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機密，慎之又慎。”“必須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這是毛澤東兩次為保密工作所作的題詞。“革命戰爭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命，保勝利；和平建設時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發展”。翻開黨的保密戰線歷史，革命先輩們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演繹了多少動人心魄的傳奇故事！
李公館裡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黨的保密工作自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就開始了。1964年，毛澤東在會見新中國首任農業部部長李書城時說：“你的公館裡誕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我們黨的‘產床’啊！”1969年，毛澤東在回顧建黨初期的往事時又說：“‘一大’是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家召開的。”
“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家”就在上海望志路106號（現為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議舊址紀念館）。其實，黨的“一大”最初是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學校召開的。負責通知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來上海開會的是李達和李漢俊。毛澤東、陳潭秋等數位代表接到通知後，於1921年7月前抵達了學校。當時正值暑假，學校的師生都已經放假了。考慮到學校放假、陌生人進出學校必然引起敵人的注意，不利於保密，於是李達、李漢俊決定轉移會場，他們選定的第二個會場就是李書城的公館。
當時的上海法租界多為國民黨政治名流的居住地，李書城在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樓房，把家安在這裡。李漢俊從日本留學回到上海後，住進了哥哥的公館。就這樣，李書城的公館成了李漢俊從事革命活動的秘密據點。1921年年初，李漢俊以李公館為大本營，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建黨籌備工作。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抵達上海，與李漢俊、李達在李公館秘密會見。二人建議儘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成立全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李漢俊、李達等人反覆磋商後，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建議，召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並將原定的“一大”會址上海法租界內的一所女子學校改為李書城公館。
中共“一大”會議進行到第7天晚，正當中共“一大”代表開始在李公館舉行第六次（閉幕）會議時，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闖入會場，隨後匆匆離去。具有豐富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敏感地意識到有問題，於是建議立即休會轉移。會議被迫中止，代表們迅速離開會場。果然，十幾分鍾後，法租界巡捕返回包圍了會場。後來，“一大”代表們安全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隻遊船上，繼續開會直至勝利結束。
黨的“一大”會議三次轉移會場體現了黨對保密工作的重視。在“一大”會議通過的黨的綱領中明確規定：“在黨處在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保守秘密。”為了貫徹黨的保密紀律，在一個時期內，黨中央組織部下發的黨員人數月統計表的名稱是“同學調查表”，校名即地方黨組織的名稱，黨員性別分別以男生、女生標註，黨員類別則分“工讀生”（工人黨員）、“農科生”（農民黨員）、“兵科生”（軍隊黨員）、“文科生”（知識分子黨員）等，另外還有“正式生”和“旁聽生”等。
在黨成立初期，由於反動軍閥的鎮壓，黨的活動長期處於地下狀態，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偵察保衛組織。1925年8月，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刺殺，這使得共產黨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陳延年意識到必須建立自己的情偵保密機構。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雖然黨中央事先得到零星情報，但缺乏核心層的決策情報；而且政變後，由於情報沒能及時掌握，上海、廣州等地的黨組織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突然襲擊，大批幹部和群眾骨幹未能及時轉移而遭捕殺，組織機構被破壞殆盡。
