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最後的夜晚 劇照
黃覺與廖凡
黃覺與導演畢贛
我酒精過敏，現在慢慢能喝一小口，一小口能扛幾個小時，也能開始分辨出威士忌的味道了。我前兩天到對面的酒鋪去買酒，兩面牆滿滿各種不同品牌的威士忌，我說該買什麼啊？完全不懂！特別衰。現在我還體會不到喝酒的快樂，唯一能感受到喝一小口下去，這裡一暖、一熱。但也說不準兩年後我能一次喝個兩杯都不會醉。
一群朋友喝酒，有我一個不喝酒的氣氛就不對了，所以我儘量不來，或者我就單獨站在一個地方等著收拾殘局。不喝酒，會少掉一些樂趣，我當然知道，所以我也想喝酒啊！我知道喝了酒會讓人快樂，我想感受。我這個人太理智了，我希望能夠有一個窗口。不喝酒，就感覺總是被禁錮著，有個未知的領域你沒有去過，有一個世界你沒有去開啟。我好奇心那麼重，希望有一天酒神能夠牽著我的小手，一起在草地上，歡愉地舞蹈。
對我來說，開酒吧掙不掙錢不重要，我覺得能聚得起人，或者有那種氛圍，我更喜歡。你去酒吧提我名字免單，我認識的人基本上都是免單。（ 口述：黃覺）
《地球最後的夜晚》是導演畢贛的第二部作品，作為男主演，黃覺不僅將該片視作度過中年危機的一個禮物，還在自己的酒吧裡專門推出了一款同名雞尾酒。
黃覺進入演藝圈的經歷曾經被多次採訪、書寫過。採訪黃覺是一件輕鬆愉悅的事，曾經有一個故事，一個女孩給他發私信，說想採訪他，發在自己小小的公眾號上，黃覺就答應了。這種“不設防”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黃覺也沒想明白，他回憶起自己讀書的時候也曾經是學校的一個小惡霸頭子，會為班裡所有人出頭，敢跟大學生打架，大家都被他罩著。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後，二十六七歲時開始焦慮，不能再是一個肆無忌憚的年輕人了，要承擔些什麼，去面對這個世界，並且隱隱覺得，要被這個世界所改變。
他梳理自己的人生經歷，其中大部分的經驗不具備典型性，也沒有什麼可以借鑑。黃覺想過做音樂，或者做攝影師，但都不大實際，他想要份穩定的工作，於是做了演員。“就是命好”。以前黃覺一直說，自己是隨波逐流的人，人生沒有規劃，為什麼可以隨波逐流，可能就是冥冥中知道，命運會指引自己去到該去的地方，所以，不用擔心。
《地球最後的夜晚》
用一種儀式感，來取悅自己
《地球最後的夜晚》拍了九個月。黃覺將拍這部電影比喻為，給自己“度過中年危機的一個禮物”。畢贛找黃覺的時候說，片酬很少，報出了一個讓他吃驚的價格。黃覺就用一個商人的思維想：我損失這個錢，能做什麼事情呢？可能可以買輛不錯的跑車。如果別人把送自己的跑車作為禮物，那跟感興趣的導演合作，也可以看成給自己中年危機送的一個禮物。
兩年前黃覺看過《路邊野餐》後，想找畢贛打聽關於“蕩麥”（畢贛電影裡虛擬的地名）的消息。黃覺熱愛攝影，想去蕩麥拍照。結果畢贛告訴他，“蕩麥”是他虛構出來的、並不存在的烏托邦。之後，畢贛還是用另一種方式帶黃覺去了“蕩麥”，邀他主演了自己的新片《地球最後的夜晚》。
接拍《地球最後的夜晚》時，畢贛跟黃覺說，片中有個長鏡頭是3D的，觀眾看到一半的時候，中途會一起戴上眼鏡觀看此後的3D部分，這幅畫面讓黃覺覺得非常有儀式感，“像是一種秘密的儀式，挺打動我的，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黃覺說，他喜歡用一種儀式感來取悅自己。
為了拍攝《地球最後的夜晚》，黃覺瘦了20斤，練起凱里方言，儘管拍攝過程中幾度被虐得夠嗆，也終於在看到成片的那一刻，感覺自己的確真的去到了“蕩麥”。
受困於性格 卻能將自己保存完整
黃覺的微博簡介寫著“攝影藝術家、舞蹈藝術家、畫家、春秋大夢董事長、音樂人”，唯獨，沒有演員。他解釋說，微博簡介的稱呼都帶著一絲自嘲和調侃，而他沒有經過表演的系統訓練，也並不覺得有天賦，但演戲這事對自己挺重要，所以就想把“演員”保留住，沒把它變成一個調侃。“我不應該拿演員這個職業開玩笑，可能還是有一點點自卑。”
