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裝成全球史的中國近代史
一部中國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全面危機的歷史，而且這種危機僅僅著眼於中國本身是無法理解的。近數十年來，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們開始傾向於一種新的觀點，認為中國在16-17世紀的明代中後期就已在經濟上捲入了全球化的軌道，社會開放度也較大，同時來自西方的挑戰與交流也尚未像晚清被動應對時那樣處於如此不利的地位——簡言之，那似乎是一次“被浪費的機會”。不難看出，這其中隱藏著一種反歷史的假設，即中國如果在晚明做出變革，那麼處境會好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公認1450-1600年間世界主要地區過渡到早期近代史的全球性深刻變革是基本同步的，在討論這一問題時，不同學者的著眼點往往有著微妙的差異。西方學者大體上把這視為“大分流”議題的一部分，即藉助“中國為什麼沒有做到”來反思“西歐為什麼做到了”，由此激發思考，使得現代化道路的確定性顯得不那麼理所當然；相比起來，中國學者常常對“西歐為什麼做到了”的興趣遠不如“中國為什麼沒有做到”強烈，而這往往又導向一種對阻礙它實現的事物（無論是打斷這一“資本主義萌芽”的外國侵略者，還是本國的制度與傳統）的激烈批判。兩者的共同之處或許都在“借他者反思自身”，只是這種反思本身也有所不同。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伯重在《火槍與賬簿》中雖然意在從全球史的角度來提出新問題，進而重寫歷史，提供新的見解，但全書所暗含的現實關懷則無疑是中國的。與以往那種孤立地從中國出發來理解歷史事件的變遷不同，他明確意識到明代中後期的許多結構性挑戰無法僅從中國本身得到答案，撇開世界經濟的背景和關聯性就無法解釋當時的中國歷史，因而大大擴展了歷史的視界，不過，無論他把視線落在西歐、美洲還是東南亞，最終他仍是為了在那裡發現中國的問題所在。甚至可以說，這是某種“偽裝成全球史的中國近代史”，是一種“世界大背景下的民族史”，借用德國學者于爾根·奧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中的話說，過於強調“自己的國家在世界史宏大關聯中所處的地位問題”與真正的世界史寫作並不是一回事。
這當然無可厚非，而且作為一本面向大眾的歷史著作，恐怕這才是中國讀者們真正關心的問題。只是，在明確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就可理解李伯重先生在背後所蘊藏的問題意識，那其實和晚清以來的近代史書寫中潛藏的疑問是一樣的：“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晚明中國為什麼不能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呢？”或者可以這麼說，他是把晚明“晚清化”了，將這一歷史時期視為“晚清的1.0版本”，看到晚明面臨著許多與晚清類似的挑戰：越來越深地捲入世界經濟體系；與西方在軍事、科技、經濟等方面的差距拉大；接連不斷的邊疆危機；國內政治體制的積重難返。與此同時，中國雖然內生性地發展出了新思想、新技術、新經濟，然而到頭來卻似乎並未能起到大作用，最終以崩潰告終。雖然清朝重振了原先頹敗的政治體系，但卻仍是以“老辦法”解決了“新問題”，以至於從我們的後見之明看來，那往好裡說也只是將危機推遲了兩百年，但使它變得更難解決，從而浪費了一次危機。這樣看來，近代中國不是昏睡了一百年，而是三百年。
“落後就要捱打”的歷史邏輯
在此，“火槍與賬簿”這兩個象徵也暗自對應著晚清時中國面對西方的兩項最直接而急迫的挑戰：“船堅炮利”和經濟入侵。只是在中晚明時，這些“家門口的陌生人”除了澳門的葡萄牙人、六橫島的海盜和沿海的倭寇外，尚未闖進家門。不過，軍事技術往往是國際交流中最迅速得到傳播的事物，因為它能如此直觀地展現決定性的效果，正因此，“火槍”的史料也比“賬簿”的多得多。事實上，當時中國無論是在國家的財政稅收體制，還是民間長距離商業經營的信用體系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制度缺失，也極少有當時的賬簿留存下來，社會經濟都按傳統的方式在運作。按英國學者科大衛在《近代中國商業的發展》一書中的看法，“將商業置於法律而非禮儀之上，實際上是西方給予中國最大的衝擊。”然而，在16-17世紀的中國，尚無法看到西方的商業利益在對中國經濟運作方式和制度性改革上產生什麼影響，或許正因此，一向以研究早期工業化問題著稱的李伯重先生對此並未多加著墨。
這樣，在論述晚明所面臨的挑戰時，“火槍與賬簿”似乎成了兩個彼此分離的領域，或說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的兩個側面：新型暴力和商業利益。然而，這並非歷史的真相和要點，因為中國自宋代以來面臨外部挑戰時一再出現的難題，就在於自身的經濟實力、工業潛能和技術力量無法直接轉化為軍事優勢。當然，這也是不足為怪的，因為直至19世紀才出現了一種新型強國，其軍事潛力完全取決於自身的經濟和工業基礎、財政能力，以及軍備方面的組織能力。不過，觀察中晚明所面臨危機的歷史學者恐怕都會贊同，當時中國的真正問題並不是沒有力量，而是無法有效的動員併發揮出這種力量。但這又是為什麼呢？
答案或許是：它沒有必要。春秋戰國時代，一個國家尚須積極變革，以求免於亡國之禍，但自秦朝建立直至明末，一個據有中國本部的統一帝國僅憑其規模就能在東亞天下無敵，王朝覆滅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外憂，而是內亂。這就是為何中國傳統時代的軍隊所承擔的職能中，往往是警察性質的治安多於作戰。問題在於，在西洋火槍傳入東亞之前，中國治下的和平依靠的是中國自身的“規模”，但自此以後，應對挑戰則需要依靠“效率”。