南昌起義嚴守軍事秘密
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為挽救革命，1927年7月24日，中央臨時常委會和共產國際代表決定在南昌舉行起義，並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惲代英、李立三、彭湃為委員，組成前敵委員會，領導南昌起義。7月25日，周恩來從武漢動身去九江。臨行前，他沒有對鄧穎超吐露一字。鄧穎超後來回憶說：“周恩來直到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後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幹啥，呆多久，什麼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麼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握手告別。”一直到8月初，鄧穎超在國民黨的報紙看到了南昌起義的消息，才知道周恩來是去了南昌。
為保證起義的突然性和秘密性，周恩來等人作了周密而具體的安排，即便在臨近起義的前幾天，仍保持高度的警戒。7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南昌百花洲畔一棟教學樓內的第11軍第24師師部，葉挺召集營以上軍官開會，“會場是臨時佈置的，遠處有衛兵站崗警戒，閒人一個也不許進來，看來會議很機密”。與此同時，在子固路江西省聖公會的宏道中學和教堂內的第20軍指揮部，賀龍也召開了團長以上軍官會議。為防止洩密，兩處會場都高度戒備。而獲悉起義計劃後的團、營級軍官同樣做到嚴守機密。時任第24師72團3營營長的袁也烈曾這樣考慮：“在我們這個營的軍官中，副營長是國民黨員，連長、指導員中有3個國民黨員，排長中國民黨員多於共產黨員。這些國民黨也雖然被認為是進步的，可能跟著共產黨走，但對國民黨軍作戰的堅決程度，尚待考驗。特別是因為他們有許多黃埔同學在對方，有意無意地送個消息是很可能的。為了嚴守軍事秘密，保證戰鬥的勝利，我便親自去組織戰前的準備工作。”命令是逐級下達的，“而連的幹部一直到隊伍出發之前，才接到戰鬥任務，得知今晚這一震天動地的行動，現在，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計算什麼時候把任務傳達給排長和全體戰士”。而對於士兵，則在臨近起義打響時才宣佈軍事行動，在此之前則未向他們透露任何關於軍事行動的意圖。南昌起義時，第20軍教導團戰士的塗國林後來回憶說：“起義前一天才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們移駐小營盤。當晚睡下不久，上邊就來了通知，我們一個個耳傳著：‘喂，注意！今晚恐怕有事！’睡夢中被叫醒，奉命緊急集合。隊長宣佈進入戰鬥，任務是消滅附近敵軍。”對於部隊的非作戰人員，很多人則是在戰鬥打響之後才得知起義的消息。南昌起義時，在軍事參謀團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憶：“當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夢中，忽然聽到四面炮聲隆隆。直到天明，我們終於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們的軍隊已經起義了！’”
8月1日凌晨2點，起義各部隊按預先偵察好的道路、方向、目標，對事前毫無準備的敵軍發起突然襲擊。敵軍在倉惶中，四處逃命，迅速瓦解。
“打進去”與“拉出來”
1927年5月，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來到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就任中央軍事部長。鑑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周恩來認識到，鬥爭方式必須更加隱蔽。他建議並親自主持成立了特務工作處，隸屬於中央軍事部，分設特務、情報等4股，以情報工作為主。11月，中共中央改組特務工作處，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繼續由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設立總務、情報、行動和交通4個科，任務包括：保證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電臺。其中，行動科又稱“紅隊”，它的主要任務就是剷除叛徒。
當時，“特科獲取情報的主要方式有兩種：‘打進去’和‘拉出來’。前者選派幹練人員打進敵方重要部門；後者設法將敵方重要部門人員爭取過來，為我提供秘密情報。”中央特科成立後，時值陳立夫的黨務調查科為擴充特務人員，開辦無線電培訓班，周恩來便派遣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投考，並陸續在“中統”內部取得要職，三人後被稱為我黨秘密戰線的“龍潭三傑”（亦稱“前三傑”）。
中共特科“拉出來”的第一個人是國民黨派駐上海的特務鮑君甫。鮑君甫是中央特科成員陳養山的好友，他一邊想幫著共產黨做事，一邊又想搞點共產黨的消息去取信國民黨。周恩來認為，鮑君甫雖在政治上有投機的兩面性，但對我黨的地下工作有一定的幫助，應該取其可用之處，便批准由陳養山與他單線聯繫，對他加強思想教育，為我所用。後來，在清除叛徒白鑫和營救彭湃、任弼時的行動中，鮑君甫提供的情報起到了一定作用。
