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慘烈的淞滬會戰正式打響，中日兩國先後共計投入超百萬的兵力參戰，戰役歷時三個月。戰役後期中日雙方進入僵持階段，在正面難以突破中國守軍陣地的情況下，日軍大本營決定進行戰役側翼包圍，於11月初由柳川平助率領第10軍在杭州灣登錄，企圖包抄中國軍隊後方。在淞滬前線的中國軍隊立即進入了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為了避免淞滬地區七十萬軍隊被圍殲，蔣介石於11月8日下達了撤退的命令。自此，血肉磨坊般的淞滬會戰以上海陷落結束。
戰爭地理視角下的淞滬抗戰
淞滬會戰結束後，日軍華中方面軍的某些狂熱分子對大本營劃定的作戰區域不予理睬，獨斷向南京攻擊前進。日本大本營只好默認向南京進軍已成為既定的事實，於1937年12月1日下達“大陸第8號令”，命令華中方面軍協同海空軍，攻佔敵國首都南京。
向南京進軍的日軍
中國守軍雖有15萬之眾，但大多是從淞滬戰場撤退下來的殘破部隊，士氣低落，還沒得到充分的休整就被投入南京保衛戰了，還有一部分是臨時強徵的壯丁，完全沒有實戰經驗。而日軍的攻城部隊有華中方面軍和上海派遣軍共20萬，攜帶坦克、重炮等重型武器攜淞滬會戰的勝利之威向南京碾壓而來。
因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南京各城門先後被日軍攻陷，守軍節節抵抗，犧牲重大。12日，唐生智奉蔣介石命令，下令守軍撤退。守軍各部因撤退失去秩序，多數滯留城內，和一些還沒能及時離開南京的民眾，最終被日軍大量屠殺。
南京大屠殺元兇、甲級戰犯松井石根舉行進城儀式
其實，反觀國民黨高層選擇固守南京，本身就是一個決策失誤。因為南京背靠長江，極易遭到日本海軍的封鎖，此時南京的外圍城市已基本淪陷，已成為一個標準的死地。戰前國民黨高層也討論過南京的棄守問題，大部分將領認為經過淞滬會戰部隊已疲憊不堪，無力再戰，急需得到休整，加上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易攻難守，建議只動用幾個團的兵力象徵性地抵抗後主動撤退。只有唐生智以南京為“國父的陵寢，民國的首都”“國際觀瞻所在”主張固守。最後，蔣介石決定進行短期固守，並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官。
南京保衛戰的失敗導致最後南京大屠殺的發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武器裝備等因素外，我覺得還有三個原因。
日軍攻擊光華門
第一是國民黨在戰前沒有充分組織民眾撤退，也沒有做好充分的戰備。淞滬會戰開始時，就已經有敵機空襲南京了，淞滬會戰結束後，南京更是成為了日軍重點轟炸的目標。此時雖有部分人預感戰火不久將燃至南京，因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政府表現出了堅決抗戰的高調姿態，給民眾留下了政府會堅守南京的印象，除了一部分人選擇離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選擇繼續留在南京，或是不願離開，或是沒有能力離開。但實際上，國民政府應對戰爭的準備是有限的，特別是對於南京陷落後對民眾的安置並沒有詳細的措施計劃，滯留在南京城的市民不可能對戰爭的狀態有正確的估計，也不可能有戰敗後相應的物質與心理準備。既然蔣介石決定短期固守南京，先不說這個決策是否正確，但肯定的一點是南京城必定會成為中日兩軍交鋒的戰場，所以在戰前組織民眾撤退就十分有必要了，也不會最終滯留在南京成為日軍屠殺的對象。
第二是蔣介石還在寄希望於德國調停中日戰爭。中日戰爭爆發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一直在調停中日戰爭。因為20世紀30年代是中德關係的蜜月期，雙方保持著高度的經濟和軍事合作，而日本又是德國拉攏的結盟對象，中日交惡自然不是希特勒想看到的。蔣介石將數十萬大軍陳列在南京外圍，向日本也是向國際上高調地顯示自己固守南京的姿態，在陶德曼同日本斡旋時爭取更大的談判籌碼。實際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明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卻還動用數十萬軍隊固守南京，實際上是對這些軍隊的“遺棄性處理”，這也是國民政府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第三是唐生智為了表露自己“破釜沉舟”的決心，在戰前就將所有到達江北的輪渡工具控制住了，唐生智這個舉動，直接導致了南京城破時大批潰敗的士兵和逃難的民眾到達江邊時，因沒有輪渡工具而沒法撤出南京，甚至有的以木板、臉盤等東西支浮想游到對岸，但因天氣嚴寒和不善駕馭而淹死。再有就是唐生智下達蔣介石的撤退命令時過於倉促，甚至命令還沒有傳達到一線作戰部隊而軍官先逃跑了，如71軍軍長王敬久和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等將領。而負責督戰的36師沒收到撤退的命令，看到撤退的國民還以為是逃兵，雙方甚至發生了交火，傷病、民眾等夾雜在一起，人員嘈雜，人嘶馬喊。除了第74軍、第88師和教導總隊共32000多人依靠僅有的一艘小火輪和少量木船得到撤離外，還有鄧龍光的粵軍第83軍從正面突出重圍外，其餘的都被滯留在城內慘遭屠殺。
當年的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已過去了81年，已不需要再去討論南京陷落是誰的責任，我們更需要做的是銘記歷史，不忘國恥。南京大屠殺，不應只是中國人的痛苦記憶，也應是全人類的痛苦記憶。不應只是受害國的記憶，更應是加害國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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