28歲時，黃覺從廣告模特轉型影視表演，最初當演員只是為了賺3萬塊錢買電腦。他的興趣愛好被攝影、畫畫、旅遊牽扯著，以至於顯得做演員有一搭沒一搭，直到現在，他也做不到為了增加曝光率去參加真人秀或者參演熱門大IP。熟絡的人脈、自如的社交能力，是這個行業的一個浮標，黃覺卻對這些感到尷尬，他基本不參加飯局，即便在飯局，也總是第一個拿起筷子吃東西的人，低著頭，不知道說什麼，“自己都不好意思，就找那幾個曾經有過接觸的話題去問，最近這個怎麼樣，那個怎麼樣？總說一些很無趣的話。”
他很清楚性格限制著自己，不會主動創造工作機會，他也改變不了。黃覺承認，這種性格導致自己不可能是一個大紅大紫的演員。不過，他很享受這種狀態。“這樣不會折損太多，把自我保存得還挺完整的。”他自得其樂於此，認為跟職業找到了最合適的方式相處。
黃覺是一個連自己生日都不過的人，他喜歡看熱鬧，但不喜歡成為熱鬧的中心。在成為演員之前，他身邊的朋友是老狼、黃小茂，他們“大紅卻不自知”，日子過得隨心所欲又云淡風輕，黃覺覺得自己“交友不慎”，受到了影響，對名利沒有什麼太大的野心。
自由而自在 對朋友對感情都適用
我就專門喜歡找她要那些貴而無用的東西。我提出要求，她就送。我想要的是自行車、耳機，我的耳機可能要五萬塊錢。她就特別絕望，說：“把鏈接發過來。”她從不拒絕。這個關係是怎麼形成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個可以讓我無所顧忌去撒這種嬌的人，我也不是買不起，我也有這個錢啊，但是，比如一個東西，你女朋友送，跟你自己買，不一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除了朋友、情侶、親人之外，還有很多種形式，好像沒有什麼能確切地勾勒我們的這種關係，歸類不了。
——周迅新書《自在人間》中一段對黃覺的採訪
黃覺圈裡朋友不多。碰到周迅大致是1995年，認識快半輩子了。採訪周迅如果要帶上她身邊的朋友，黃覺永遠都在，“可能周迅說不出什麼來，採訪的素材量不夠，記者只好找那些邊邊角角彌補一下。”黃覺覺得也挺好，有他這樣的朋友，至少能把周迅敘述得更完整一點，更有血肉一點。
別人談周迅，可能不知道尺度在哪兒，黃覺是想到什麼說什麼。偶爾他意識到了會提醒周迅，採訪過我的東西，你要去看一下稿。黃覺懶得看，但他覺得周迅應該看一眼，可最後周迅也沒看。“如果我腦子好使，能記住更多東西，會說得更好，但我腦子太不好了，很多東西都會被我擦掉，包括會讓別人感動的東西。”
自由而自在，是黃覺發散出來的交往密碼。不僅對朋友，他和前任在分手後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不希望走過的人生，有哪段是沒辦法回頭看的。“回想每一段情感關係中，我沒有做過不堪的事情，也沒有不能回首的人。”就算有，他都會把它修復好，“錯身而過一趟也不容易。”
黃覺將這種對前任“心大”的能力歸結為“天賦異秉”，“我對恨、愛的表達，都沒那麼不極致。每一段情感，我都是無害的狀態，（情侶）不成，做朋友也挺好的。”
既得利益者 被互聯網拯救了靈魂
2018年12月，黃覺發了一條微博，“在飛機起飛前空姐問喝什麼？我要了杯水，隔壁一男的要了杯橙汁，一下就覺得自己特別成熟穩重。起飛後空姐又來問，我要了杯可樂、加冰，隔壁的也要了可樂、不加冰，一下被整懵了，不知道誰更厲害了。”有網友回覆，“在飛機上選擇礦泉水確實顯得很體面，更讓我覺得驕傲的是到了用餐的時候，空姐問我：先生您是要鮮蝦意麵還是牛腩米飯？我會悠悠地擺擺手說：都不需要，謝謝。”黃覺隨即轉發，“後來我心態就崩了。花生米他那袋沒碰，我要了三袋。”
這只是黃覺和網友互動的日常之一。
黃覺也在反思自己，為什麼性格會那麼平和？可能是腦容量不夠？記不住快樂，也記不住恨。這一輩子裡發生的事情，他能記到5%、10%就不錯了。黃覺晚上經常睡不著，為了不影響第二天工作，只能長期服用安眠藥。以前沒有手機可以玩的時候，睡不著黃覺看書、看片子，打電話聊天。自從有了手機，互聯網拯救了這世界上所有孤獨的靈魂。
黃覺將社交網絡當成是自我釋放的方式，他說，自己是互聯網的既得利益者。