領導中央特科時期的周恩來
楊度也是被選中“拉出來”的對象。楊度早年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思想，與袁世凱私交頗深，袁世凱稱其“精通憲法，才堪大用”。後來，楊度通過孫中山認識了李大釗，世界觀開始轉變。1929年，潘漢年請示周恩來，打算介紹楊度加入共產黨。周恩來考慮到楊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圍，這樣一個與各界都有廣泛聯繫的人士，能發揮很大的作用，於是批准了54歲的楊度成為中共秘密黨員。據在周恩來身邊長大的周秉德回憶，“楊度還出庭為被捕的惲代英辯護。惲代英很硬氣，一直不承認自己是惲代英，而是堅稱自己的化名，國民黨也被弄糊塗了。可惜，就在惲代英快要被提前釋放時，中央特科行動科科長顧順章被捕了，生活日漸腐化的他當晚就叛變了，還把惲代英出賣了，惲代英沒過幾天就被蔣介石的劊子手處決”。
關於中央特科如何處置叛徒顧順章的事，周秉德回憶說，“顧順章認識全部特科人員，掌握幾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他開口，中共中央機關就會被一網打盡！不過，顧順章說要見到蔣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報。捕獲顧順章的武漢行營偵緝處急著邀功請賞，先向黨務調查科報告了顧順章已叛變的消息。”之後，武漢方面向南京連發6封緊急電報。“當時正好是週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兒去了，武漢來的電報全部落入錢壯飛手中。錢壯飛立刻讓女婿劉杞夫到上海向李克農報告。李克農顧不得安置家屬，就向上級彙報。”當年參與組織撤退工作的聶榮臻回憶說，“當時情況非常危急，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繫的關係都切斷。兩三天裡，我們緊張極了……”4月28日，當得知情報的陳立夫、徐恩曾派張衝等人趕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個秘密機關時，早已人去樓空。陳立夫生氣地問旁邊的特務：“剛才見到什麼人？”對方答道：“進入弄堂時與一個氣質莊重的女子和一個行色匆匆的老頭擦肩而過。”顧順章後來得知後，拍著大腿說：“那女子是周恩來，那老頭是陳賡。”陳立夫悔恨地說：“抓住周恩來，只差5分鐘。”
情報工作的“三勤”“三化”
1941年9月，中央情報部成立。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及長江局副書記、南方局書記，繼續部署、領導黨的情報工作。他創造性地提出了情報工作的“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與“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原則，核心是職業化。他要求每個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人員都要以固定職業作掩護，一切言論、行動、服飾都要同本身的職業地位相稱。“黨的工作要打入社會，只有打入社會才能鞏固黨”，三教九流都可參加，但必須“同流而不合汙”，而且必須具備並利用過硬的專業技術。紅色特工沈安娜，被譽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就是其中典型的範例。
1935年，沈安娜憑藉高超的速記技能，卓爾不群，考入浙江省國民政府，後來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為蔣介石身邊的速記員。蔣介石主持的黨、政、軍、特重要會議，都要沈安娜參與記錄。沈安娜憑藉這個特殊身份，為黨蒐集了大量重要情報。但是，身在敵營的沈安娜十分厭惡國民黨內部的勾心鬥角、腐敗黑暗，1938年冬，她向黨中央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周恩來對她說：“你已經打入國民黨核心機關，能參加各種重要會議，接觸機密文件。為了情報，要甘當無名英雄。”沈安娜聽從了周恩來的指示，繼續潛伏在國民黨高層，成為我黨安插在國民黨內部的重要情報人員。此後，沈安娜每每出席國民黨高層會議時，都會集中精神，應對突發的一切。蔣介石在國民黨高層決策會議上講到一些絕密問題時，會突然示意：“下面的話不要記。”這時，全場的人員都要停下筆來。沈安娜知道接下來的話是絕密的部分，於是就默默地把蔣介石說的話牢牢記在心裡。待到會議休息間隙，偷偷寫下來，然後通過交通員傳遞給黨組織。就這樣，沈安娜將獲得的國民黨高層大量重要情報源源不斷上報給黨中央，為黨做出各種重要的應對方針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1949年4月，身份從未暴露的沈安娜悄悄離開國民黨，安全地回到上海。得知沈安娜真實身份後的張治中，曾感慨地說：“早知道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工作上，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中共秘密電臺的建立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處於低谷，中國共產黨在白區的鬥爭處於秘密狀態。在此情況下，我黨能否迅速建立秘密電訊部門，保持內外聯繫，成為關係革命成敗的關鍵。1928年10月，領導中央特科的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他決定選派一批優秀人員學習無線電技術，建立電臺。為此，他分別約李強（在黨內被稱為“能人奇才”）、張沈川（《永不消逝的電波》主人公原型之一）談話，要求他們克服一切困難，學會無線電通訊技術。並在中央特科下設立了無線電通訊部門（四科），專門負責建立和管理黨的無線電工作。
