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想到“故鄉”，心中千頭萬緒，卻不知從何講起。大概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腦海中浮現出了太多城市：出生的地方，日後要回的地方，甚至“精神之鄉”，諸如此類。當最後的選擇落在西安這兩個字上面時，好像並沒有太多所謂鄉愁，沒有絲毫地域性的念頭，也並沒有熱淚、憤恨或焦慮。
故鄉竟然可以被選擇，聽上去好像有點可笑，大概世界上只有那種特別虛偽的人才會否認自己的出生地，而固執地，攀附也好，靠近也好，給外人遞上一張大城市的名片，畢竟連歐里庇德斯也說：“出生在一座著名的都市裡，是一個人幸福的首要條件。”
我並非出生在這裡，我的家人也不在這裡生活，這座城市，可以說完完全全只“與我有關”。我所有開心的、傷心的，關乎成長和改變的事情都在這裡經歷，我的口音、性格、飲食習慣，也被這裡塑造，這是隻屬於我而不關乎其他人的，我的故鄉。
十二歲那年爸爸把我送到西安唸書，丟給我一個週末可以去住的房子，其餘時間由學校負責。六年前的我是怎樣的心情已經很難再想起，現在又來到一座新的城市，每年只有暑假寒假才能回到西安。
今年8月份回去的時候，面對她，好像不知不覺，坦然地帶上了一種他者的眼光。在那種眼光下，我感到西安人與在西安這兩種身份反覆地對抗著，哪一種情感佔據上風，都會讓我感到困擾。如果我說，我是在西安的異鄉人，這座城市不過是我的一個驛站，就好像是一種背叛了：背叛所有主觀意志，所有曾經的喜好，背叛了星光、泥土、師恩、友誼，乃至過去自己對現在自己的一切用心良苦。
我開始有些恨起來所有的返鄉題材，讓我不得不直面這個一直以來糾纏我的問題：個人與所謂的故鄉，一定要上升到愛這種層次才算完嗎？我為什麼一定要與某塊土地像簽定生死狀一樣建立永遠不可分割的聯繫，乃至於別人問起時，自我介紹時，這都是一個繞也繞不開的話題。
現在，當你捨棄掉和家庭的緊密聯繫，隻身走入自己選擇的未來時，又怎能再對這個未來懷疑？我開始學著像臺灣人一樣時時刻刻關注自己與這片土地的相關性，也嘗試著像他們觀察臺北和臺北人的特點一樣觀察西安。因為自己對哪裡也不能說是絕對的瞭解透徹，在各種他鄉都呆過太久，我可以比本地人活得還本地人，但也可以隨時跳出自己的身份，用他者的眼光客觀地看待這座城市的好壞。
在我眼裡，這仍然是一個充滿靈光的城市。聽上去玄之又玄，其實只要一朝踏入這片土地，那種感覺便會洶湧而來，信天游、秦腔、黃土地這些民俗色彩很重的地方特色反倒是隱伏的氣脈，而它最張揚的氣質仍然是古時候那種萬國來朝，大宴四方賓客的氣派，滿地碎金又滿地貴氣，每一個夜晚，大唐都魂兮歸來。她那樣金光璀璨，很難不讓一個剛踏進這裡，即將展開一段生活的人目眩，哪怕這其實是種種歷史情懷、大國意志甚至文化歸屬一鍋亂燉成的迷魂湯，這碗迷魂湯也仍然讓這邊土地上的人迷醉了幾百幾千年——俗話說，關中出懶漢，陝西八大怪，姑娘不對外。
西安又僅僅只是一個靈光乍現的城市。它的光芒在日新月異的城市化進程中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逝著。比起東南沿海，我們終於一步一步變成閉塞落後的西北內陸，從文化輸出到被動接受，潮流蛻變成所謂鄉土。而西安其實並沒有太多不平衡，它做慣了被歷史選定的寵兒，西安人向來也是盡力去完成時代賦予的任務——進可作為西部重鎮承擔一帶一路的宏圖，退可安心做熱門旅遊城市，毫不費力地展現上下五千年的體面。但對未來，並沒有一個清晰的，明白的，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認識，“一切我都服從時間的安排”。
