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導言
美國當地時間2017年1月20日，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在國會舊金山正式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特朗普時代拉開序幕，排外、民粹、種族主義的陰影卻揮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針對此問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法學教授伯納德 E. 哈科特（Bernard E. Harcourt），於2018年11月29日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特朗普如何助長了法西斯右翼勢力》（How Trump Fuels the Fascist Right）一文，著重分析了特朗普精緻的政治話語中蘊含的新右翼立場，並辯證地探討歐洲右翼主義和美國新右翼的主義的二元立場，最後呼籲美國人民採取行動，避免陷入威權主義的惡性循環或暴力內亂。
特朗普如何助長了法西斯右翼勢力
作者：伯納德 E. 哈科特（Bernard E. Harcourt）
翻譯：龔玲
特朗普頻繁運用“新右翼”的概念和蘊含其中的政治邏輯。“新右翼”是一個包含戰前白人特權、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20世紀70年代歐洲極右運動，以及如今自稱為“另類右翼”的反動概念的集合。特朗普的言論和行為激發並促成了白人種族主義和極端組織——從原子人（Atomwaffen）到驕傲男孩（proud boys）再到超脫運動（rise above movement）的崛起——的急劇增加，這些民粹主義和極端組織都有可能把這個國家推入暴力的社會衝突。經社會媒體放大後，這種新右翼虛假言辭正通過郵寄管道炸彈和教堂槍擊，煽動不穩定份子實施暴力。正確認識並反對這種激進主義，使國家重回穩定的道路，對於美國人民而言至關重要。
特朗普公開演講的一切——他的用詞，他演講想要表達的背後含義，地點，方式，次數——都是有意為之，都是為新右翼的消費而設立的。當特朗普多次指責一名質疑他擁護“民族主義”的記者為“種族主義”時，他故意從白人至上主義話語的毒井中汲取教訓，並直接解決這一問題。特朗普在採訪和記者招待會上越來越多地使用“全球主義者”這個詞，包括用來形容像加里・科恩這樣的猶太顧問或像科赫兄弟那樣的共和黨反對派，這是明知故犯的反猶太誹謗，用反誹謗聯盟的話來說，就是“猶太人的密碼”。 特朗普自稱為 "民族主義者", 特別是與喬治·索羅斯這樣的 "全球主義者"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他向全國各地的白人民族主義者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尖銳地使用了 "政治正確" 一詞, 特別是在穆斯林禁令的背景下, 直接和極右人物的追隨者對話, 諸如《什麼是“政治正確”》的作者威廉·林德。
圖為本文作者伯納德 E. 哈科特
特朗普有條不紊地進行口頭攻擊，給他封閉邊境、本土主義、社會排斥和懲罰性過度的政治計劃火上澆油。例如，在夏洛茨維爾團結右翼集會的致命後果中，或者在針對管道爆炸案嫌疑人的行動中，他甚至刻意保持沉默，而沒有譴責右翼暴力份子塞薩爾·薩亞克，直接和極端分子聯繫。我們正在實時地看到，一種新的右翼話語開始定義美國總統。當我們面對的新政治形態實際上是新法西斯主義、白人至上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反革命時，“另類右翼”這個詞顯得太過無關緊要。似乎很少有美國人意識到特朗普總統已經變得多麼極端——部分原因是，面對美國和歐洲新右翼的觀點是如此令人不安。但我們必須——而且必須呼籲特朗普利用他們來獲取權力。
在這個國家白人至上的醜陋歷史，以及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歐洲極右運動的基礎上，美國出現了一個新右翼。這種新右翼的核心原則是基督教異性戀白人受到威脅，傳統核心家庭處於危險之中，“西方文明”正在衰落，白人需要重新證明自己。喬治·肖，一家著名的新右翼出版社的編輯，同時也是《公平聆訊：其成員和領導者話語中的權利》（2018）的編輯。這本編著旨在為自稱“特殊右翼”的人們提供發聲渠道，其中包括諸如AltRight.com的創始人查理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進化心理學家凱文・麥克唐納德(Kevin MacDonald)，美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奠基人賈裡德・泰勒(Jared Taylor)，以及2018年美國共和黨參議院候選人奧古斯都・因維圖斯(Augustus invictus)等知名人物。“如果另類右翼意識形態可以被總結成一句話，那就是“白人和其他不同的人群一樣，擁有合法的群體利益”。
肖解釋道，美國新右派的主要目標是討論“白人保守派不允許討論的一個話題”，即“種族”。用他的話說，最近保守派的所有失敗都意味著著“權力從白人男性轉移到另一個非白人和/或非男性邊緣群體”。 斯賓塞在《公平聽證會》一書中描述了某些運動員的優越性，這些運動員“不僅有白人，而且包括英格蘭人和日耳曼人”，還清楚地提到了雅利安人的優越性。肖強調說，新權利的一個主要指導方針是“猶太人不僅在西方社會擁有邪惡的權力，而且他們利用這種權力來傷害本土白人”。
