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東能有今天的輝煌成就，離不開那些數十年如一日為了浦東發展嘔心瀝血的領導者和管理者們。而在那些年四處奔走忙碌的人群裡，你一定會發現胡煒先生的身影。這位浦東新區首任區長，曾經的上海“浦東事務”全權代表，他所經歷的酸甜苦辣，更是見證了浦東一路走來的風風雨雨……
胡煒先生早該“出場”了！
這位從參加工作就在黃浦區、至今古來稀的年齡依然每天頭枕黃浦江而眠、而思的“老黃浦”，從1992年底與趙啟正等被“一紙任命”到浦東新區工作起，整整在浦東開發開放崗位上戰鬥十餘年、先後擔任管委會副主任和首任浦東新區區長等職。
在我來到浦東採訪的日子裡，無論是在高樓林立的陸家嘴金融區，還是在汽笛長鳴的洋山港，或在金橋高新區的居民住宅地、外高橋的外商寫字樓裡，你只要一說起“浦東當年事”，十有八九的人都會念叨起那個幫助他們辦這事、做那事的“胡主任”“胡區長”……
如今天的“上海中心”“金茂大廈”“環球金融中心”等標誌性建築一樣，優秀的浦東干部和為人民與歷史作出過貢獻的領導者、管理者，他們在人民和百姓以及外商心目中，其實也是一座座屹立在浦東大地上的那永不消失的豐碑。
胡煒是其中的豐碑人物之一，他當之無愧。
作為才思拔萃、正大氣象的一代書法大師胡問遂的兒子，胡煒有句口頭禪：父親的家教一直影響著我們的成長與人生。在與我接觸的胡煒先生身上，能夠清清爽爽地體味到其父的這些人格品質的遺風。
他以父親一般的“實實在在”“敦敦厚厚”，行走自己的路，不失不跌，不驕不躁，傾情置身於黃浦江兩岸的熱土，最後成為了一名“不捨浦東情”的實幹家……
面對今天如此美麗的浦東，“不捨浦東”的人會很多。然而他們並不是胡煒、趙啟正那般的“不捨情”。“從那天黃菊同志找我談話，說你去浦東新區工作、希望你胡煒紮根在那片土地之後，我就沒有想過這一生要離開這塊土地。到浦東新區管委任職，到出任浦東第一任區長，整整十年。那十年裡，我上班是為浦東開發做事，出差、出國是為浦東開放謀事；後來到了市人大工作，我仍然沒有放下浦東的事，一直到了現在從崗位上退下後，我還是放不下浦東的事，每天還要聽一聽黃浦江的浪濤聲，還要看一看浦東那些已經蓋好的樓、已經通了車的路，以及那些還在蓋的樓和正在修的路……對這裡的每一物、每一人好像都充滿了感情，像看著自己一天天長大的兒女一樣，捨不得啊！”
胡煒的這份“捨不得”令人感動。第一次採訪我就注意到，退出領導崗位後的他，仍然在距南浦大橋不遠處留有一間小辦公室，用於他撰寫“浦東往事”和接待前來參觀學習浦東經驗的各地客人。從那房間的唯一窗口，可以遠遠地觀望到陸家嘴那片最繁華的樓宇和橫臥暢流的黃浦江……
“可以說，那裡的每一個項目，我都參與過它的規劃與建設過程，所以往那邊看一眼，心裡就會蠻舒服；再多看幾遍，有時也會有些遺憾。這個遺憾主要是感慨：當時如果不是太趕時間、自己的工作再細一點、眼光再高遠一點，可能浦東還會比現在更美些……”胡煒像在自言自語。“城市建設其實與電影藝術一樣，可能永遠是門遺憾的藝術。但即便如此，好的藝術，它一旦‘公演’，總是給人以強大的震撼力、感染力，我們的浦東就是這樣。它每天吸引著無數上海本市市民和來自全國各地、世界各國遊覽參觀的人，其實它也還吸引著我們這些曾經的創業者，它總讓我們時常心潮澎湃、熱血沸騰，還會有一些沉思……”
胡煒不可能不心潮澎湃、不熱血沸騰和不沉思。像他這樣一生伴著黃浦江、近三十年在黃浦區和浦東新區擔任領導工作的人，即便在上海也不是太多。作為大上海的“心臟”地帶，黃浦區和現在的浦東新區，一直是上海最敏感的地方，它的一絲“風吹草動”，總會引起巨大的反響，甚至是世界矚目。也正是因為這種巨大的“敏感效應”，有人在這裡當官用不了多久，可能乘了“直升機”飛黃騰達了；有人或許因為沒有把握好自己而折戟沉沙……
三十餘年伴隨黃浦江的胡煒既沒有飛黃騰達，也沒有折戟沉沙，而是穩穩當當地走過了他輝煌而平靜的大半生，除了他自己說的是受書法大家父親的家教以外，更多的是他一以貫之的說真話、幹實事、不卑不亢、剛正不屈的人格品質。
01
我發現，現今的浦東人，尤其是在這塊土地上成長和繁榮起來的中外商家對“胡主任”“胡區長”感情格外深厚。領導幹部能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是因為我同他們‘交手’的時間最長、遇到的事情也是最多的一個。”胡煒解釋。
我注意到，胡煒沒有用“交往”二字，而是用了“交手”一詞。“交手”，那就是，有友誼，也有“鬥爭”或爭執。
“我清楚地記得，朱鎔基同志多次跟我們管委會這一層幹部說過，浦東開發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和問題，你們要戴著鋼盔頂下去。其實，我們後來也一直是這樣做的。”胡煒說：“我理解鎔基這句話的意思：戴著鋼盔，既是對自己安全的保護，也是對對方的另一種保護。浦東開發開放，既是我們上海的事，也是投資人的事。雙方合作共贏，就是雙方交手的過程和目的。”
