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 組圖/李林冬
原本，我擔心這會是一場極為“艱澀”的採訪。
因為主題是“哲學”，採訪對象是中國著名哲學家、美學家、批評家鄧曉芒。
但恰恰相反，哲學在這裡變得有血有肉，並跟一個人的生命血肉相連。
“真正的哲學是拿命活出來的。”
這是鄧曉芒說過的一句流傳很廣的話。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鄧曉芒下鄉當知青。
“政府每月用50斤谷、9元錢‘安置’我們，大家都不怎麼出工，成天在各個知青點之間流竄，互相打秋風”。
鄧曉芒遇見了一位與眾不同的知青“張某”。
他能摔跤，會遊蝶泳，歌唱得好，寫得一手楷書，還看過不少理論書。他長相威猛，眉宇間一股傲氣逼人，要麼根本不看你，要看你眼神就讓你受不了，活脫堅定的革命知識分子拉赫美托夫。
“熟悉之後，我和幾位朋友就有幾分崇拜他。”
並記住了他說過的話，“我們現在二十來歲，正是學習的大好時光，應當多看些書，多增長些見識，以後的道路還長得很……”
在這一時期，鄧曉芒還讀到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19歲時寫的文章，被他冷靜旁觀的理性分析所震懾。
“我如夢初醒，深深地為自己過去的不動腦子、只憑激情而感到慚愧，心想什麼時候，我也能像那位19歲青年那樣，有自己的主見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呢？”
成為一個“有預見性，有判斷力，能行動的男子漢”成為鄧曉芒開始發狠讀書的最初動機。
當時，知青組裡有幾本磚頭厚的理論書，鄧曉芒從馬列著作單行本中挑了一本最薄的開始讀，“但麻煩立刻來了。以我的初中文化水平，書上的字雖然都認得，句子再長也可以勉強讀下來，但就是不知道寫的是什麼意思”。
看了幾天，根本看不進去，眼皮直打架。鄧曉芒認為自己“不是這塊料”，打算放棄，仍然每天和大家一起打撲克、唱歌、練舉重。
過了十來天，他在縣城買菜時又遇見了張某。張某一見面劈頭就問“最近讀了什麼書？”“我便將自己所遇到的困難和苦惱都和他說了。他只說了一句話：‘開始的時候都是這樣的。’這句話對我的震動很大。”
他思考，“為什麼要學習？腦子裡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對政治，對人生，對前途和命運。但最大的困惑歸結為一點：我為什麼在一切社會事件面前像個沒有頭腦的白痴，沒有自己的見解和選擇，只有愚昧和盲從？人應當自覺地活，才不枉為人一世。因此這是我生死攸關的事。至於讀了有什麼用，是否能為將來要乾的事做準備，這是其次。總之，讀書是為了‘成人’。”
從此，鄧曉芒下了最大的決心，用最笨的辦法，即在小學、中學裡學過的分析文章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辦法，一段一段地去啃。漸漸地，他發現自己“也常能發表些自己的見解，而過去我是從不開口的”。
哲學讓鄧曉芒“越來越沉得住氣，不為眼前的東西所惑亂”。
當時的知青們紛紛去學一門手藝，有的還賺了大錢，“我比較笨，不太願意，老老實實幹了十年農活，返城後又去幹最簡單的挑土與搬運”。
“當看到別人賺錢的時候，心裡有波動麼？”我問他。
“沒有，做體力活是我的自由選擇，它符合我自己的生活準則和安排，體力勞動既鍛鍊身體，又休息腦筋，還接觸社會底層，出一身大汗後，可以安安靜靜地看書。我很滿意於自己的設計，以至於後來單位領導要把我從搬運工調到辦公室搞供銷，被我斷然謝絕了。”
今天，社會喧囂，充滿了各種誘惑。但鄧曉芒說：“如果內心有一個底氣，會過兩重生活。在社會中過一種生活；晚上回來做一種新的思考，內心會得到安寧。”
實際上，今天的中國人心中最缺乏的似乎就是內心的“安寧”。