“白人種族滅絕正在進行中，”肖警告說，“那些應該對此負責的是猶太人、穆斯林、左翼分子和非白人”。請注意這些白人種族滅絕和猶太權力的主張是如何在特朗普的演講中引起共鳴的。他在2016年的最後一則競選廣告中詆譭了三位反對者，他們都是猶太人：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前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葉倫(Janet Yellen)，以及高盛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費恩(Goldman Sachs)。去年8月，特朗普在推特上進行白人民族主義宣傳，稱南非政府正在開展針對白人農民的種族滅絕運動。
在這一切中，美國的新右翼勢力大量吸取了歐洲思想家的思想。由於諸如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歐洲之行》一書，以及思想和出版物交流的增多，這種美國新右翼開始成為所謂的“國際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儘管由於美國在“種族”問題上的例外論，這一運動的美國分支仍有些與眾不同。蕭伯納的文集中有一章是瑞典新右派的知識分子領袖丹尼爾·弗裡伯格(Daniel Friberg)寫的，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歐洲的影響顯而易見。
法國新右翼思想家紀堯姆·費耶(Guillaume Faye)，著有《歐洲新右翼領導宣言》(Why We Fight: manifesto of The European Resistance, 2001；English trans.2011)。他指出，歐洲文明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人口下降”、“同性戀”和“仇外心理”——他寫道，後者“被不恰當地稱為‘反種族主義’”。費耶擁有巴黎政治學院的博士學位，是上世紀60年代末法國新右翼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他現在提出了一種極端宗譜主義。“一個民族的長期活力在於它的生育，”費耶寫道，“在於其生物學特徵和人口更新的維持，在於其健康的道德觀點，在於其文化創造力和個性”。在這兩個基礎之上，文明才賴以存在。他警告說，忽視這一點的文明或民族“必然滅亡”。正因為如此，費耶不斷告誡人們，要提防任何可能分散正面抵抗力量的東西。
同樣，弗裡伯格在他的宣言《真正的權利迴歸：真正的反對派手冊》（2015年）中寫道，捍衛“歐洲國家相對同質的種族構成”和“不受控制的移民”、“性自由主義”、“控制生育的權利”、激進的女權主義，以及“人道主義”、“自由民主”、“容忍”和“人權”，或者概括為：“平等、女權主義、大規模移民、後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LGBT利益”。他指出：“猶太人、同性戀者、穆斯林或其他少數族裔”構成了漠視“歐洲本土人口”利益和“歐洲傳統價值觀”的群體。今年夏天，特朗普訪問歐洲時，他談到歐洲“失去了它的文化”， 他是在直接對建立在白人種族滅絕概念基礎上對新政治選區發表講話。
歐洲新右翼的核心策略之一，是主張反種族主義，甚至多元文化主義本身，實際上仍是種族主義，因為它鼓勵“歐洲身份的瓦解”和“歐洲社會的多元種族化”。正如費耶所言，“反種族主義者利用他們虛假的反種族主義鬥爭來摧毀歐洲人的身份，因為他們在推進世界主義和外來利益”。弗裡伯格補充道，“成為‘反種族主義者’是[……]參與一場與對歐洲及其歷史的不計後果的仇恨直接相關的運動”。
這一論點已被納入美國新右翼語錄。正如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塞繆爾·莫恩（Samuel Moyn）所記載的那樣，這一觀點和其他新右派思想，比如“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比喻，在大西洋兩岸來回傳播。多元文化主義者成為現在的種族主義者：“‘多樣性’和‘多元文化主義’最終並沒有豐富白人的生活，”肖主張，“反而使白人社會更貧窮、更危險，最終使白人無法生活”。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的觀點也建立在這種推理的基礎之上。用他的話說，種族成了“在生活的各個方面用來對付[白人]的武器：平權行動、‘多樣性’的吶喊、白人內疚、白人特權等等”。賈裡德·泰勒總結道，為了打擊這種“雙重標準”，承認白人種族自豪感和偏好不是“仇恨”或“種族主義”，而是“健康的種族/民族自豪感”，這尤為重要。用泰勒的話說，必須允許白人“有權利追求自己獨特的命運，不受大量與自己不同的人的擁抱”。
圖為特朗普上任演講
在被H.R.McMaster解僱之前，裡奇・希金斯(Rich Higgins)作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規劃辦公室成員，撰寫的白皮書《總統與政治戰爭》（POTUS & Political Warfare）也提出了對反種族主義和多元文化的指控。希金斯寫道：“基於性別或種族的群體權利，是對憲法所規定的個人人權和自然法理唸的直接攻擊。‘跨性別認知’模因是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對一個人進行攻擊，它剝奪一個人宣佈自己性別的生理事實的權利。（上週，特朗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施壓，要求其解決禁止跨性別軍人參軍的問題。）
這種美國新右翼話語的興起，為唐納德·特朗普提供了掩護，讓他長期存在的部落主義變得激進起來。回到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紐約市，特朗普以當地種族戰士的身份採取的干預行為——例如，針對在中央公園強姦了一名慢跑者，後被逮捕的五名非洲裔和西班牙裔青少年，特朗普在紐約市的四家報紙刊登了全版的廣告，花費了85000美元呼籲“恢復死刑！帶回我們的警察！”——被普遍認為是房地產巨頭唐突愚蠢的行為。（儘管2002年五名年輕人的DNA被證明無罪，但特朗普從未道歉，反而再次強調恢復死刑。）然而，今天，特朗普成為新的右翼總統，受到建立在白人至上主義宣傳之上的國內基礎和日益加強的全球極右運動的支持。