“似乎還可以用另一句話來表達：浦東開發開放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各種利益與權益的博弈、互讓、共贏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交手的過程。交手，既有互通互利，又有鬥爭、相讓，其最終結果，是共贏、共榮，這是浦東開發開放最成功的經驗，用啟正的語言方式來表達，就是浦東成功經驗中的最浪漫部分。”我附和胡煒先生的話，說道。
“是，是這樣。”胡煒邊笑邊連連點頭：“你要聽這方面的‘故事’，可以講三天三夜。”
“儘管道來，全國人民愛聽這！”於是，我們因此在浦東的大街小巷、江灘樓閣，暢談那些令胡煒難忘的“浪漫往事”——
在江邊的寬闊綠蔭帶上，轉身仰望震旦大廈和花旗銀行等一片光芒四射的樓宇，胡煒道：原本這一片的樓宇天際線沒有那麼高，後來是因為“花旗銀行”提出他們要將“亞洲總部”搬到浦東來，於是一個“激情動議”，讓周邊的這片樓都一起“長”高了一截……
曾經，花旗銀行之前的那座大廈的投資商資金短缺。樓盤易主後，花旗銀行的中國總部負責人提出：如此美麗的江邊樓宇，能“長”高一點多好啊！
胡煒愁眉苦臉道：這裡的天際線是已經規劃好的，改變規劃恐怕有些難。
若是這樣，我們的“亞洲中心”就不一定搬到浦東來了。花旗銀行說。
匡迪市長，你看這事怎麼辦？胡煒當即向徐匡迪市長請求。
市長思忖片刻，盯著胡煒：你的意見呢？
胡煒說：如果能把他們的“亞洲中心”搬到浦東，那麼他們的樓房往上“長”20米應該可以考慮。
那就請有關方面論證一下，再認真查一下必要的程序。精通經濟學的徐匡迪市長思路一開，當即決斷。
胡煒興沖沖地告知花旗銀行的中國總部人士。對方應諾：不日，我們花旗總行的董事長過來，與你們的市長敲定“亞洲總部”遷移浦東事宜。
胡煒道：欣然期待。
幾日過去。花旗銀行董事長飛抵上海，但所乘的航班比原計劃晚點幾小時。於是董事長一行下飛機後，直至市府，徐匡迪市長、胡煒等按原約的時間早已在那裡等候。
一切都是事先預設好的。花旗銀行董事長落座後，徐匡迪市長滿臉期待地等著對方說出將銀行的“亞洲總部”搬到浦東的提議，因為作為市長的他要隨即表態“同意升高”樓宇天際線。
但銀行董事長只管自己漫無邊際地高談闊論，並不提“亞洲中心”搬遷一事。
胡煒說：我們在旁邊急得不行。後來匡迪市長實在憋不住了，便說：我們已經同意你們的樓座往上“升”一點，這樣也有利於你們“亞洲中心”更好地在浦東和中國展示良好的形象。
嗯？董事長聽後一臉茫然。
會談就這樣結束了。胡煒和陪同董事長的花旗銀行方面的隨員大汗淋漓……
胡煒追問花旗銀行中國總部的職員：這是怎麼回事？
對方趕忙致歉：實在抱歉，因為飛機晚點，我們就沒有時間向董事長報告相關事宜。現在我們同董事長報告了，他完全同意把我們的“亞洲中心”遷移到浦東來。
報告市長，他們的董事長完全同意把花旗銀行的“亞洲中心”搬到浦東來。
好，這就好！市長說。
“花旗銀行”獲得“合理”的升高，“震旦”“正大廣場”“香格里拉”等跟著享有“同等待遇”。
但依然有“主”得寸進尺。某日，某跨國公司老總借見市長機會，又提出想增高樓宇。
胡煒一聽，腦門子上的熱血“噌”地升高，他拉住這位老總，嚴厲道：已經說好的事，不能這樣反覆無常。閣下作為跨國公司的董事長，不能言而無信嘛！
那老總頓時面紅耳赤：抱歉抱歉。保證以後再不提了！
02
在浦東本地，胡煒是新區的“主任”、“區長”，行政一把手。在走出國門之後，他是上海“浦東事務”的全權代表。而這，我們更能深切體會和感受浦東開發開放過程的辛酸苦辣與浪漫豪情——
2001年某日。美國洛杉磯，迪士尼總部。
胡煒帶領的中國上海商貿代表團一行到訪洽談。
“你們？想跟我們來洽談？”迪士尼接待人員以傲慢的目光打量胡煒和他身後的一行中國人，毫無表情地說道：“知道嗎，法國跟我們洽談，是他們的一位副總理、一位省長和一位部長；在香港，是特首來談的……胡先生，你是？”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全權代表胡煒。”胡煒以不溫不火地嚴正口氣回答道。
迪士尼方遲疑和驚異地看著這位中國“全權代表”，有些拿不定主意了，問：與我們談判需要各方面的專家，胡先生你們中國方面有這方面的專家嗎？
有。
所有與我們迪士尼的談判，需要對等的專家人數。我們需要50個相對應的談判專家，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我帶了中國最優秀的50名律師和專家。胡煒朝身後門外等候的隨員們揮了揮手，於是一支浩浩蕩蕩的中國談判團列隊出現在“迪士尼”面前……
ＯＫ！
迪士尼方面笑了：Please，come in！（請進！）
然而，走進迪士尼的大門，並不意味著一切“可能”，恰恰是隨時隨處的“不可能”。作為全球最大的文化娛樂巨頭，迪士尼的霸氣是出了名的，幾乎百分之九十九欲想求取合作的談判對象，最終皆被拒之門外。
中國、上海、浦東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不得不佩服世界娛樂巨頭的霸氣所在：一切娛樂元素都具有獨創性、全球性和不可複製性。
談判最初階段，是瞭解迪士尼的產品為什麼那麼貴。
僅僅是一匹人工製作的娛樂馬，對方的工作人員對中方的“全權代表”胡煒說：先生能猜得出這馬值多少錢嗎？