誰升官發財了，誰的女兒嫁入了豪門，誰的兒子成了董事長，都容易引發聽者內心的波瀾。
“在哲學包羅萬象的詞彙中，您認為普通大眾最需要的哲學詞彙是哪一個？”我問。
“做自己”，鄧曉芒答得快且利落。
“每個人都要做自己，你要做自己，就要曉得自己是誰，自己的特長，自己的能耐，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缺陷，認識自己是人一輩子的功課，認識自己之後才知道如何做自己。”
然而，這第一步認識自己何其難也！《哲學起步》提出了一個關鍵詞“自我意識”。
我們知道安全意識、環保意識，是對安全和環保的認識理解，可是什麼是“自我意識”，是對“自我”的認識和理解麼？
鄧曉芒說，“當我說‘我是誰？’的時候，我已經把自己對象化了，我把自己當成一個對象來追問了，這個時候自我意識就產生了。”
人們可能會說，難道我還不知道“我是誰”麼？莫非我連自己都不認識？
然而，當你隨手打開一個熱點事件的留言欄，鍵盤俠們對新聞當事人的“嬉笑怒罵”，動輒罵人“腦殘”的字眼比比皆是，好像“世人皆醉我獨醒”。
實際上，鄧曉芒認為，這恰恰是沒有“自我意識”的表現。因為當人真正有了自我意識，就會學會換位思考，學會將心比心。
“把自己換成別人，又把別人換成自己。一方面用他們的眼光來看我，另一方面用我的眼光去看他人和世界，進一步體會他人、體會整個世界。這就是自我意識的產生。”
“而微博上的跟帖表現出中國人心中的戾氣，都想贏在別人之上，不願意換位思考，每個人都想老子天下第一，都想發洩一下殘暴，想要罵娘……缺乏用旁人的立場看待自己，我行我素似乎顯示某種自信，但實際上是虛的。”
於是，在《哲學起步》中，鄧曉芒特別提出了“後悔”與“懺悔”的區別。
他說：“後悔追究的是所犯的錯誤，而不追究為什麼會犯錯誤；懺悔則對罪惡的原因加以反思，它比一般的後悔深刻得多。”
比如，一個小偷偷了東西被抓了，他很後悔。可能他後悔的是偷東西被抓帶來的糟糕後果，如被拘留限制了人身自由，被世人恥笑臉上無光。如果小偷真正開始懺悔，他可能會深刻認識到內心深處想“不勞而獲”的貪婪，認識到人性深處“作惡”的慾望，深刻認識到它們的客觀存在，並對此負責任。
因此，鄧曉芒說：“一個具有懺悔精神的壞人其實就是一個好人，他知道自己有錯有罪，且勇於承擔自己的罪。他知道人性的劣根性、有限性是不可改變的，但願意為自己的有限性承擔責任。這樣一個具有懺悔精神的人，即使他做了偉大的事業，他也不會盛氣凌人，也不會自封聖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就會更加寬容地、更加人性化地去對待他人。”
有人說：“誰誰誰一輩子都在假裝好人。”
鄧曉芒說：“那就是個好人，他一生沒做壞事，不管是出於恐懼還是膽小，我們不去追究，但能夠一生不做壞事，那就是個好人。”
在《聖經》中，一個賣淫的妓女被帶到耶穌面前，要對她採用“石刑”——就是用石頭把她砸死。耶穌說，你們誰要是覺得自己沒有罪，就可以用石頭去砸她。結果那些人面面相覷，紛紛扔下石頭走掉了，他們都不認為自己是沒有罪的。
那麼，如果鍵盤俠們有“自我意識”，認識到自己也是“有侷限的”，並嘗試一下“把自己換成新聞當事人，又把新聞當事人換成自己”，設身處地地想想，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
鄧曉芒說：“中國人的信仰，由於沒有個人的自我意識的獨立性做支撐，常常淪為對現實社會關係的一種服從，甚至一種功利性、實用性的機會主義的考慮。而自我意識的獨立性就體現在對自我的反思以及自我懺悔的精神中，這是中國人從來所不習慣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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