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訪 者：沈金珍
職 業：公司財務
出生日期：1954年
“爸爸去世不到半年，我們又參加了媽媽的葬禮”
我爸爸是建築公司的泥水匠，媽媽不識字，也沒有工作，她是爸爸的填房。我們家裡有八個孩子，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他們不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在家排行老六，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
我從十一歲起就幫著家裡開始做大人的事了。比如，出去借錢。
我爸爸一個月的工資是五十七元，要養八口人，常常前吃後空，媽媽經常叫我去張家或李家借錢，五元、兩元、一元地借。爸爸發工資的日子還沒到，媽媽就讓我去爸爸的公司裡要求提前支取工錢。我年紀小，倒不覺得尷尬，乖乖地等在公司財務室的門口。那些會計阿姨會說，喲，老沈的女兒蠻漂亮嘛，將來長大了也做財務哦。沒想到，我後來真的做了財務。
可是，工錢拿回來沒多久，媽媽又讓我出去借錢了。家裡的經濟狀況糟糕到極點，平時吃的是醬油和鹽拌的秈米飯，冬天，棉襖破了，棉花露出來，就用繩子扎扎緊，這樣可以暖和一些。弟弟妹妹實在沒衣服穿了，就把稍微值點錢的東西拿去當掉，湊點錢換衣服。其實，那時候所謂的借也就是討，有借無還，人家也知道，借給你，就是送給你了。所以，我經常是借了這一家，下回換另一家繼續借。那個年代，底層的人家都窮，但像我們這麼窮的並不多。
1967年1月，我爸爸死了，死於胃癌。我們去殯儀館和爸爸告別。我記得爸爸穿著一身咖啡色的紙衣服，躺在冰涼的鐵板上。是的，就是紙衣服，家裡買不起壽衣，只能讓爸爸穿紙衣服。爸爸的葬禮上，我們六個孩子一溜的蘿蔔頭站在爸爸的遺體邊，媽媽哭得撕心裂肺……我站在那裡，想起了好多關於爸爸的事，爸爸性格很內向，很溫和，他話很少，有什麼事情都是憋在肚子裡。我去他公司裡領工資，爸爸會帶我去食堂買早飯給我吃，一隻淡饅頭、一碗白米粥……爸爸去世後，每當我路過爸爸的單位，都會想起爸爸那天早晨買饅頭、買粥給我吃。哪怕我現在六十多歲了，我都忘不了。
爸爸去世，我還沒有絕望，不管有多苦，只要有媽媽在，我就覺得還有依靠。可是，沒想到，爸爸走後不久，媽媽也病了。
爸爸去世後，居委會安排我媽媽去翻砂廠做臨時工。工作了沒多久，媽媽便覺得喉嚨痛，痛得忍受不了，只能去醫院看病。我陪媽媽坐著三輪車去了醫院。當時，媽媽的脖子那裡已經紅腫糜爛，聞上去很臭。醫生診斷說是淋巴癌，已經是晚期，治不好了。他給媽媽配了點藥和紗布，讓我每天給媽媽換藥。
我沒想到媽媽會走得那麼快。1967年7月的一天，那天下午，只有我和媽媽兩個人在家，媽媽一直在床上昏睡。有那麼一小會，她醒過來，看見我，朝我招招手。我走到媽媽床前。“小寶寶，”媽媽說，她講話已經不利索了，“我口渴……想吃西瓜。”我點點頭，捏了五分錢，赤腳出了門。離家不遠的地方，就在河南南路復興東路的路口，有個西瓜攤，那裡的西瓜切片賣，兩分錢、五分錢一片。我很快就把西瓜買來了。可是媽媽已經吃不下，她咬了一口，就不吃了。她又指指桌上的茶杯。我拿過杯子，扶著媽媽，給她喂水，可是媽媽連水都咽不下去了。她慢慢地歪下腦袋，靠在了我的肩上，水順著嘴角淌下來，她的眼角也流下了淚……
我驚慌地大聲喊樓下的鄰居：“咬雲爸爸，我媽媽不行了！”咬雲爸爸奔上來，輕輕拉掉媽媽倚靠的枕頭，媽媽的身子倒了下去……
媽媽死了。我當時最強烈的心情不是悲傷，而是恐懼。咬雲爸爸打電話給正在上班的大哥，大哥居然害怕得不敢回家。媽媽對大哥最好，他不是不愛媽媽，他只是害怕。
媽媽死時，我以為她是四十九歲。許多年後，我去派出所登記父母的出生年月，才發現媽媽去世時其實只有四十六歲。她四十四歲時，剛剛生下妹妹。她懷妹妹時，還去賣過血。她用寬帶子裹住腹部，不讓醫生看出她是孕婦……
爸爸去世不到半年，我們在同一個殯儀館裡參加了媽媽的葬禮。和爸爸一樣，我的媽媽躺在冰涼的鐵板上，穿著咖啡色的紙衣服……
“媽媽去世後我們再也沒有問別人借過錢”
我們成了孤兒。
家裡完全沒有了生活來源，居委會每月補助一個孩子八元，但這點錢仍是杯水車薪，我們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冬天也買不起被子蓋……那時候，我大姐已經結婚了，嫁去了寧波鄉下，姐夫用軋的米換來全國糧票寄給我們，我們總算有了米吃，但是買菜的錢依舊沒有，就用醬油和鹽拌飯。冬天了，家裡沒有足夠的棉被，我帶著妹妹睡在三塊鋪板搭的床上，怕冷，就在床下面生爐子取暖，時間長了，造成了慢性一氧化碳中毒，落下偏頭痛的毛病，這病到現在都沒好……一言難盡，我也不知道我們這些兄弟姐妹是怎麼活過來的。