《火槍與賬簿》
李伯重/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17年1月
在分析明代邊疆危機時，李伯重先生已敏銳地意識到，軍事技術不僅改變了戰爭的“打法”，推動了軍事組織的變革和軍事指揮結構的緊湊化和靈活化，也進而動搖了地緣政治秩序：從冷兵器時代依靠作戰人員數量和肌肉力量，轉向火器時代的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以新式武器支持的軍隊能以少勝多，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規模優勢，使得周邊小國也能挑戰中國。儘管這也促使中國引進新技術，甚至一度在火器技術上還領先於西歐，然而關鍵之處在於：當時的中國不必作為一個整體參與國際競爭，它無須進行全局性的變革和大規模的深層次動員就能應對面臨的問題，何況那往往只是局部問題。人們並未在思想上深切意識到那是一個“新挑戰”，而在用老辦法就能解決新問題的時候，何必要甘冒風險去嘗試新辦法呢？又怎麼會被逼著去找尋新辦法呢？
正因此，我們才能解釋，何以晚明軍事改革運動的成果如此有限：新軍人數既少，新的軍事制度編制也未能改變帝國的整個軍事體系來提升效率，相反倒是受到政治腐敗和軍隊內部派系鬥爭的影響，最終這一改革運動訓練出來的成果，反倒落入叛軍手中，為滿清奪取天下立功。儘管馬克思曾說“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但至少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這種改變既不必然，也不是全局性的，因為那種新挑戰帶來的危機本身也不是全局性的，以至於當時的人們並未真正意識到整個體制已無法適應一場現代化戰爭。
當然，中國未能做到是不足為奇的，這不僅是因為陷入所謂“17世紀總危機”的世界各國大多都未能做到（至少和中國一樣，日本也浪費了這一次危機），還因為它並沒有足夠的內在動力去達成這一艱難的社會變遷。從晚明的情形來看，傳統中國社會作為一個系統，對現代化變遷的適應能力並不強，以至於無法提供富有彈性的制度框架和內在動力，以保持一個使系統維持動態平衡的變遷速度，其結果，近代工業的演進不足以破壞舊有的模式，新技術的引入不是遭到抵制和阻礙，就是被拒斥或同化，甚至使系統陷入了不平衡的有害狀態。不僅如此，發展新技術往往都只不過是為達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因而無論滿清還是日本江戶幕府，一旦奪取政權後，火器技術都出現了迅速的倒退。
為什麼明朝沒有出現資本主義
說到底，問題的根本既不在火槍，也不在賬簿，而是最難觸動的社會結構與群體思想。如果僅從“火槍”來談新式軍事技術的威脅，那我們的認識跟晚清時人們以為西方人僅是“船堅炮利”也無甚分別。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催生出能自我維持、並持久產生創新的社會結構本身。很多新發明、新技術都是不斷改良的結果，在初期未必能呈現出比舊事物更高的效率或很強的威力，因而尤其需要一個能不斷促使它升級改良的競爭性外部環境來提供持續的驅動力。這方面西歐各國不可否認有其優勢，那不僅是因為其面臨的激烈競爭及其制度保證，還因為一個簡單的原因：相比起陸戰，海戰更需要技術與資金的雙重支持。
這可能是本書在對相關問題論述上的主要缺憾：它描述了一堆歷史現象，但從社會學視角著手的結構性分析則相對較弱。中國無法在晚明主動完成現代化變遷，不是由於某種難以量化的民族性或文化傳統，也不完全是因為地緣政治環境帶來的競爭性壓力不足，更根本的或許是因為這一變遷本身與中國社會之間存在著某種結構性衝突，從而使得圍繞著新技術的活動要麼未能轉化為力量，要麼是阻礙而非促進了國家力量的發揮。
更進一步說，遊牧民族在發動戰爭時對自身生產活動的影響很小，近代西方列強發動戰爭甚至有利可圖，然而對明清時代的中國社會而言，大量士兵脫離農業生產作戰本身就大大影響經濟，不僅如此，無論是發展新的軍事技術還是建立新的軍事組織，都是開支浩繁而沒有收益的純粹消耗，這本身就是不可持續的，因為沒有哪個國家能長期經得住這樣無底洞式地投入而不財政崩潰。據賴建誠《邊鎮糧餉》研究，晚明投入邊防的軍費開支不斷上升，到萬曆十年已達國庫年收入的2.25倍。新的火槍火炮及新軍不是節省而是進一步加大了這樣的財政負擔，因為它們更花錢。相比起來，英國、荷蘭等歐洲列強奉行的則是一種有組織的、兵商合一的、國家保護下的貿易，從而將擴張變成了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英國有所謂“不能為殖民主義浪費金錢”（colonialism on the cheap）的原則，法國的殖民理論也著重於“價值變現”（mise en valeur），其主導思想都是在有利於母國的情況下開展貿易與軍事結合的海外擴張。儘管這種殖民活動意味著對殖民地的殘酷剝削，但確實在公司化的高效管理下，實現了財政制度與軍事新技術相互支撐的良性循環。
我們或許可以一直追問下去：為什麼中國未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財政稅收制度來支撐戰爭，從而使新式軍事技術的大規模採納即便不至於為國家帶來利益，至少也能自負盈虧？又為什麼沒能將火槍與賬簿結合起來，將戰爭變成一門生意？當然，這些都是我們基於後見之明的反歷史假設，因為做到這些，意味著中國社會需要進行脫胎換骨的現代化改造。而這，只有當危機在晚清時再度不斷升級，直至甲午戰敗，舉國認識到“老辦法再也不行了”的時候，才能成其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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