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安部門多次表示，“搶孩子”確係認錯，並表示有詢問證人、瞭解情況等多個反覆調查印證的過程。但是，趙力加律師表示，即便公安部門查實無誤，也不應當輕易認定普通錯誤，參考理由如下:
①過錯方即便不受刑事苛責，也應考慮經濟責任。
認錯搶錯，年輕夫婦一方無錯，即便不追究刑事責任，此事件對其家庭造成的精神傷害不言而喻，家門口出此極端事件，恐怕短期會考慮不出門或帶幾個人壯膽了，不去找心理師安撫就已經是內心強大的人了，由此，給人家一定金額的經濟補償，在情理上，貌似並不為過。
②罰款。
不論出於何種原因，既已造成對社會秩序和心理的不平靜，法律應該做出對其過錯行為的糾錯效果，對社會秩序公序良俗的挑戰即便出於無心，也應藉助法律效果告誡此後有投機僥倖心理的人，避免以此為參照鋌而走險。
③舉重以明輕，剎住僥倖心理，避免歹人心存僥倖，助長犯罪升級。
本次事件，幸在爭搶並未得逞，否則，法律不該寬宥，家庭糾紛是內部事務，是動機問題，但是在社會秩序下，應當遵守的是理性和對別人權利的尊重，公然搶奪，即便是沒有認錯，可能存在合情的因素，但是絕對不是合理並且合法的行為，這並不是法律允許的“自力救濟”的範圍，因為侵犯的是正常社會秩序，保護的利息遠遠小於侵害的利益，應該認為是侵權，侵權的定性下，有可以寬宥的一些元素罷了。
但是，這種行為直接導致受害人擔心以後歹人也會認為這種理由可行〔可行與否是法律的事，重點是他們認為可行〕，這就等於他們的僥倖心理被助長了，這不應該是公平正義所樂見的效果，此其一。其二，受害者和公眾的恐懼心裡的克服，有一部分需要來源於公權力對於違法違規〔或形式上違規〕的行為的震懾，否則，恐懼心裡無法消除。
趙力加律師認為在這個角度上，對於侵權一方即便矯枉過正，也應該是公眾可以接受的成本，因此，重拳打擊，消除隱患，比輕易放開對認錯者的懲罰，更重要，這是一個價值觀導向的問題，侵權者受重罰，與讓受害者無法克服恐懼相比，受害者更應受到照顧和關愛，侵權方適當增加受罰成本，不是不公平，而是讓社會秩序顯得更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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