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人接濟天下而不為名利，關愛他人不求顯達，他們兢兢業業，不辭勞苦，用自己所長造福一方，雖無揚名立世之心，卻仍流芳百；雖姿態卑微，卻仍備受尊敬。明朝的李時珍就是這樣一個人。
李時珍字東壁，號瀕湖，1518年出生於湖北的一個醫學世家。他的祖父是位走鄉藥郎，常年搖著鈴鐺住來於村間，為人治病化疾。他的父親也是一名醫生，醫術高明，為人正直，頗得百姓愛戴。
李時珍在23歲那年向父親學習醫術，為繼承家業作準備。受父親影響，他收集了大量和地方特產藥物有關的資料，並經常向經驗豐富的老醫生和藥農問詢。一段時間後，他開始隨著父親一起出診。1545年，湖北發生了洪災，緊接著又爆發瘟疫。明朝政府雖然設立了“惠民局”為百姓診治疾病，無奈染疫者甚多，惠民局根本忙不過來。在這種情況下，李時珍和父親主動投身到當地疫病的防治工作中。他們揚仁義之德，懷濟世之志，不管找他們治病的是窮是富，他們都一視同仁，悉心診治。有時，他們還會免去患者的醫藥費，將配好的藥物無償送給病人。史書上就有這樣的記載，說李時珍“千里就藥於門，立活，不取值”。
對一些人來說，行醫治病只是安身立命的職業，但對李時珍而言，這卻是救人的事業。他從未想過靠行醫斂財發家，而是將”治身以治天下“，”壽國以壽萬民“當做目標。李時珍38歲那年因醫治楚王之子得到楚王的識，被楚王推薦到太醫院就職。然而，儘管在太醫院中任事，論收入、論名望，都比行走鄉間為村夫治病強得多，但李時珍只呆了一年就託病回家了。他將全部身心都投入在一件在外人看來頗費力不討好的事中——編修。
原來，在行醫的日子裡，李時珍對本草產生了興趣，但他發現前人的本草經典中有不少語焉不祥的地方。這讓李時珍萌生了修改古代醫書中謬誤的想法。畢竟，醫書之於醫者相當於救人之法典，其中謬誤必對患者為害甚大。
李時珍的編修並非只是坐在家裡查閱古代典籍，為了徹底弄清各類藥物的特性，他穿上草鞋，背起藥簍，領著徒弟和兒子長途跋涉，先後去了安徽、江西、湖南、江蘇、河南、河北等多個地方。一路上，他們跋山涉水採集藥物，虛心向農叟漁樵請教。有時，為了搞清楚某種草藥的性質，李時珍還冒著生命危險親身試藥。由於年輕時曾聽人說曼陀羅十分神奇，可以讓人又唱又跳，在經過武當山時，李時珍便採下曼陀羅，親口喝下用其花籽侵泡過的酒，證實了曼陀羅確有令人麻醉的功效。
李時珍花了十多年的時間進行野外考察，歷盡千辛萬苦，作了數萬字的訪問記錄和筆記，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物資料，還發現了不少古人未曾提過的新藥。回到家後，他又花了大量時間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明史》中曾這樣記述李時珍寫作《本草綱目》的過程：“乃窮搜博採，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稿三易而成書。”
整部《本草綱目》共52卷，記載藥方11096個，藥物1892種（其中包括新藥374種），約一百九十萬字，還配有一千多幅插圖，堪稱李時珍畢生心血的結晶。其中的每個字，每幅圖都是李時珍治病救人的強大信念的體現。
作為舊本醫書的歸納整理，《本草綱目》不可避免地要將舊本醫書中一些荒誕不經的“藥物”蒐羅進來，例如人骨、人肉、人血。但李時珍並沒有像對待尋常的藥物那樣對待這些“特殊藥物”。比如針對唐代《本草拾遺》里人血有潤燥及治狂犬之咬的說法，他寫道：“始作方者，不仁腎矣，其無後乎？虐兵殘賊亦有以酒飲人血者，此乃戮天之民，必有其報。”針對以人骨為藥的說法，他毫不客氣地進行了痛斥：“古人以掩暴骨為仁德，每獲陰報，而方伎之流，心乎利慾乃收人骨為藥餌，仁義故如此乎？且犬不食犬骨，而人食人骨可乎？”至於人肉，李時珍乾脆沒有附上任何和其有關的藥方，對《孝經》中提到的割股療親一事，也予以了嚴厲的批評：“父母雖病，豈有欲子孫殘傷其肢體而自食其骨肉乎？此愚民之想也。”這些情感強烈、傾向明顯的文字，無不體現了李時珍對人及生命的敬重。
《本草綱目》出版時，李時珍已經去世數年。但這並不妨礙他被後世尊為“醫聖”，他就如老子筆下的“上善之水”，以善利人，深沉無爭，謙虛勤奮，重仁博施。他的醫術令人稱道，醫德更為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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