胡煒左看看、右瞅瞅，心想：一定是不一般的價格。那就咬咬牙往“頂”上說個數吧：10萬！10萬美金行了吧！
迪士尼人的脖子搖得像撥浪鼓，說：NO！NO！100 萬，是100萬美金！
是黃金做的？有那麼貴重嗎？胡煒覺得不可思議。
是我們的知識產權貴重！迪士尼人頗為驕傲地說：你們中國對知識產權不夠尊重，而我們迪士尼的所有產品的貴重性就體現在知識產權上。看中方的合作誠意，也許主要也體現在知識產權方面……
胡煒莊重地說：我們上海浦東將與貴公司合作的誠意，包括了對知識產權的高度重視。
期待我們的合作成功！
我們的合作一定成功！
美國迪士尼人和上海浦東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然而，接下去的正式談判遠比握手複雜和艱難得多。
“與迪士尼的談判有多少個回合？”竟然沒有人能回答我的問題，原因是，與迪士尼的談判，來來回回用了十餘年時間。“不說別的，光我帶團第一次赴洛杉磯那回，整整兩個星期，我們沒有離開過對方安排的那個小旅店。”胡煒說，一臺新買的傳真機，竟然都被用壞了！
“可以想象一下我們在談判過程中用了多少資料啊！都是靠這臺傳真機在洛杉磯和上海之間傳送！”從胡煒的一位助手那裡得知，當年他們一行50人的談判團，每天從上午九點開始投入工作，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
令外方談判團奇怪的是：這些疲倦不堪的“中國人”為什麼總是在每晚談判結束回到旅店後，不是進各自的房間，而是穿著短褲（正值夏天）在大馬路上遛達？
“嗯，怎麼回事？”連我都感到好奇。
胡煒笑了：“談判是講究藝術的。我們在人家的地盤上，不能不防我們在商量事情時被人竊聽呀！所以我們自己開會時，選擇了在比較安全的大馬路上開……”
原來如此！
“什麼叫談判？跟打仗沒啥區別！”“全權代表”胡煒感觸頗深地說：“與迪士尼的談判，光涉及知識產權的商業談判書，堆起來就高過一個人頭！每一份談判協議裡，既有各自的利益，也有國家的尊嚴在其中，所以你必須每時每刻都要繃緊神經。”
我知道，為了這樣的談判，胡煒挑選了上海和全國最優秀的律師與專家；為了讓這支隊伍在異國他鄉能夠“服水土”，他這位“全權代表”，既要在談判場上當指揮員，還要在回到休息的居住地當好“後勤部長”。
“談判是耗體力和腦力的戰鬥，你得保障我們的專家們有足夠的精神和體力去迎接每一個回合。”胡煒回憶起“洛杉磯之旅”時，眉飛色舞。“有一天晚上，我們的談判一直持續到凌晨三四點，我看到自己隊員們個個累得精疲力盡，便讓人趕緊從唐人街買來一些自助餐，大家狼吞虎嚥地吃起來。誰知，就在這個時候，美國方面的談判專家毫不客氣地衝過來跟我們的人搶吃起來，那個場面很好玩……最後我一看，好傢伙，我們的人一個個累倒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再看看那些穿著西裝的美國人，簡直笑死人了：他們全都累趴在了地上，而且一個不少，正好50 人……”
“這就是談判現場。其實這也僅僅是談判開端……”胡煒說。
一日，胡煒他們剛剛從迪士尼談判會議室回到那個小旅店。同團的部下緊張地跑過來向他報告：不好了胡主任……
別慌嘛，啥事？胡煒問。
“環球影城”的人來了，就坐在我們這個旅店門口的咖啡廳那兒。
來就來了唄！其實胡煒的內心也是一驚：因為他此行率團的第二個任務就是跟“環球影城”談判。而這樣的安排是帶有“秘密”性的，即迪士尼和環球影城彼此並不知曉對方都在與中國談判團在談判。現在，環球影城談判方突然出現，意味著他們對胡煒與迪士尼的談判全然明白，這多少讓胡煒的中國代表團有些尷尬。
既來之，則應對之。“全權代表”胡煒已知無法迴避，於是便向環球影城的“老外”直面迎去。
“真的就像演戲似的。我一看，確實有點壞事了，因為坐在那裡的不是別人，正是環球影城跟我們談判的首席格蘭先生。”胡煒說，此人是環球影城的國際總裁、美國導演協會主席、律師、猶太人，是一位經驗極其豐富的國際談判高手。
“那一天，他與他的副手兩人裝模作樣的坐在那裡似乎很輕鬆的樣子，一見我，就皮笑肉不笑地說：我們知道你們住在這裡，也知道你們這些日子除了跟我談判外，還跟迪士尼打得很火熱啊！他們說這話的意思是：你們中國人玩的小把戲，我們全知道了。一陣寒暄之後，格蘭等便走了。我的助手趕緊提醒我，說原定下午與環球影城要簽訂的一個協議恐怕沒戲了。我說看看再說。”
“全權代表”胡煒雖對助手這麼說，其實心裡也在發毛。格蘭在談判場上素有“老狐狸”之稱。會就此甘心？
果不其然。下午，環球影城來人告知中方代表團，原定於下午的簽約事宜取消了，中方不用再去人了。
“你去，看看他們到底想怎樣？”胡煒令自己的副手親自去環球影城打探實情。
結果，這位助手回來報告：環球影城方面聲稱，誰都不用去了，如果中方一定要去，那就讓“全權代表”胡煒一個人去。
“看架勢，他們不會給好臉了，你就別去了吧，胡主任！”同事們議論道。
“為什麼不去？”胡煒的眼睛一瞪：“去！他們不是點名叫我去嘛！”
“還是不去的好。”同事們為自己的團長擔憂。
“必須去。”胡煒堅持道。“人家已經向我們發出了挑戰書，如果我不去，就意味著我們認輸了。我們中國人什麼時候輸過？我們從來就沒有輸給過他們嘛！去！”