也難怪這座城市還是或多或少保留著我喜歡的人情味，西安人仍然有種盲目的底氣，所以把真情全部地，不計後果不計回報地浪置，它可能是最不排外的城市了，始終沒被現代化切除掉太多東西，仍保留著一些讓人氣結的零亂、沒效率、雜亂無章、躑躅不前，空氣中大嗓門的吵嚷，鐘鼓樓永遠的煙霧繚繞，八角形的地鐵站還是九十年代的樣子，回民街惡宰外地人的“優良傳統”。
這些落伍的習俗，對應著我們總是複雜多面而且矛盾的人性，西安顯現出的這種真實，對於很多生活於勇猛奮進的一線城市、已習慣於在鋼鐵叢林不斷犧牲自己武裝自己的人而言，有著莫名奇妙的療愈效果。
如果我將世界比喻為七幕戲，那麼戲臺上永恆的關注點是尖銳的矛盾和永不停息的撞擊，而在這裡，我們可以暫時地躲起來過平庸的生活，享受輕鬆和軟弱，不用再硬撐著與某座城市相稱的體面的假面具，坦誠地面對亂七八糟的自己，重新觀看世界，體會物與我的關係。
爸爸告訴我，八九十年代時，西安的路上是能夠遇見那種穿著一身粗布衣，頭上扎著白手巾的關中老農民在街道旁寫字，一個桶，一個拖把，寫一手漂亮的隸書。我以為我是沒機會見到了，可等到後來我上學，在學校遇到幾個很有“俗世奇人”意味在的老師，和一群很有“五陵年少”風采在的同學時，我發現，柔情和俠骨，樸實與靈巧，土氣或高雅，只是換了一些更青春的面孔。
西安有展現平凡與微塵的能力，好像每個人踏上這座城市，就成為了無論古體詩還是現代詩的一部分，城牆根扯著嗓子唱著荒腔走板情歌的年輕賣藝人，也被納入了這個傳奇而浪漫的，獨屬西安的文化系統——我們和光同塵，與俗俯仰。
我印象最深刻也最愛的是高三的數學老師和歷史老師，然而我也再也沒和他們聯繫過，準確地說是無法再聯繫到了。我言語的描繪和勾勒會讓他們或多或少地失真，但卻是我想要他們留在我記憶裡的樣子——效果歷史不是假的，它只是更自我，更美麗而已。
歷史老師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有個很俠氣的名字：“倚劍”，我們猜測應該是來自於“倚天把劍觀滄海，芙蓉斜插醉瑤臺。”，而她確實是人如其名，無論教書還是做人都有笑紅塵一樣的灑脫。高一尚未文理分科時我在理科班上過她的課，後來我才知道，她是不會給理科班的人仔細上課的，一節四十五分鐘的課壓縮到二十分鐘，剩下的時間，她總是拿著一本《雪山飛狐》坐在講臺上看。這對理科班的同學是大好事，他們可以用那些結餘時間做數學題，但我們這些要學文的，便多多少少會產生意見。她教給我們課本上的知識，課本外那種人生哲學，那些她未曾說出口的道理，我們依舊想跟她學：“把時間留給了自己，要做我愛的事，要做對我來說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認為對的事情，不管結局是好的，壞的，完滿的或是不完滿的，全部欣然接受。”
與數學老師的緣分始於一場意外，因為我們原先的數學老師生病，他不得已才在高三接手了我們這個文科班，他向來是只帶理科重點。這是一位光頭的男士，比黑幫老大還有氣勢，最喜歡寫下滿滿一黑板的漂亮板書，下課後心滿意足地擦掉。他用小拇指當軸心，大拇指和食指夾住粉筆畫圓，畫出一股無人能比的爽颯——我從那時愛上數學，因為數學很帥。他也是一個很帥的人，學識淵博，在我們那個鄉土氣質的高中裡簡直像個國王，上課講柯西不等式還要穿插講他愛的君士坦丁堡的歷史，他抱有那樣大的魅力，簡直是所向披靡，讓整個文科班都歎服，乃至無論男生女生，見到他都會害羞臉紅。但老師的缺點是帥得有些殘酷，他從未說，愛我們，他卻總說，我們之間只有合作關係，我對你們對這所學校，都沒有什麼感情。
我剛上大一那個寒假，聽說他辭職了，因為夫人身體不好，他把家搬到了海南。如他的行事作風，自然沒有留下什麼情深意重的臨別寄語，他連板書都寫出了唐卡的絕情，我們怎麼能懂，又怎麼願意懂這種絕情，只是懵懵地意識到，風要從我們身邊刮過的時候，我們如何能抓住風？所有能做的，只是張開雙手。
