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饒曙光
當前中國電影市場缺少差異化同時娛樂化強勢的背景下,傳統意義上的主旋律電影在題材選擇、創作觀念、藝術表達等方面的侷限性使得這一類型的電影比較難以取得觀眾的認可和市場的接受。
如何有效克服主旋律電影機械刻板的印象,並且與更大層面的觀眾群體尤其是年輕觀眾群體實現更大層面的溝通與對話,建立起“共同體美學”,無疑是亟待解決的難點問題,更是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
國有電影製片廠(企業)曾經為中國電影事業作出過重大的貢獻,無疑也是主旋律電影/主流電影市場創作和生產的主力軍、生力軍。2017年,峨眉電影集團聯合瀟湘電影集團出品了《十八洞村》,在藝術表達、藝術呈現上注入了大量鮮活的新元素尤其是詩意風格,贏得了社會效益、社會價值與經濟效益、經濟價值的雙豐收。
2018年,峨眉電影集團聯合山東影視集團等單位又拍攝了影片《大路朝天》,不僅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獻上了中國電影人尤其是國有電影企業電影人的一份厚禮,也為主旋律電影/主流電影進行了新的探索,積累了有益的經驗。致敬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為峨眉電影集團等國有企業單位的使命擔當、不變的藝術初心喝彩點贊。
在我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對於“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四川來說,修路橋真的是一個偉大時代的偉大壯舉。
“二呀麼二郎山,高呀麼高萬丈......康藏交通被它擋”:或許,沒有親自走過老的川藏公路的人是很難感受“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那種艱難艱苦艱辛。四十年滄桑鉅變,普通老百姓感受最大最深的莫過於交通條件的變化,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讓我們的出行越來越方便,越來越隨意,讓說走就走的旅行成為了“家常便飯”。
影片《大路朝天》呈現的雅康(雅安到康定)高速、雅西(雅安到西康)高速,絕對屬於“此路只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看”,多處“天塹通途”的景觀真的讓人驚歎不已,不亞於任何一部大片的“視覺奇觀”。影片集中展示了修建雅康、雅西高速為代表的路橋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著力塑造了有情有義、愛崗敬業、與時俱進的三代路橋工人伴隨改革開放40年經歷的命運和情感歷程。
影片以電影化的結構方式、影像語言呈現了一個富有戲劇張力的故事:新畢業的大學生張弛來到橋路工程總部應聘工作,與此同時路橋工程指揮者同時也是“橋二代”的唐真紅也來到這棟大樓中,因給陶老漢的50萬元是善款還是賄賂金而受到質疑,被有關部門調查。已經成為橋路工程經理的盧橋亮同張馳回憶“橋一代”唐金泉與江雪花的愛情故事以及自己父親盧興旺與唐真紅的過往經歷。
唐真紅的父親唐金泉與江雪花一見鍾情,但因家庭成份問題,唐金泉與別人結了婚,生下唐真紅。唐真紅媽媽去世後,他隨江雪花長大,但因種種阻礙,唐金泉與江雪花分住兩地沒有聯繫。在唐真紅被調查期間,兩位老人因共同牽掛唐真紅而相見,最終走到一起。盧興旺因技術落後把洞子打漂受到唐真紅的質疑,盧興旺佩服新一代路橋工人唐真紅之餘選擇退休,讓兒子盧橋亮成為一名“輪換工”繼續修路架橋,其最後成為路橋工程的經理。影片結局,隨著唐真紅事件的撥雲見日,一年後大學生張弛繼續續約工作,路橋工人們又開始了新一個路橋項目的修建。
眾所周知,工業題材影片尤其是主旋律的工業題材影片是近年電影創作和生產相對稀缺的類型,故事的框架大同小異,見事不見人,並且存在著難以完全有效避免的公式化、概念化、空洞化的創作傾向,因此不少創作者都選擇了敬而遠之,不太願意短兵相接尤其是硬碰硬。
毫無疑問,工業題材影片尤其是主旋律的工業題材也必須遵守故事片的創作規律、創作邏輯,形成一個充滿活力、戲劇張力的人物關係、情感關係模式,努力塑造出人物形象尤其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影片《大路朝天》勇於直面現實,以紀實的筆法直接切入改革的關鍵點,事件的敏感點,試圖在結構與敘事上有新的突破。多線敘事將三代路橋工人之間的關係清楚呈現,並且展現了不同時代的脈絡。多樣性格的人物塑造和豐富的內心世界的呈現,使影片中工業的人物不再是解讀各種方針政策、體現各種生產建設方案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有歡樂有悲傷,有內心的痛苦與掙扎。鋼筋水泥、吊車機械,統一的服裝與單調的環境雖然視聽上給人以冷酷單調之感,但影片的呈現有生活、有真情、有溫暖、尤其是暖色調的運用在畫面拍攝上給予工業建築以溫暖的情感,將路橋修建融入于山青水美的自然景觀之中也描繪了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畫卷。