胡煒去了。除了翻譯，他誰也沒有帶，便徑直走向環球影城，那步子邁得堅定而鏗鏘。
“來了！”
“來了。”
環球影城總部。首席談判代表格蘭和中國全權代表胡煒共同用毫無表情的口吻打了個招呼。然而，格蘭將頭一側，隨即環球影城方面的幾十名職員“嘩啦”一下全都端坐在胡煒面前……那陣容大有泰山壓頂之勢。
另一邊，中方全權代表的胡煒與翻譯，顯得勢單力薄。
談判——不，是一場國與國之間的較量開始了——
格蘭掃了一眼自己強大的陣營，然後將目光轉向胡煒，瞬間，這位美國電影家協會主席彷彿進入演戲角色一樣，以排山倒海之勢，衝胡煒大聲咆哮道：
你，現在，我對你失去了尊敬！原來我一直以為你是可以值得讓我尊敬的人，現在不了！你和你們中國人不講信譽！
你們……
你……
真不愧是一位“傑出”的導演。像一頭撞牆而不知痛的黃牛一樣的格蘭，當著自己的部下，整整痛罵了中方全權代表胡煒近一個小時。
看著胡煒始終笑眯眯的樣子，聲嘶力竭和頗有些疲勞的格蘭，突然疑惑地停頓下來，問：你，胡煒先生，現在你怎麼想？怎麼向我們解釋？
平靜的胡煒依然笑眯眯地看著對方，不緊不慢地問：格蘭先生，你今天當著你部下的面所作的講演是不是結束了？
格蘭一愣，點頭：Yes.
胡煒說：那好。是不是現在你可以請你們的職員退場了？
格蘭遲疑了一下，又點頭：可以。
於是環球影城的職員陸續離開現場。現在，只剩下四個人：格蘭和他的翻譯。胡煒和他的翻譯。
胡煒說：尊敬的格蘭先生，現在我是不是可以說話了？
依然有些氣喘吁吁的格蘭不知胡煒想說什麼，便點點頭：Please.(請。）
胡煒說：格蘭先生啊，我發現以前對你高看了！太高看你了！閣下是國際大導演，談判高手，可今天我發現自己全錯了，原來你格蘭是個心胸狹窄的普通人而已。
格蘭一時摸不著頭腦。
胡煒說：難道不是嗎？我千里迢迢，從中國來到你們美國，幹什麼？和你們談生意、談合作來的！談如何保障貴公司在中國浦東投資的合法利益，讓你們能賺到錢、賺大錢。
格蘭說：可你們為什麼要跟迪士尼談？我們之間是有保密協議的……
胡煒說：不錯，我們此行美國的目的，其中之一是與你們來談合作事宜的，而且我們之間簽有保密協議。但是，我想問一下尊敬的格蘭先生，你是著名的談判專家。我的問題是：我作為中國上海的全權代表，作為上海浦東新區的行政長官，我們正在向全世界招商，面向全世界幾百個、幾千個合作單位。我們彼此都有合作項目。請問：我除了與你們環球影城談合作項目外，難道我不能與其他世界偉大的企業們談嗎？難道我們不能跟與你們同樣偉大的迪士尼談嗎？這種合作洽談有何之罪？如果有罪、有錯，我今天到你這兒來談，對迪士尼來說不也成了有罪嗎？然而人家迪士尼沒有提出過我與你們談就有罪了，而他們也知道我們此行到洛杉磯也會同另外的企業洽談合作項目，因為浦東開發開放將吸引的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眾多公司，而不是一兩家美國公司……
格蘭兩眼發直地聽著，臉上泛起一陣紅一陣紫。
胡煒說：你剛才的一番慷慨陳詞，是什麼意思？格蘭先生，你錯了！大錯特錯了！你有什麼理由如此強硬和毫無道理的指責我？指責我們的國家？指責我們的浦東改革開放政策？
格蘭終於低下了頭：Sorry，我錯了。向你道歉。
胡煒說：NO，你以為你的一個“Ｓorry”就可以了結對我的侮辱？你剛才的話，不僅侮辱了我，而且侮辱了我的國家，你當著你自己的部下，如此侮辱我和我的國家，能用一個“Sorry”了事嗎？
格蘭徹底被擊垮了，一臉沮喪地詢問中方全權代表：你叫我如何辦？
胡煒輕蔑地說：尊敬的格蘭先生，你是國際著名談判專家，如果讓我教你如何做的話，那不是有損你格蘭先生的威望嗎？你的智慧需要我來教你嗎？
格蘭似乎恢復了常態，頓了頓，說道：明白了胡先生。謝謝你的指點。今天真的很對不起，我會以我們的方式向你和你的國家表示歉意。
第二天一早，環球影城方面拿來準備與中方簽訂的協議。胡煒一看，馬上說：OK！
因為在這份總額為７ 億美金的合作項目協議文本中，格蘭先生代表美方向中方讓步了100 萬美金，權作昨天對胡煒和中國的一份歉意。這自然讓中方全權代表的胡煒感到欣慰。
與環球影城合作項目的談判仍在繼續。棋逢對手的格蘭先生和中方全權代表胡煒也成為了朋友。常常在談判過程中，格蘭會起身從自己的座位走到對面胡煒的座位去添水倒茶。這時中方的副代表自然而然地將自己的茶杯移到格蘭手邊，格蘭立即板起臉：NO，我只給你們的團長倒水！
全場一陣歡笑。
格蘭從此每回到場談判，總是對中方全權代表胡煒表示格外友好，而且在興致之時，會突然跪倒在胡煒面前，嘴裡不停地念著“道歉”之類的話語。他連跪過三次。
讓胡煒有些受不了：格蘭先生，你跪在我和我的同胞面前，讓我很感動。我們中國有句話，叫做男兒膝下有黃金。你跪下來是對我的尊敬。但是，我看得出來，你是美國導演協會的主席，你的下跪裡有表演的成份。可即使如此，我仍然對你的下跪表示真誠的感謝。
格蘭聽後，滿臉尷尬，他只好伸出雙臂，將胡煒緊緊地擁抱：朋友，我的真正的朋友！
談判桌上的對手，後來真的成為好朋友。格蘭先生收穫的不僅僅是代表環球影城完成了與中方的合作項目的談判任務，而且還把胡煒當成了終身好友。在他兒子上學時，他把胡煒請到家裡，請求其作為兒子上學的推薦人。