對我來說，他們就像西安的具象化，因為自我，所以真實，哪怕真實是不完滿的，是刺人的，還是要做自己。所有能被我感知到的氣質和精神，那種雖然遲疑著，猶豫著，但從不走向虛無，從來都是勇敢堅強地面對生活的態度，外在於此，又內化為我。可凡美好的、讓人想留下的東西總是很短暫，像佛教詞彙醍醐灌頂，也像《一代宗師》中的一線天，觀眾問王家衛為什麼他莫名地出現，又莫名地消失，王導回答說：“我昨天遇到一個人，感覺他非常有意思，但後來再也碰不到了。這就是人生。”他們說過的話，他們在我眼前突然閃爍的那一個瞬間，牽動著碑林的字帖，蓮湖的塵土，城市的側面突然那麼恢弘，眼前勾引心內的靈犀一動，便感覺像是歸家了——這永遠是一個偉大的城市，所有歷史、光榮，乃至苟且、荒蕪，華彩如萬花筒一般透過西安的兒女們向我湧來，那些活生生的精神不再如同鐘鼓樓大雁塔那般巨大而完整，但瞬間的情感，有更大能量。
我愛的老師們都已經離開學校，週年校慶時回去，看到住了三年的初中宿舍成了一片花壇，高一高二同窗的教室現在是雜物間，校門外賣鮮奶的小店，我愛吃的紅豆粥麻醬涼皮，都離開了這條街。好像我往前邁一步，身後美好的舊地就全部坍塌不見，這座城市發展的腳步，還是踩碎了我的情感歸屬。
我的那些同住鐵塔寺路的同學呢？——我的學校在鐵塔寺路，鐵塔寺路在西門外，離城牆很近。我記得，第一次離開這條小巷子，是在新班級裡認識的好友帶我去大唐西市。那時我還很小，剛從小城市來到這裡唸書，什麼都不會，不懂。她帶我辦長安通，帶我坐四十五路，介紹以鐘樓為中心西安的四面八方是怎樣的境況——南門富，西門窮，雖然我們離鐘樓很近，可是它不屬於蓮湖，屬於碑林，雖然西邊不怎麼樣，不過西大街西安最繁華的街之一......大唐西市前面有一面仿造的石碑，上面刻的是李白的《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我們坐在印度人開的飯店裡談天說地，整理考試試卷，真像置身大唐中了。後來我去很多地方，仍然喜歡用地鐵卡，收集地鐵卡，這可能是我屬於這座城市最初的憑證，雖然現在大多人更傾向於掃二維碼。
高三那年在西北大學補課，整個班浩浩蕩蕩地過去，如果遇到下雨，一條路上，觸目可及的都是“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那種古典的美景。晚上回學校，一個班霸佔兩輛車，笑聲不絕於耳，隨著公交車上天入地起起伏伏。
很久很久了，我都忘不了那樣的快樂，所有紀念的憑證，就是那張被快我磨白了的長安通，帶我走遍了西安的東市西市，大街小巷，後來我又用它刷開未來的無數扇門，看得見的，看不見的。
如果站上城牆上往西門的方向看，有一道光芒會令人目眩：那是廣仁寺的金色屋頂。我的同學好友，在鐵塔寺路一同度過六年的人對廣仁寺都不會陌生，每個新年的開始，或大小考試前的空擋，我們都愛跑到寺裡拜拜，求一個心裡的踏實。就像夏天我們會在環西公園跑步，秋天去一中北巷的地攤打邊爐。對每個一中學子，這就是自然而然。
我在一中的最後一個夏天，時常感到時間是以扭曲的速度行進，我太想留下很多時刻，然而就像刻舟求劍的那個愚人，費盡心力，最終仍然只能留下刀刻的記號，記住在記號這裡，我很快樂，卻再也復原不了那一刻準確的樣子，我就是拉不住大河中持續前進的船。很多挺美好的東西，最後都沒有活過那個夏天。我知道時間遠遠宏大於我，深奧於我，我也知道快樂和悲傷往往相伴相依，可是，那些我從人海中挑選出來的朋友、師長，教會我如何快樂，如何生活的夥伴，我始終不願意把他們，好好地還給時間，還給人海。
