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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國稅地稅在鄉鎮都只安排一人，並且主要是進行業務聯繫。實際的徵稅工作，則是由鄉鎮啟動並實施。店鋪的稅收徵管工作啟動的時候，曾經有過那麼一天，大雨滂沱，全鄉的幹部都坐公交來到同一個村的同一條街道上。那是最後通牒的最終期限之後的次日，尚未交稅的，店鋪的東西便是直接被搬上車運走，然後以交稅的方式贖回。賣衣服的不肯繳納稅收，就連著衣架子一起提走若干衣服；賣電器的，就搬走一兩臺電器；做裁縫的——這個行業開店鋪的現在是少了，當年還真不少——要是不肯繳納，甚至搬走縫紉機。這樣的事情我做過不少，因為我就是當時成立的專業稅收徵管隊伍的一個隊員。這樣的事情做多了。有時候，當意識到別人從側面或者背後望著我，我就會感覺芒刺在背。
至今記憶清晰的是：一個村道邊的雜貨鋪，被我拿走一部電話機，一直沒有贖回，始終無用的塞在某個辦公桌抽屜裡。一個村道邊的裁縫店內，有兩個女孩，做裁縫，在強制與反抗的糾纏中，兩個大大的白線團掉在了地上。我本能般的欲彎腰撿起來，忽然意識到自己處於她們對面的立場上，於是用腳撥開了滾落在我腳邊的一個白線團。當其中一個女孩的視線，非常明顯的落在了我的腳上，我忽然產生一種自慚形穢的羞愧感受。這使得我不敢抬頭，內心慚愧到害怕與那道視線正面碰撞。那一次，我們搬走了從她們的一個縫紉機上拆卸下來的重要部件。缺少了那個部件，縫紉機也就作廢，而後來她們也沒來政府贖回。那段時期，多次從那路過，看到那沾染著灰塵泥水的陳舊木門始終閉鎖。後來就再也沒有見過那兩個女孩。許多年以後，我還在困惑，我當初用腳撥開滾落在我腳邊的一個白線團，這一行為抉擇的觸發因素會是什麼？我難以表達那種情境。當店主們已經適應於長期免稅條件下的市場，忽然稅收到來，成為預料之外的店鋪必要支出的一筆額外成本，這本就勉強掙扎、收入極其微薄的店鋪，除了關門，真的是別無選擇！而當初的我，只顧站在自己的立場去思考問題，尚未懂得必要站在店主的立場去思考。我竟覺得店主不肯交稅，實在是大不應該。
當年的那些女孩，在那些無所謂希望的店鋪之中，不過是在等待嫁人。那些店鋪，僅僅是她們比之平常鄉下女孩要多一門手藝或多一點待人處事的技巧的證明，而這就是一種嫁人的時候能夠為自己加分的優勢。僅此而已。我不知道，如果將我放置到這些女孩的人生境遇之中，我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真實感受？就在不久後，就那麼樣的一個村道邊的一個店鋪內的兩個鄉下女孩，親口告訴我，她們的一個親姐妹自殺了。為什麼要自殺？就是因為絕望：人生不能自主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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