這份友情和榮譽讓胡煒真正體會到“不打不相識”的滋味和深意。
與格蘭的“交手”，對胡煒來說，是百件談判“大事記”中的一件而已。
03
那天採訪路過浦東“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時，又扯出了這位“全權代表”的另一個故事——
位於浦東龍陽路2345號的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是1999年11月4日奠基的浦東一個大型國際展會業項目，如今的博覽中心擁有17個無柱展廳，室內展覽面積達20萬平方米，室外展覽面積達10萬平方米，這一超大型會展中心，一度不被人看好。但開業以來，卻年年生意火爆，讓與中方合資的三家德國公司賺得盆滿缽滿。
“這是我們德國公司在華投資最成功的一個範例。”時任德國總理的施羅德先生這樣評價道。
然而，即使在上海也很少有人知道為了這個項目，中方“全權代表”的胡煒，曾經屢受外商的侮辱，他為贏回國家尊嚴所付出的艱辛令人感佩。
故事得從頭講——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浦東招商大潮中，現在陸家嘴“世紀大道”與“世紀公園”銜接處有塊寬闊的地方，被規劃為“未來的會展中心”。會展產業，是經濟全球化新萌生的一個行當。浦東開發開放在與世界對話中少不了這樣的項目。於是在招商過程中，請到了全世界會展業做得最成功的德國相關公司來洽談。
就這裡！德國會展投資商很快選中了原花木鎮農溝村北的一片農田，之後列入浦東規劃範圍。但招商談判進展遲滯不前。
“胡煒，還是你親自出馬吧。”關鍵時刻，上海市領導把重擔再次壓在胡煒身上。
這是一次艱難的談判，原因是對方的投資公司並非是一家，而是由三家德國公司和一家英國公司組成的聯合公司與中方的浦東陸家嘴開發公司共同投資建設這一項目。這在當時是國內第一家中外合資和運營的國際會展中心。而德國的三家公司分別為慕尼黑、漢諾威和杜塞爾多夫三大國際會展巨頭，由於對中國當時的會展業前景吃不準，這三家德國會展巨頭在與中方簽訂合作協議時，又拉進了一家英國著名的航運公司——鐵航公司。之所以前期的談判遲遲沒有進展，就是因為這些德、英公司覺得“油水”不大，礙於他們的政府與中國的友好關係，才勉強答應了這樁買賣，積極性自然不高。
“全權代表”胡煒出場後，針對上述情況，他在德國一家一家地跟對方介紹浦東開發和中國發展對“會展業”的前景，以此來鼓勵德國公司增加對投資項目的信心。
胡煒說，你們都是國際著名會展公司，具有對會展業開發開拓的經驗。但你們在對我們浦東“國際博覽中心”的投資時只算死賬，而且這樣的死賬越算越爛。你們沒有算活賬，什麼叫活賬，那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浦東的開發開放與未來。中國多少人口？中國市場是什麼樣的市場？比你們整個歐洲還要大！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樣的地方投資會展業會錯嗎？不看到這一點，單單算眼前的賬，僅以你們德國市場和衰落的歐洲現狀來分析觀察中國市場，那絕對是死賬和爛賬！
你們不要以為投資浦東項目是在支持我們中國建設。錯了，是我們中國巨大的市場在提供給你們賺錢、賺大錢的機會！如果錯失了這樣的機會，到時候你們後悔都來不及了！中方“全權代表”胡煒的一番番有理有據的中國“宏偉藍圖”，讓德國幾家會展巨頭的老闆聽了直流口水……
那好，我們籤！我們同意加快投資速度。德國會展巨頭們頻頻應諾。
慢著，胡先生，我們的經濟部長要見你。他是我們公司的監事長。
稍許，氣度不凡的經濟部長出現在胡煒的面前，正襟危坐地對著他落座。
出於禮貌，胡煒剛要開口寒暄，可萬萬沒有想到，那位經濟部長猛地勃然大怒，並且甩開巴掌，“哐”地一聲，重重地拍擊在桌子上，那響聲能傳出幾間屋子……
你，中國人，太牛了！竟敢不把我們德國人放在眼裡？你憑什麼牛？難道我們德國不如你們中國嗎？你牛什麼？哼！不知哪來邪氣的經濟部長，扭曲著臉、大言不慚地衝著胡煒，彷彿欲將對方置於死地才肯罷休。
這是完全沒有預想到的場面。胡煒一時被對方鎮蒙了。等他稍稍領悟過來後，他定了定神，然後對自己的翻譯說：“你先去把門關好。然後你回來把我的話一字不少地翻譯給他聽，不能省略！”
門關好了。現在只剩下那位經濟部長和胡煒兩人及各自的翻譯。
胡煒直了直腰，挺了挺胸。突然，掄起右巴掌，以比剛才經濟部長那一擊還要大三倍的猛勁，狠狠地將巴掌擊在桌子上——
“你，豈有此理！你德國人到現在還想欺負人？”
“你以為你是什麼人？你以為你是大老闆？經濟部長？可你不要忘了，站在你面前的中國人，是中國一級政府的全權代表！是你們幾個公司對等的談判人！”
“你像個經濟部長嗎？當你的國家的客人登門而來後，你至少懂得起碼的禮貌吧？可你，竟然以這等嘴臉對待客人！”
“哐——”又是力大無比的一大巴掌拍下。
“哐當！”門被推開了。德方和中方人員不知裡面發生了什麼“緊急狀況”，破門而入，個個神情緊張地看著裡面的部長與中國全權代表。
胡煒舉起右手：“沒事。你們統統出去。”
進來的人不知如何是好地退了出去。