正如許多人所希望的那樣，特朗普總統並非僅僅是一位娛樂者或小丑。相反，他小心翼翼，技巧嫻熟，始終如一地用強硬的民族主義支持者的原話與他們直接對話，把他們的比喻和迷因變成了他自己的觀點。如果你仔細研究他的新聞發佈會、競選演講和推特，你就會明白這一點。例如，就在本月，特朗普在白宮的新聞發佈會上完美地演練了新右翼關於反種族主義種族主義的核心論點。以下對話發生在PBS新聞社的雅米歇·阿爾辛多(Yamiche Alcindor)詢問特朗普總統，是否稱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可以鼓舞白人時。
以下是對話：
阿爾辛多：“在競選活動中，你稱自己是‘民族主義者’。有些人認為這是鼓舞白人民族主義者的行為。現在人們也在說……”
特朗普：“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說，這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問題。”
阿爾辛多：“有些人說共和黨現在支持白人民族主義者是因為你的言論。”
特朗普：“哦，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為什麼我在非洲裔美國人中的民意調查支持率最高？為什麼我在非洲裔美國人中擁有最高的支持率?這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問題”
[阿爾辛多試圖插話。]
特朗普：“老實說，我知道你把它寫下來了。我告訴你，這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問題。”
費耶・弗裡伯格(fay・friberg)將反種族主義轉化為種族主義的自負，很難想象比這更完美的一幕了。特朗普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就像他貶低“全球主義者”或索羅斯，嘲弄“政治正確性”，或者用“暴動”、“動物”、“強姦犯”和“狗窩”等貶低人格的詞彙來形容移民和非洲國家一樣。這些都是為他的白人民族主義盡心準備的素材。
特朗普和新右翼一樣，都深刻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事實上，許多新右派的主要文書的作用就像詞典一樣，他們重新定義、重鑄並在普通語言中注入政治含義——他們稱之為“元政治”詞典。他們的主要鬥爭之一就是詞語和用法。用弗裡伯格的話說，它不僅僅是“塑造人們的思想、世界觀以及他們用來理解並定義周圍世界的那些概念”。關於這一點，賈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的《法西斯主義是如何運作的》（2018）也是必不可少的閱讀材料，它幫助文明從語義上識別出這些新右翼話語是如何沿著法西斯路線發揮作用的。
在特朗普總統的授權下，新右翼正在危險地激進化。蕭伯納《公平聽證會》中有一章標題為“反革命”，它闡述了“擊潰”左翼的極端方法。其中包括如何“物理移除”左派的章節。語言是暴力和明確的。因維特（Invictus）寫道：“從物理上消除左翼勢力如此引人注意，因為這個想法在本能上既符合邏輯又具有吸引力”。因維特（Invictus）還寫道：
“然而，實際移除左派的手段並不簡單。雖然像皮諾切特那樣從直升機上扔下共產黨員已經成為另類右翼最喜歡的政策建議，但這顯然是一個低效的解決方案。皮諾切特政權只以這種方式處決了120名共產黨人，而我們面對的是這個數字的數千倍。”
極右極端分子中興起了一種“免費乘坐直升機”的文化基因，也就並不奇怪了。因此也不奇怪右翼抗議者穿著T恤慶祝皮諾切特(Pinochet)和其他帶有“安提法清除隊”傳說的人。或者，“右翼敢死隊”，簡稱“RWDS”，已經進入了聊天室。因維特（Invictus）寫道:“內戰已經在我們身上發生了”。這就需要反叛亂策略。在《總統與政治戰爭》(POTUS & Political Warfare)中，希金斯明確地將政治鬥爭與“毛派叛亂模式”聯繫起來。“結果是我們自9/11以來看到的反革命政治的激進化”。因維特（Invictus）總結道:“在憲法範圍內，物質上的清除和秩序的恢復是可能的”“拖延最終攤牌只不過是推遲不可避免的事情，放棄主動權”。
我們對特朗普新的新右翼言論和政治是如何精心策劃和有針對性，以及它們是如何有意地鼓勵和動員極端分子，以及如何將它們作為關鍵的政治選區正常化，一直關注不夠。特朗普總統正在通過社會學家所說的“有腳本的暴力”主張極端分子。我們傾向於認為，特朗普對白人民族主義者和至上主義者“吹狗哨”，但真實情況遠比這嚴重。特朗普公開向新右翼發表講話，他正在鼓動並鼓舞反革命政治力量。如果美國人民不盡快採取行動，我們就有可能陷入威權主義惡性循環或暴力內亂。
Bernard E. Harcourt，How Trump Fuels the Fascist Right，NYR Daily，Nov.29,2018.
網絡鏈接：
https://www.nybooks.com/daily/2018/11/29/how-trump-fuels-the-fascist-right/
龔玲
中國政法大學2014級本科生，2018級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生，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法意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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