他得到了朋友、愛人。他的第一個網友是攝影師，是黃覺上網搜索攝影博主時隨意搜出來的，他一看這人在紐約，拍黑白片的，還是一個華人，就關注了，他現在成了黃覺去美國的一個動因。在黃覺看來，在網上更能交到真的朋友，因為互相關注的人志趣相投的比例更高。所以，他是一個不反對網絡文化的人，甚至很早就給兒子小核桃申請了微信，希望孩子能掌握網絡生態技能。
有的藝人會忌諱把家庭細節放在網上，但黃覺的微博裡，主角一直是妻子麥子、兒子小核桃、女兒小棗。他希望孩子有一天長大，翻到他的微博，可以看到他們成長的經歷和照片，多多少少是他們人生的一份禮物。
遇到對的她 結婚前提了“兩個不”
“認識黃老師（黃覺）之後，他代替了甜食，解決了我的焦慮。黃老師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順我的毛上，我深信這個世上只有他有這能力。”——麥子
黃覺是不婚主義者，但遇見麥子後，一切都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兩個人帶孩子、出去旅遊，家庭生活完全沒有被柴米油鹽淹沒。
黃覺和麥子屬於不同的頻道，但在各自不同的世界裡是一樣的人。麥子是獨生女，有自己很強大的內心世界和個人魅力。她的突然出現讓黃覺覺得不一樣。黃覺當時的心態，個人的自由空間讓他覺得很滿足。“就很奇怪，突然間冒出這麼一個人，可以跟我一起生活。自己的生活發生了180度大轉彎。”
麥子沒有在任何事情上限制過他，黃覺說不想結婚，麥子說好，黃覺說可以生孩子，麥子說好，最後有了孩子，不結婚好像又不太好，黃覺說結婚吧，麥子也說好，你想怎樣就怎樣。
黃覺和麥子前一陣在為拍婚紗照較勁。麥子老想拍一套婚紗照，黃覺結婚有兩個條件，不拍婚紗照、不辦婚禮，現在上了“賊船”，麥子要拍婚紗照，要辦婚禮，這也讓黃覺偶爾感到頭疼。黃覺想了不少辦法希望能搪塞過去，他覺得婚紗照的形式感已經過於形式感了，“我是個刺頭，既要形式感，又要反真正形式感的東西。每次看到拍婚紗照，被攝影師呼來喚去，疲於奔命，新郎和新娘笑得很假的場景，就覺得美好事情的背後其實挺沮喪的。”
如今他從抗拒到已經接受了，但是黃覺還在想怎麼才是一種最自然的方式，但麥子好像又沒有那麼迫在眉睫。他又覺得可以放鬆一陣，“緩一下。”
每次都嘴硬 沒別人想象中那麼酷
黃覺剛跟麥子認識的時候，把她從法國接回來，決定一起生活，帶她去參觀了自己剛裝修完的房子。兩套三居室打成了一個一居室，裡面所有地方，包括廁所都沒有門。麥子走進廁所，坐在馬桶上就很焦慮，覺得以後怎麼在這個地方上廁所。
黃覺剛和麥子在一起時，去宜家買了一堆東西，幫麥子搬到朋友家，搬完東西，麥子說我睡一會兒，就在朋友的床上睡了。黃覺說那我也睡一會兒，在客廳的沙發上倒頭就睡。這是他第一次見麥子的朋友，就在沙發上，張著嘴呼呼睡。
黃覺沒什麼防備心，對世界永遠熱情擁抱，他從不設防，“各種感受都可以來，讓我去感受所有的未知。”
“你看我像有執念的人嗎？”他說，有一次，一個記者跟著他到國外採訪了好幾天，聊了什麼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最後問了他一句說，如果你的生活裡面沒有麥子，可以嗎？黃覺當時回答，我可以。第二天再見記者時，黃覺說，能不能把這句話去掉，會傷害到麥子，“但記者沒把這句話刪掉，反而還把這句話強調了。”
他並沒有因此生氣，他只是有一點喪氣，自己怎麼是這麼一個表裡不一的人，“我內心是很在意家庭，是想說沒有麥子不行的，但我嘴硬，又不想表現出來那麼柔軟的一面。”
黃覺小時候特善良，以至於有時候會被媽媽干預，讓他心腸硬一些。長大後，黃覺一直生活在這種“軟”和“硬”的衝突當中。“我就是一個日系小清新、性冷淡，很森系，但我的長相又不是那樣子。”所以，黃覺故意穿紅戴綠，很浮誇地打扮自己，用豔俗的外殼包裹著自己柔軟的心。
“我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酷，是一個特別心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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