裡面，胡煒又和經濟部長開始你來我往地“理論”了整整一個小時。“最後，大門打開時，我們倆是手拉著手走出去的。”胡煒回憶起那一次德國談判，笑得彎下了腰。“談判就是這樣，吵了又談，談了又吵，最後言和為止。”他說。
好不容易同幾家德國公司談妥。以為可以輕鬆回國的胡煒一行，沒想到在回國途中，突然出岔子了：與德國展會業三巨頭合作的英國公司提出要退出浦東“國際博覽中心”項目。
真是要命！胡煒暗暗叫苦。
“這就不是我們的事了。”德國公司趁機又說風涼話：“我們已經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無能為力。”
“全權代表”胡煒想了想，說：“那好吧，我去跟英國公司談。”
談判團因此轉道到英國的鐵航公司總部。很快見了該公司董事長。畢竟是英國紳士，公司董事長道貌岸然，然後又畢恭畢敬地對胡煒說：我們鐵航在你們中國，尤其是在上海，業務非常好，感謝你們中國和上海。關於投資浦東“國際博覽中心”的項目，我們是小股東，佔的股份也非常小。由於我公司的主業不是會展業，所以董事會決定退出物流方面的投資。如此這般，總而言之，有一百條“合理”的理由退出浦東投資項目。
胡煒耐心地聽著。
對方繼續謙和地講著。
輪到胡煒說了。他說：雖然我對貴公司的決定抱有理解，但你們也應該考慮我們與幾家德國公司的談判也是花費了一些時間。現在如果因為你們的突然退出，那就意味著我們與幾家德國公司的談判還得從頭進行，所以請求董事長重新考慮你們的決定……
鐵航董事長聳聳雙肩，一副無奈的樣子：這是董事會的決定，我也無能為力。
胡煒強壓心頭之火，再次徵求對方：這個協議你們真的不簽了？
董事長搖搖頭：籤不了。
胡煒：那我想問董事長，貴公司還想不想與中國、在上海做生意了？
董事長緊張地說：當然，當然要做。我們在你們上海的業務一直非常好……
胡煒嚴肅地說道：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今天貴公司退出浦東會展項目，你們鐵航在上海的業務將受到嚴重影響。
董事長驚慌起來：你這是……你們不應該這樣做。
胡煒說：為什麼不呢？董事長先生應該清楚：貴公司在中國、在上海，為了你們的生意，我們政府和各方幫了你們多少忙？現在，我們與德國公司談定的合作協議，就因為你們一家小股東的退出，讓我們騎虎難下。請問：為什麼你在這件事上就不能幫我們一下忙呢？我的話不含任何威脅的意思。只是想表達一個真誠的請求：你們在中國、在上海開展業務時，我們幫了你們不少忙。現在當我們碰到一些困難時，也只是想請你們幫個忙而已。如果董事長和貴公司在這件事上都不能幫我們一把，我們又有何理由一定要在中國、在上海幫助貴公司呢？
話到此處。英國鐵航公司的董事長一臉緊張，但仍然不肯在協議上簽字。
談判陷入僵局。
“當時我也感到自己的話說得有點過頭了。但在談判場上已經說出的話是不能收回的。”胡煒回憶起往事時這樣說。
“今天董事長如果不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我馬上就會離開閣下的辦公室，並且不會再重新出現。那麼貴公司今後也別在上海出現了……”胡煒說完最強硬的一句話後，站起身，抓起旅行箱的拉桿，一步一步地向辦公室的大門走去。
“這幾十秒的時間，我真的有種絕望的感受，因為我也是在賭氣，賭他董事長能不能在我的話的影響下回心轉意……當時我走向大門時，是在心裡默數著‘一、二、三……’，我在等著董事長叫停，可他就是沒有叫停。好在辦公室很大，到門口要經過好一段長廊。”胡煒說：“在我已經感到徹底絕望的時刻，總算身後傳來董事長的喊聲：‘Stop！’哎呀，這一瞬間，我才把心放下，雙腿真的一下要癱下來似的……”
“全權代表”如此不易！他代表著我們的國家和一個城市，還有個人自身的尊嚴。
這就是“全權代表”。它首先不是代表個人，但同時又是個人形象的展現。在展現個人形象時，他又代表著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形象。
浦東開發開放過程中，像胡煒這樣與外商、外國的談判有多少次？如果你能數得清今天浦東有多少樓、有多少路，你就知道當年和現在仍在談判的事有多艱辛、多艱難！
“就說到美國跟迪士尼談判，來回不知有多少次。記得有一次已經約定好了的談判時間，但臨出發前一個月，胡主任的身體出現了問題，住院了。但由於談判時間是事先約定的，而且到了緊急階段，最後胡煒主任還是帶病堅持到了美國，參與了全程談判。他是全權代表，必須在最重要的交談時刻出場，並且隨時要拿定主意。我們經常看到，一場談判下來，回到宿舍，他就癱了下來……累的呀！那真的是在拿命為國家、為浦東換取利益和爭取項目。這樣的事，不計其數。”曾經跟隨胡煒多次出國談判的秘書說。
“你看看這張照片。很有紀念意義……”秘書給我看照片，上面是胡煒在一個談判現場簽字。旁邊站立的人都在看手錶。“這張照片我們叫它‘四點的回憶’。那一次我們與對方的談判一直到凌晨4點才算談妥，‘全權代表’胡主任與對方正式簽字的時候正好在這點上，所以我們有人當場來了個浪漫的總結：‘四點的回憶’……”