《大路朝天》真正把敘事的焦點放到了路橋工人身上,以典型故事表現人物的典型性格。以往的國產主旋律影片侷限於固定的敘事模式,人物因刻板的“高大全”形象而與觀眾產生距離。在《大路朝天》的創作過程中,編劇導演苗月多次深入工地深入調研,做了紮實的前期採訪。唯有真正深入生活紮根人民貼近實際貼近人物情感的藝術創作,才能有效的帶入觀眾,才能引起觀眾更多的情感共鳴。影片中的唐金泉居住在雅安,江雪花居住於西昌,兩人在雅西高速公路的兩頭但從不來往。唐真紅是兩個人共同的牽掛,兩位老人經歷了唐真紅被調查一事後才最終走到了一起。雅西高速是連接雅安和西昌的路,是連接唐金泉與江雪花的路,更是連接人物的情感之路、心靈之路。
唐真紅從一名普通的路橋工人成長為指揮者,可以說是第二代路橋工人中的典型代表。對於工作,他接受過專業的高等教育,堅信隊伍中要有一流的技術才有資格修最好的公路,甚至面對“橋一代”陶老漢時也不留情面的指出其技術不行。在工程建設中以工作為先而將個人情感置後,是為了踐行那條他所信奉的理念“:讓歷史記住這些路這些橋都是唐真紅修的”。生活中的唐真紅希望父親和江雪花在一起,希望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解決陶老漢生活中的困難,這種對自己長輩的惦念與牽掛又展現出這個人物柔和細膩的一面,使他的形象更豐滿,具有強烈的戲劇張力。
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是通過展現人物不同側面的性格實現的:一開始以為受到調查“飽受爭議”,並且引起唐金泉與江雪花兩個從不來往的人“共同的牽掛”,也引起觀眾的“牽掛”,甘心情願地做了情感上的“俘虜”,感同身受體驗人物內心的痛苦與掙扎。
對於在施工一線工作的畢業大學生張弛的人物形象塑造,影片賦予他更多的是角色成長的弧光。初來時,他帶著一條拉布拉多小狗來到工地,不敢走貓道,被夜晚的狂風呼嘯嚇得蜷縮成一團,難以適應施工一線嚴峻艱苦的工作環境。這種陌生的感覺與觀眾的情緒相一致,使得這一人物的設置為觀眾提供了一個隨之進入劇情的線索,隨著他的視角瞭解更多關於橋路、橋路工人前輩的故事。影片結尾,經過一年的轉變和努力,大學生續簽了新合同,最終真正接受並傳承了這份責任,這一形象的前後轉變和成長讓觀眾與事件產生更深的共情。
從整體上看,影片不同方式的人物塑造和多條線索並進的敘事方式,增強了影片的敘事懸念、敘事動力,增強了影片對觀眾的吸引力與感染力。同時,在矛盾衝突方面,影片也對劇作結構與人物關係進行了藝術化的處理。比如陶老漢的兒子因唐真紅說父親修路的技術不行而耿耿於懷,以50萬元為由陷害唐真紅。陶老漢兒子的行為被盧橋亮發現並勸說後,悔不當初。創作者沒有直觀表現對這一誣陷事件的處理方式,而是以心靈救贖的方式完成了對這一矛盾事件的審美處理。
改革開放40年,國家發展與人民生活進入到更高更好的層面。路與橋連接了不同區域,更連接了我們回望歷史不忘初心之路。以唐真紅為代表的第二代路橋工人精益求精,勇於創新,他們用更先進的知識和技術為我們實現了一個又一個路橋工程的奇蹟。但我們更不能忘懷的是老一代路橋工人用勤勞的雙手開山入海,將愚公移山的精神發揚光大。影片中反覆提及的一個詞語“鏈接”有多重含義“,鏈接”是不同區域間的鏈接,是初出茅廬的畢業生與工作崗位的鏈接,更是一代又一代傳承時代精神的鏈接。不管是路橋工人中“輪換工”的子承父業,還是新一代大學生主動續簽工作合同,都是對路橋工人精神的傳承,更是對新徵程責任的延續和堅守。路橋“鏈接”的不僅是道路,更聯通了人心。
2018年,峨眉電影製片廠經歷了60個春夏秋冬。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峨眉電影製片廠與其它國有電影製品廠一樣在國內電影市場萎靡與市場經濟轉型的雙重壓力之下出現了“他者”難以設身處地理解的種種問題。
面對嚴峻的生存壓力,被迫同時也以不可逆轉的以改革的方式進行自救,華麗轉身為峨眉電影集團。改革改制後峨眉電影集團立足於四川“蜀道難”的地理特點和巴蜀獨特的風土人情,傳承了中國電影的優秀傳統,弘揚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創新精神,不斷創作生產出有特點有個性有溫度有筋骨的影片。
《大路朝天》傳遞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與真情,普通老百姓的“光榮與夢想”,展現出的是波瀾壯闊的時代風貌,以及走向詩與遠方的精神動力、精神追求、精神境界。這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電影是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為電影的根本任務,讓觀眾通過看電影增強幸福感、獲得感,增強對國家和生活的熱愛,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一以貫之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
(作者為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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