看來，堅持盧布林政府的歸宿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斯大林絕對不能容忍流亡的波蘭政府在未來的波蘭政府中有任何程度的存在。這是因為波蘭和蘇聯有仇。1939年，正是蘇聯和納粹德國一起瓜分了波蘭，蘇聯曾在卡廷森林屠殺了數萬波蘭軍官和精英。也就是說，無論波蘭流亡政府還是波蘭流亡軍隊，都是蘇聯軍隊行動的受害者。所以，蘇聯必須堅持排除舊政府勢力，扶植由自己完全控制的政府，才能把波蘭的局勢穩住。否則波蘭就會一直是個不利因素，有可能成為歐洲反共反蘇的急先鋒。
斯大林並不是不想做利益交換，他也表了態，可以在其他問題作讓步。他的邏輯是，希臘和法國的問題都可以讓步，他願意承認英美在西歐的絕對影響力，來交換東歐，換取蘇聯的國家安全。所以，在波蘭問題上，與其說是斯大林拒絕讓步，不如說是雙方都觸碰到了對方的底線。而且蘇聯有著嚴重的政治自我保護情結，依賴緩衝地帶保障國家安全，對“衛星國”的偏執需求，這些傳統其實從沙俄時代就一直延續到現在。
而羅斯福和丘吉爾，並沒有真的理解斯大林的立場，他們誤解了斯大林，才造成了雙方在重要問題上的僵持。羅斯福和丘吉爾以為斯大林面對蘇聯國內不同勢力的牽制和壓力，他們錯誤地將蘇聯國內的政治環境，想象成擁有不同潛在勢力的傾軋。但實際上在蘇聯國內，斯大林完全能自己說了算，不管是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還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首領貝利亞，都只是斯大林意圖的絕對執行者。正因為這種絕對的權威超出了英美領導人的想象。他們只是以己度人，誤以為斯大林的拒絕也跟他們一樣是因為國內的壓力。
最終，還是最迫切的羅斯福先讓了步。羅斯福同意烏克蘭、白俄羅斯在聯大擁有代表權，同時換得了蘇聯同意“美國也保留進一步增加聯大席位”。羅斯福算是達到目的了，三大國都同意成立聯合國。此外，美國還揹著蔣介石出讓中國利益，換取了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承諾。
相反，丘吉爾可是徹底失敗了。既然難以達成共識，他只好盡力把波蘭問題模糊化，比如西部邊界問題，以及新政府的組建問題。協議約定未來應組建“廣泛而民主的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應該儘快進行“自由的和不受他國控制的全民的選舉”，這個務虛的表述幾乎是什麼都沒說。隨後，斯大林驅逐了波蘭國內所有的西方觀察家，並將幾乎所有非共產黨的政治人士處死，或者排擠出了未來的波蘭政府。
怎麼看待這個結果呢？作者浦洛基用一句精闢的話形容了雅爾塔會議的結果：“三巨頭通過迴避可能分裂他們的問題，達成戰術上的協議，但這和解決問題是兩碼事。”我們把三方的利弊權衡都擺出來之後，你就會發現，可能很難再有更好的結果了。要不是這三位政治強人在談判，雅爾塔會議面前的“死局”更會無法可解，甚至到撕破臉的程度。這樣來看，雅爾塔會議的主要目標是避開矛盾。所以作者說，雅爾塔只是走向冷戰的踏腳石，在戰爭結果尚不明朗的狀況下，英美和蘇聯相互間以避免撞擊為最大的原則，是理智的選擇。
而且，丘吉爾和羅斯福，雖然做了很大的讓步，但是也起到了對蘇聯形成約束的效果。既然東歐已經被吞下，那麼只要確保談判不破裂，將來起碼可以運用聯合國這個槓桿，在避免熱戰的前提下和蘇聯周旋。
實際上中國的國民政府面對雅爾塔會議被出賣利益的結果後，也用同樣的邏輯做出了讓步。同樣的道理：如果簽訂協議，那麼雖然外蒙古可能不保，雖然旅順、大連可能無法得到完整的權利，但協議起碼可以對蘇聯有所約束。在實力弱勢的情況下，讓合約和聯大泡湯可能會造成更大的風險，這樣一來不單是外蒙古，連新疆等其他地區的主權也會面臨威脅。不論身為國際巨頭的美國領導人，還是身為弱國執掌者的蔣介石，他們都選擇了對既有現實進行追認，因為外交的實質不是力挽狂瀾，而是正確的對現實進行確認和評估，以此作為基礎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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