在浦東開發開放中，這樣的項目與合作談判有一千個、一萬個，胡煒也不是唯一的“全權代表”。汪道涵、趙啟正作過這樣的“全權代表”，黃菊也做過這樣的“全權代表”，甚至江澤民、朱鎔基也曾是這樣的“全權代表”……
我知道，所有上海和浦東的這些“全權代表”們，他們個個都一樣，在異國他鄉，他們也都曾受過高規格的接待，也都曾受過種種侮辱與委屈，勞累與辛苦更不用說，住小旅店、在飛機上差點下不來、中途吃不上飯、半夜沒有住處等等，在國內想象不到的事，他們都曾遇到過。沒有吃沒有住的時候，他們就是一個普通“中國遊客”；而在談判場上，他們精神抖擻、氣宇軒昂地代表著自己的國家和城市，去爭取每一份利益和尊嚴……
這就是我們的“全權代表”——在風口浪尖中，從不倒下，永遠堅強地挺立在對手面前，直至勝利。
04
在瞭解這樣一個又一個“全權代表”的故事後，我慢慢對這些出國與外商、外國機構談判的中國“全權代表”有了另一方面更耐人尋味的聯想：其實，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和城市裡，依然是“全權代表”，只是他們換了一個身份，他們需要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做謀發展、求幸福的人民利益的“全權代表”。而這樣的“全權代表”，其實比與外商、外國談判的“全權代表”，還要難，還要艱辛……
那一天路經陸家嘴金融區的“正大廣場”，我被這一片氣勢磅礴、豔麗壯觀的建築群所吸引。
“原來這裡是‘立新船廠’所在地。為了開發浦東，這座百年老船廠的工人們作了犧牲。在他們離開這座廠的那一刻，工人們打出了一條標語，至今仍然讓我難忘……”站在黃浦江邊的綠蔭地上，胡煒凝視著正大廣場，彷彿又回到了浦東“大拆遷”的歲月——
“泰國正大集團要來投資了！”這消息，對當時開發初期的浦東來說，絕對是個振奮人心的喜訊。正大集團是亞洲著名企業，老闆謝國民對浦東也情有獨鍾，一擲就是三億美元，欲建幾十萬平方米的一流建築樓。他看中的地方正是“立新船廠”所在地的黃金地段。此處與外灘隔岸相望，工廠效益好，工人們上班雖說需要擺渡，但也是擺個渡就可過往了。“正大”來了，新廠址被安排在很遠的地方，工人們想不通，也不願搬，一直上訪到市總工會和市政府那裡。
“集體上訪”，這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當時，是個非常嚴重的事件。然而工人們的理由和情緒也非簡單的一兩句話就能安穩與說服。怎麼辦？有人說，浦東開發是大局，誰破壞和阻礙，就是破壞大局，可以採取強制手段。這理由似乎很充足，但帽子也很大。負責具體拆遷任務的胡煒認為不能這樣簡單地強壓，工人們提出的合理要求和利益訴求，應當充分考慮。
他特意請了副市長趙啟正和市交通辦主任、市海運局局長，一起來到船廠、來到工人中間，不厭其煩地一次又一次、一個又一個的進行交心、交談，耐心做思想工作，用理用情地讓工人們瞭解浦東開發的長遠意義和對所有上海人民的利益，以及小局和大局之間的關係，同時將工人和廠方提出的利益訴求進行逐一分析解決。
“那些日子，我們幾個幾乎天天泡在廠裡，一直到最後，工人們的思想做通了。離廠時，工人們自發地拉出了一條標語：‘笑著向昨天告別，明天我們將昂首到新的地方去’。這標語至今一直烙在我的心頭，每每想起，我的眼裡都會噙著淚水……”胡煒動情地講道。
在浦東金橋，中國汽車“巨無霸”——上海通用汽車廠的現代化廠區，如今擁有三個整車廠和一個動力總廠，六千餘員工，年產中等以上豪華轎車三百餘萬輛，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級汽車“巨無霸”、中國合資汽車廠之“老大”。
“可22年前的1996年夏天之前，這裡還是一片農村水稻田和村莊呢！”胡煒指著眼前的那片現代化廠區，介紹說：“那一年市裡黃菊同志親自跟美國通用汽車談定了一個15.2億美元的大項目——合作建汽車廠。第一期就需要動用一平方公里面積的土地。項目談定後，美方通用廠的代表到現場來看地。那天我帶著他站在附近的一棟小樓上往前面看他們未來的廠區，那老美看著滿是水稻田和散落在田埂間的村莊，跟我打起賭來：你們如果可以快些完成動遷，我們就可以早些動工。我就問他：你說的快是多少時間？他說半年。我說我用三個月時間完成動遷。那老美瞪大眼珠子，連聲說‘NO，NO’，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我說那我們一言為定：我三個月內完成動遷，你在我們動遷結束後正式開工建廠。他感覺不可思議地跟我打起了這個賭。”
“後來呢？”
“後來到了三個月，我就請老美來看地。他一看，簡直傻了：我們完全按照他們的建廠要求，不僅完成了動遷，而且平整了土地，只等開工建廠。通用廠的美方代表在現場感慨道：在中國什麼奇蹟都可能創造。你們的速度讓我們對投資浦東充滿了信心。後來新建的通用汽車廠也在這裡創造了奇蹟：1997年1月10日動工，1998年12月第一臺別克汽車下線，這個速度是通用汽車在世界各地建廠史上的‘第一’。”