西安始終有無可否認的金光璀璨，但不可否認她淤積著濃重的塵埃，在絕大多數二線城市快速發展的時候，她的變化顯得很不明顯。可無論是腳踏實地也好，固步自封也好，我最愛的就是西安有太多太多東西，我言之鑿鑿它們不會改變。大概就是這一種固執的“落後”罷，所有先進的，發展的，都是為了保護這一種落後，這一種俗氣。
帶我在這座城市的天空下遨遊的那些人，很多很多，早已奔向光亮的未來。我知道生長於獨特的，好的文化圈層中的人，可以自信勇敢地往上攀登，不斷地出走直到世界盡頭也總有後路可退，那就讓我珍惜這片土地獨特的民俗和鄉土，你們往前走，我來回頭——那個刻舟求劍的愚人，想要拉住時間的腳步，逆水行舟。
也終於像個老西安一樣，承認它提供了一個太過輕鬆舒適，又始終莊嚴厚重的環境，哪怕分析來分析去，缺點那麼客觀頑固實在，可還是不願離開。就好比，孫悟空去降魔伏妖時，為了避免唐僧受到傷害，用金箍棒在他周圍畫了一個圈，現在看來，我們就像唐僧。執這個字有畫地為牢的意味在（讓我暫且先放下音韻學所證明的應當的解釋），執的左邊，像一個手銬，可右邊的人還是心甘情願把手伸進銬子裡。
一個人，一個城，一個地域對我的意義，不都是我自己賦予的嗎，心甘情願被封在水晶球的夢幻裡，哪怕水晶球衹是個好看的牢籠，牢籠也因為情願，變成了信仰——未必不可怕，但未嘗不是一種極端的自由。
陳忠實面對自己的小孫子可愛的臉龐，坦然地接受了自己已經是一個爺爺，這樣的比喻好似不太妥當，我呢，只要我想起那個金色的塔頂，想到城牆，想到西安的兒女們，我也坦然地接受了地域賦予我的一切，坦然地接受自己就是一個西安人了。
“在西安”的態度好像太過理智，而理解她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愛她。我願意愛，如同博爾赫斯對冰島的愛，只是愛，所有愚蠢的愛——人終究需要歸屬感，哪怕一生中太多時候，都會被歸屬感所傷。
海明威曾寫道，假如你有幸年輕時在巴黎生活過，那麼你此後一生中不論去到哪裡她都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這裡是西安，這裡開始於一顆麥子，淹沒在一片詩酒的海，她如同歷史沉重的金色山丘，壯大而昂貴，此刻卻精巧美麗地躺在那流動的宴席中——教我如何不愛她，不想她？我誠心誠意地面朝聖僧，俯仰關中。
無論是作為西安人，承認文化基因的能量，向地域性認輸，還是固執地在西安做一箇中間者，其實已無意再去做出選擇——就讓所有的矛盾糾結，都暢爽地來吧，讓人類在個體身上覆活，讓大唐重新萬家燈火，讓我和無數我，讓這座古老城市裡所有的青春野望，承擔起這片土地，對夢的態度——現在，“我把我的夢，鋪展在你的腳下，請輕柔地踩吧，因為你踩著我的夢。”
（返鄉導師汪成法，安徽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我是張寅雪，是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名學生。故鄉對於我來說，是一段關係——在迴歸與流浪之間的不斷緬懷、忘卻，我們有時親近，有時疏離。也像是奧德修斯對已知的痴迷和對未知的留戀，是接受矛盾循環往復、相生相剋，還仍然對一個人能否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抱有永恆疑惑，所以不停發問，不停思索。
感謝返鄉文學，讓我可以再次回顧這段關係，認真糾結。這一次，還算成長一些的我要直面陰影、整理回憶、審視鄉愁，最終，認識我自己。
文 | 張寅雪 出品｜頭號地標
人文指導 | 葉開（中國頂級文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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