當年，李強正在中央特科負責秘密交通工作，他原來是學土木工程的，此前從未接觸過無線電技術。入黨以後，他先是做群眾工作，後來做軍委工作。如今，接受黨的指派重頭學習電臺機務知識，可想而知會遇到怎樣的困難。李強以無線電愛好者的身份，與當時在上海經營美國無線電器材的“亞美公司”和“大華公司”的老闆交朋友，並從他們那裡購買所需要的零件、發動機以及許多有關無線電技術方面的書刊，然後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裡，照著《無線電雜誌》上的線路圖樣試製收發報機。經過日夜苦戰，收發報機終於組裝成功。張沈川當時任上海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書記。組織上決定派他去學習報務，他堅決服從安排，並化名“張燕銘”，順利考入國民黨開辦的無線電學校。由於學習勤奮刻苦，張沈川僅學習了六七個月左右，就可以上機操作。他還利用深夜代班的機會，抄下了兩本國民黨軍用電臺的密電碼，交給了黨組織。
學習了無線電技術的張沈川、李強等人後來為黨培養了很多無線電通訊技術人員，先後幫助黃尚英、伍雲甫、曾三、王子綱、曾華倫、劉光慧、趙蔭祥、蒲秋潮等人學習報務。經過一年的努力，他們終於成功地組裝出了第一部電臺。這臺機器雖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這是我黨擁有的第一臺無線電通訊設備。這個電臺的第一本密碼，是由周恩來親自編制的。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電臺長期隱蔽下來很不容易。當時，為了破獲秘密電臺，國民黨特務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結，將定向測試電臺裝在汽車上，每天晚上在馬路上兜圈子，偵察秘密電臺的方位。為了能使秘密電臺生存下來，擔任秘密電臺工作的同志收發報都在深夜進行，起居生活上嚴格遵守組織紀律，深居簡出，基本上斷絕了同社會的聯繫。
為了開通同中共南方局的無線電通訊聯繫，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強和黃尚英到香港九龍建立電臺。隨著革命根據地不斷髮展，紅色政權已經遍佈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西、廣東、河南、安徽、浙江等省。為加強對革命的指導，黨中央又在蘇區建立電臺，保持同各根據地的聯繫。從1930年起，我黨不僅在蘇區建立了秘密電臺，而且在敵後也開設了秘密電臺，使黨中央對全國的情況全局掌控。
解放戰爭時期，使用電臺、電報是這時中央與各部隊各地方進行聯繫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因此電臺、電報的安全顯得尤為突出。為了加強電臺的保密工作，中央把黨政軍三大系統的電臺按涉密的程度分為三類：一類為特定的，實行“一事一密制”，由首長控制使用；二類為半秘密電臺，即黨內經常使用的黨內事務性電臺；三類為公開性電臺。
1939年春，年僅16歲的董健民和兩個姐姐一起在叔父的引領下，從河北老家靜海縣（今屬天津市）輾轉來到延安。1940年，姐妹三人相繼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董健民被調往中共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從此與機要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在這裡，她還遇見了他的丈夫——共產黨員鍾琪。1942年，在延安棗園一間普通的窯洞裡，兩名機要員結為連理。婚禮是樸素的，誓言卻莊嚴：“為了千百萬人能夠得到解放，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寧可犧牲自己的性命，也絕不洩漏黨的機密，誓與密碼共存亡！”1946年，夫婦倆帶著剛剛兩歲的兒子，攜帶秘密文件離開延安並由海路經大連奔赴東北。當船駛入渤海海域時，突然遭到國民黨軍艦的攔截，炮彈擊中了他們乘坐的商船，孩子也不幸被彈片擊傷。國民黨軍警要登船檢查，搜捕共產黨員。面對突如其來的情況，夫婦倆冷靜地做出抉擇：寧可犧牲全家人的生命，也決不能讓黨的機密落入敵人手中！他們把所攜帶的密件緊緊貼在胸前，又把孩子攬入懷中，一家三口跳進波濤洶湧的大海。後來，有人將夫妻倆的事蹟寫成一首詩：“夫妻幼子海忠魂，保密捐軀黨所尊。真愛無分生與死，心存真理萬年春！”
一生為黨的“潛伏者”
我黨情報事業的開創者和領導人周恩來曾經要求情報人員“有苦不說，有氣不叫；顧全大局，任勞任怨”，閻又文的一生，就是這16個字的真實寫照。
解放戰爭後期，對傅作義的成功策反可以說是我黨諜報史上的得意之筆，而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傅作義的秘書閻又文。在我黨執政後的相當長時間裡，包括他的家人在內，沒有人知道閻又文的真實身份，以為他不過是傅作義起義的追隨者而已。在經過了近50年默默無聞、差點被湮滅的時候，歷史終於撩開了神秘的面紗，露出了他真實版的“潛伏”經歷。