胡煒說：創造這樣的“世界第一”的前提，是浦東這塊土地的百姓和我們這些參與動遷的幹部、職員的犧牲與付出。“我們這些作為具體負責動遷拆遷的工作人員，有時感覺自己的工作很無情、很對不起百姓，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感覺工作實在做不下去的時候，來幫助我們化解難題的恰恰就是那些我們工作的對象——老百姓。所以過去我常對部下們說：不管幹什麼事，都要從百姓的利益出發想一想，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難、解決任何難事。”
05
在距離陸家嘴較遠的一個現代化新商業區，我發現在一片嶄新的高樓叢中，鑲嵌著幾棟舊居民房，十分顯眼，並且與周圍很不協調，便問：為什麼這些舊房子還沒有拆掉？
胡煒頗為遺憾地說：應該是一些遺留難題。
為什麼？
浦東發展太快，面積也夠大的。難免有些邊角地帶缺少統一有序的行動，所以出現了一些情況。胡煒說，現在浦東寸土寸金，搬遷的成本巨大，動遷一戶，沒有幾百萬根本談不攏。這就造成了某些這樣的死角和難堪的地方……
“可在陸家嘴等多數繁華地方，我並沒有看到這種情況呀！”我有些奇怪地追問：“當時你們沒有遇到這樣的死角和旮旯？”
“遇到。比這還要多得多，但是我們當初下了一個狠心，一下把那一片旮旯角落的百姓舊房危房全部解決了，而為了這件事，我差點被逼上梁山……”胡煒笑言：“這又是一段精彩的故事。”
“道來聽聽。”
“那應該是2001年這個季節。我們浦東已經成立區政府了，我是區長。有天晚上11 點，刮颱風，又下大雨。在浦東大道銅山街那裡有一箇舊居民區，老百姓的房子淹了一片，因為這裡四周都蓋起了高樓大廈，所以舊居民區的積水就更難排出去。我去慰問時，水還過膝蓋。見了老百姓，我就說你們辛苦了！哪知這裡的百姓，‘撲嗵撲嗵’地跪倒在水裡，一大片人呀，他們衝著我說：區長啊，我們想動遷，真的不想再在這兒待著啦！你看看這樣的地方還能住人嗎？求求區長了！我當時真的既感動又難受，也十分為難……
浦東大開發後，想動遷、靠動遷改善居住條件和生活水平的確實不少。但是動遷也是需要成本的，當時政府沒有那麼多錢，來浦東投資者更多考慮的是自身利益，所以一些新建築群的邊邊角角，那些沒有動遷的地方便成為現代化城市內的一個個小疙瘩，與周邊形成巨大反差，成為環境髒亂差的地方。但一年一年過去後，這樣的地方動遷起來成本非常高，政府難有所為。這一天面對那麼多跪在水裡的百姓，我真的有些不知所措。
這時跪在水中的百姓又說，你區長不答應我們動遷，我們就不起來。這可怎麼辦？看著百姓們一雙雙真切的期待目光和他們跪在水中的樣子，我心裡著急，順口就說：‘大家趕緊先起來，你們這兒一定會動遷的！大家趕緊起來！’這麼一說，百姓就‘嘩啦啦’地從水裡站立了起來，還圍過來問我，說你區長講的話不能不算數啊！我告訴他們：當然算數嘛！於是百姓更加高興了。
可我一坐上回區裡的車子，同事們就嚷嚷開了，說區長啊，你怎麼可以這樣隨便答應他們動遷呢？我們哪來動遷的預算和經費嘛！更有人給我‘咬耳朵’，說：動遷就是動馬蜂窩的事，你現在拍了胸脯，如果動不了，你咋辦？再者，好事也要留給人家做。因為當時離區政府換屆時間不到一年了。同事們說的都是真心話，是為我著想。
聽了大家的話後，我一方面感謝他們，但另一方面又跟大家說：你們應該多從百姓和人民這一方面想想。如果浦東開發過程中，不能把這些邊邊角角、旮旯角落的百姓舊房危房動遷了，別說以後動遷成本有多大，單說這個樣子，是我們所要的世界級水平的現代化新浦東嗎？我們以後能忍心一面坐在高樓大廈裡喝咖啡，一面看著旁邊這些還住在危房和舊棚裡的老百姓過苦日子嗎？不能吧！不如就從現在開始，趁早把百姓的事辦了！總不能把難題留給後人嘛！再說，現在動遷會比以後要便宜得多。如果這麼做有什麼風險和後果，我來承擔政治責任。後來又在相關動遷的會上，我闡明瞭自己的觀點。
決定之後，我對分管副區長和建設局局長說：大的責任我負，如果這事沒有做好，我這個區長首先辭職；但你們工作沒有做好，我就先撤你們的職。就這樣，我們層層抓落實，在整個小陸家嘴範圍內開始了對所有邊角的舊房危房動遷。結果統計下來，共有2萬餘戶。當時我們按每戶補貼18萬元展開工作，從2002年年初開始，到年底全部完成了這些居民的動遷。
最後結算時，區政府的同志們跟我說：區長你也別太摳了，每戶給個整數得了。經過研究，後來全部每戶按20萬給了。現在想想這一舉措真的利民又利國，百姓動遷獲得了實惠、改善了居住條件和生活環境，政府少花了不知多少錢！因為如果這些居民放在今天動遷，每戶沒有幾百萬元根本不可能搬得動！2萬餘戶，算一下要多少錢嘛！”
財務科長出身的胡煒，這一著棋下得絕妙：既為數以萬計的百姓謀了福，又為政府少花了一個天文數的財政支出。
是的，這樣的“財務賬”，只有那些誠心為國家、為人民謀利益的人，才會如此準確和精到地做到。
呵，流光溢彩的浦東，你應該慶幸自己走過的幾十年裡，有那麼多像胡煒一樣以開發開放大業為己任的“全權代表”！他們代表著人民的利益和崇高的國家利益，這是浦東開發開放過程中一道特別閃亮的光芒。
歷史會永遠地記著他們！
（本文節選自何建明新作《浦東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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