姐姐出嫁了，哥哥去上班，弟弟妹妹還小，我挑起了家裡的擔子。爸爸媽媽走後，我感受到了周圍人不同的態度。有人同情我們，也有人看不起我們，甚至欺負我們。有的鄰居會指責我們這些小孩“沒有父母教訓”，不是我哥哥做的壞事，也說是我哥哥做的。我們兄妹幾個互相打氣：一定要爭氣，不能給人欺負。
當時哥哥單位裡有個老太太家裡沒人照顧，讓我去做保姆，一個月的工錢是五元錢。我從此不再準時上學，經常逃課。我給那個老太太端飯，倒痰盂，擦身洗澡，做得像模像樣……那時候，我只有十三歲。我尋找一切可能賺錢的機會，學著納鞋底、翻棉襖、做衣服，隔壁一家人接了做拖鞋的活兒，我也去做幫工，做一雙拖鞋可以賺五分錢。
做傭人，帶妹妹，做幫工，這就是我的青春，但我不覺得苦。就這樣，稀裡糊塗就初中畢業了，1972年，我參加了工作。
我被分配在一個大集體單位，在一個水果店當營業員。我是1972年的12月6日去報到的，那個日子，我記得清清楚楚。要賺錢了！當時心裡說不出的興奮。我那同父異母的大哥常說，爸爸最喜歡我，摸著我的頭叫我小寶寶，他說，“我家小寶寶很聰明，長大了做財務。”我當時沒感覺，後來真的一點一點應驗了，沒什麼文化的我真的做了財務。
（哭）……你說要採訪我，我覺得我沒什麼好講的。我很平常，也經常受人欺負。碰到那麼多事，但我很堅強，從來沒有絕望過，我還始終堅信一點，良心好，善良，一定有回報。
媽媽去世後，我的嫂嫂給我做工作，勸我把當時只有三歲的妹妹送給一戶資本家做養女，我不同意，我說我能養得起妹妹。我在老太太家裡做傭人時，還有一大收穫。老太太的兒子字寫得特別好，我沒事就跟著他練字，我工作以後，人家都好奇，我怎麼寫得一手好字。
特別值得驕傲的是，媽媽去世後我們再也沒有問別人借過錢。我也永遠記得同父異母的大哥和嫂嫂對我們的好，我和妹妹那時候經常走一個鐘頭的路去大哥家吃飯。大哥還瞞著嫂嫂，做了皮鞋去菜場賣掉，換錢來接濟我們。他自己有了一點閒錢，五元十元的，會買上大餅油條送來學校給我和妹妹吃……所有的人對我們的好，我都永遠記得。
只是，父母去世時，我們都太小。那時候，作為孩子，我們的心情是害怕多過傷痛。爸爸媽媽以前都拍過黑白照片，在木箱子底下藏著。可是不知為什麼，所有的孩子都不敢看……後來，我們稀裡糊塗地把父母的照片都扔掉了，再也找不到了……這真是一種只有小孩子才有的奇怪的心情。我們不是不愛爸爸媽媽。現在想來，真是後悔。
就這樣走過來了，小時候有過這樣的經歷，後來我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坎坷，都覺得算不了什麼，都比不過我小時候受過的苦。
爸爸媽媽去世後，我看到的是截然相反的兩個世界：一個是美好的，充滿同情心的；另一個是冷漠的，有些人是惡的，勢利的，甚至是看你笑話的。後者的這部分人甚至更多。但我一直這樣想，別人越是看不起我，我越是要強。這輩子，我一定要做一個好人，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寫在邊上
抵抗人性之惡，猶如一場戰爭
我們一貫受到的是人性善的教育，但事實是，厄運當頭時，當事者遭遇的可能更多的是人性之惡。抵抗人性之惡，猶如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關於人性善惡的哲學命題，一本大書也無法寫盡。其實，無論是成人還是孩子，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魔鬼。這個魔鬼一直蠢蠢欲動。當遭遇不公的時候，當深陷難以為繼的窘境時，當外界的環境失衡時，這個魔鬼最容易跑出來。
小孩子大抵以一顆善心去看待這個世界，但他們同樣可能遭遇失望。比如，因時代所限，人們哪怕非常勤勞，也難逃困頓的生活。即便如此，長輩對晚輩的教育，依然是“勤勞能夠改變命運”。雖然，勤勞一輩子的他們，境遇並無多大改變，但老人們仍然持守著自己的人生準則。正如故事的主人公樸素的信仰：“我始終堅信一點，良心好，善良，一定有回報。”她心中的善最終戰勝了外界的惡。
沈金珍確實得到了回報，她一生恪守本分，不可思議地如父親所願“做了財務”，還擁有了一個富足安穩的家。她所堅守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信仰，她在勤勉之餘，認真做好自己有能力做好和應該做好的每一件事，她從來沒有把自己的遭遇推給別人的惡，更沒有因為命運不公而放棄努力，隨波逐流。
所以，我也時時提醒自己，並且鼓勵正在成長著的人：縱使千萬人墮落，也不是自己墮落的理由；哪怕黑夜漫漫無盡頭，也定會有一顆發亮的星辰。
本文選自 殷健靈《訪問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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