閻又文，山西榮河縣（今萬榮縣）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學法學院。日軍大舉入侵華北後，剛畢業不久的閻又文和眾多熱血青年一道毅然奔赴延安。閻又文進入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情報偵察干部訓練班學習。畢業後，中共中央西北局社會部（簡稱“邊保”）安排他進入國民黨西北軍馬鴻逵部隊任職。1938年9月，經中共中央特派員潘紀文介紹，閻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此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抗日戰爭勝利後，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派王玉（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外交學院副院長）到綏遠傅作義部隊中去找一個叫“閻又文”的地下黨員。此時，黨組織已經和閻又文失去聯繫近7年。在啟程尋找閻又文之前，保安處領導特意囑咐王玉：只與閻又文建立單線聯繫，瞭解軍事動態，掌握傅作義與蔣介石的關係，別的情報暫不需要，以降低暴露身份的風險。
在敵佔區，與閻又文聯繫的只有王玉一個人。在解放區，知曉閻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會部的少數高層領導。後來，閻又文的關係轉到中共中央社會部，這條情報線更是被壓縮到閻又文、王玉、羅青長(社會部一室主任)、李克農(中央社會部代理部長)幾個人，足見中央對這條情報線的重視和保護。這也成了閻又文的真實身份難以被世人知曉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王玉找到閻又文時，閻又文已是國民黨第十二戰區政治部副主任，上校軍銜。更為有利的條件是，他是傅作義的機要秘書，深得傅的賞識和信任。傅作義主持的軍事、政治會議，都由閻又文記錄；傅作義的重要電報、文件及講稿都由閻又文起草、下發。這期間，閻又文與王玉先後交談了多次，他把傅作義的軍事實力、作戰計劃、師以上將領的情況以及傅作義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詳細的彙報。閻又文還特別提到，傅作義已經被拉到了蔣介石的內戰戰車上，他的部隊很有可能近期進攻綏東解放區。
王玉意識到，這是一個至關重要且時間緊迫的情報，應馬上送回陝北。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遙遠，王玉就決定把情報就近彙報給我綏東部隊。然而此部隊領導聽後搖頭說：“這個信息對傅作義的軍事力量估計得太高了。”此時，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報來源，也無法說服這位領導。後來，他向李克農彙報了此事。李克農說：“我們情報工作主要是為武裝鬥爭服務的，有時一份情報可勝過千軍萬馬。有水平的領導應該懂得這一點的。”果然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發動全面內戰。之後綏東戰役爆發，敵我雙方損失都很慘重……後來，李克農曾語氣沉重地總結說：華北戰場初期失利，敗就敗在我們對情報重視的不夠。若干年後，羅青長這樣評價：閻又文的情報，對我華北野戰軍免受更大損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12月，蔣介石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總”總司令，閻又文此時已晉升少將軍銜，除繼續做傅作義的秘書外，還擔任華北“剿總”政工處副處長、新聞處處長、傅作義的對外發言人等職，進入了華北“剿總”的決策核心層。1948年10月，遼瀋戰役勝局已定。東北問題解決後，就要著手解決華北的傅作義集團。此時，又是閻又文冒著生命危險，僅用了一個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軍事會議制訂的戰略計劃告知中共中央。閻又文提供的這份情報，對華北乃至全國戰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1948年12月14日，解放軍完成了對北平的合圍。華北幾十萬國民黨軍隊成了甕中之鱉。圍城期間，傅作義顧慮重重，情緒極不穩定。傅作義有個習慣，在做出重大決定前，總要和他的親信們商討，他找的第一個人就是閻又文。閻又文建議傅作義儘早與中共開始談判，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在這關鍵時刻，閻又文和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日夜輪班守護在傅作義身邊，做工作……1949年1月22日，閻又文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代表傅作義宣讀了《北平和平協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閻又文一生深藏不露，不僅生前少有人知道其真實身份，在其逝世後，仍不為人知30多年。要不是後來因為機緣所致，王玉和羅青長揭開謎底，閻又文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實的“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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