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我作為中共寶興縣委工作組的成員，正在該縣和平鄉搞中心工作。當時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若干年後，窮鄉僻壤的寶興縣，會因為出產被譽為國寶的大熊貓而聞名遐邇。當年村民們把熊貓叫做花熊，因為這種“熊”和通常見到的黑熊不同，它竟然穿著一件黑白相間的皮大衣，不得不另取名字加以區別。
一天，我正在和幾十位當地農民開會，突然村上的兩個民兵風風火火地跑來說：“山上下來了兩隻花熊。”那年代我們並不知道世界上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這八個字組成的重量級詞組，但卻不缺乏好奇心。我立即宣佈暫時休會，隨著兩個大喊大叫的民兵一路小跑著去了事發現場。
遠遠地，我看見村上的幾十個大人小孩正對著向樹林深處驚惶奔跑的兩頭熊貓一邊追趕一邊吼叫著。熊貓一大一小，大的身高估計在一米以上，小的可能只有40釐米左右，和人類一歲多孩子差不多大小，我猜測它倆興許是一對母子。
那隻大一些的熊貓已接近樹林，小一點的個頭太小力不從心被拋在了後面。當我們十多個身強力壯者也加入到追趕行列時，吼鬧的聲勢更為宏大，嚇得小熊貓就近爬到一棵樹上去躲藏。此時眾人群情亢奮，有的吼叫，有的用石塊泥塊向樹上的小熊貓扔去。
小熊貓手足無措，慌亂中竟憨態可掬地抱著腦袋從樹上滾了下來，正好滾在大夥兒腳邊，當然只有俯首就擒的份兒了。
當地村民都有背背篼出門的習慣，我便以“工作同志”的身份，指派一名背背篼者將這隻小熊貓立即背到鹽井坪區公所，聽候上級發落，因為那裡才有電話。
後來，聽說電話通到縣政府、省政府乃至北京。中央有關單位為此諮詢了北京動物園的有關專家，又才層層下達指示。其主要內容是：一、熊貓的住地一定得消毒；二、不要驚擾它，不要讓人去參觀；三、不要餵它肉食，可喂筍子、牛奶。
20世紀50年代初，幹部實行供給制，按規定，不同級別的幹部有不同的生活標準。我們縣當時級別最高的是縣委書記，他可以享受中灶伙食待遇，每月14元5角。
而上級給這隻熊貓定下的伙食標準竟是每月90元，相當於6個縣級一把手的伙食標準？選這無異近乎天文數字，使我直到五十多年後的今天仍記得清清楚楚。
有一天，我到區上彙報工作，順便去看了一下這隻熊貓。它正在以往用來囚禁地主惡霸的房間裡呼呼大睡，當然這房間用石灰水進行了一番粉刷消毒。
因為逮著它的季節筍子已長成了竹子，當地又沒有牛奶，縣裡為此還專門派善於奔跑的縣委通訊員翻山越嶺步行兩天前往雅安帶回煉乳罐頭供它享用，就像唐朝快馬從廣東給長安的楊貴妃送去荔枝一樣。
據臨時負責飼養它的炊事員向我介紹，熊貓對煉乳很感興趣，胃口不錯。又過了幾天，我再次到區公所時，這頭熊貓已大大發福，體重估計增長了5公斤左右。
沒多久，北京又下來指示，讓把熊貓送到北京。寶興縣的任務是負責把它送到成都，縣領導碰了碰頭後，縣政府辦公室通知讓我負責這件事。那時寶興縣沒有公路，步行困難的人要翻山越嶺出門辦事，常乘一種由兩根粗竹子綁紮而成的叫“滑竿”的簡易轎子。
於是，我找來幾個民工，和他們就運輸費用也就是抬滑竿的費用進行了一番討價還價，最後由辦公室主任一錘定音，3個民工就七手八腳捆好了一架滑竿，買來一個大背篼算是熊貓的臥榻，準備像解放前抬地主老財一樣把熊貓抬到成都。
從寶興到雅安是90公里，也幸好此時熊貓還未進一步“發福”，3個彪形大漢輪流抬一隻五六十斤的熊貓簡直是小菜一碟。雖然雨天路滑，山路崎嶇，我們還是隻用了兩天就走到了當時的西康省會雅安市。
去省政府報到後，接待者安排我們到一禮堂休息待命。我們一行剛剛坐定，就有不少省政府官員前來看稀奇，包括當時的西康省委書記廖志高同志。
那時，從雅安到成都雖有一條破破爛爛的公路，但汽車很少。西康省政府決定我們一行人繼續將熊貓抬到成都，還向我交代了注意事項，強調安全第一，千萬不能讓熊貓跑掉了。
我們走到成都時，北京動物園動物徵集組組長楊某某（名字忘了）已在省政府等候多時了。由於我是捉獲這頭熊貓的目擊證人，他見到我十分高興，讓我講述了捉這隻熊貓的全過程，並立即對熊貓的身高體重進行了一番檢查。
我回到寶興縣不久，就接到楊組長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訴我，他第二天就帶著熊貓在新津機場登上一架軍用運輸機回到了北京，周總理還專程去動物園看過這隻熊貓。
動物園領導請總理為熊貓取個名字，總理問這隻熊貓是在哪裡捕獲的，回答說“寶興縣和平鄉”。總理說：“那就叫平平吧。”
1954年，寶興縣永興鄉又捉了一隻熊貓送到北京，周總理照此例給它取了個“興興”的名字。1955年，寶興縣磽磧鄉又送去一隻，也按此例取名為“磧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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