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時很多人議論魏國如果重用信陵君的話，秦國就難以統一天下。司馬遷駁斥道：“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 餘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 魏雖得阿衡之佐， 曷益乎？”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西漢代秦而立，撥亂反正， 逐步實現國家的強盛， 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反覆地以秦朝的過失為鑑戒而實現的。漢初人士自陸賈起，此後有賈誼、賈山、 張釋之、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直至東漢的王充、班固等， 都嚴厲地譴責秦朝不行仁義、 濫施刑罰等種種罪過，論證漢朝繼立的歷史必然性。概言之， 用秦的暴虐來反襯漢朝掃除煩苛、與民休息的功績。
賈山 《至言》 中論 “秦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 蠶食諸侯，併吞海內， 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 ”， 把用暴力 “併吞海內”與 “天殃” 即災難報應聯繫在一起， 主要從批判的角度看待統一。
《漢書·王莽傳·贊》中， 班固把短促的秦朝與短命的“新朝” 並提， 稱它們為 “紫色鼃聲， 餘分閏位”， 只是歷史上的小插曲，不具有 “正統” 皇朝的資格。
王充論歷史， 直斥為“亡秦” 或 “秦無道之國”， 又將它與蚩尤並提： “案前世用刑者，蚩尤、 亡秦甚矣。 蚩尤之民， 湎湎紛紛； 亡秦之路， 赤衣比肩。”真是 “牆倒眾人推”。 按照這類言論， 秦簡直成為歷史上“惡”的勢力的代名詞。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李白
從漢朝上溯，中國怎樣從戰國分立攻戰而走向秦的統一，秦又如何由強盛到驟亡，這一歷史階段是司馬遷的近代史。司馬遷不願做純客觀記載的超然的歷史學家，他要 “成一家之言”， 寫出自己對歷史變遷和當前社會的看法。
《史記·六國年表·序》駁斥了西漢時期流行的庸俗見解，高度評價秦在結束戰國分立到實現統一過程中的歷史作用。
首先指出，秦國的強盛和兼併六國代表了戰國時期歷史發展的主導方向。秦自文公攘夷狄、穆公修政， 國勢始強， 與齊桓公、 晉文公這些中原霸主相侔列。以後進入戰國時期，各國武力攻伐， 紛爭不已。“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 比於戎翟， 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最後兼併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 蓋若天所助焉”。
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司馬遷
其次，總結自夏禹、 商湯、 周文王， 至秦、 漢興起， 都符合崛起於西北而最後獲得成功的規律。這段話似乎帶有某種神秘色彩，這一層姑且不論，其中主要價值， 顯然在於把秦與夏、 商、 周、漢這些對中國歷史有重大貢獻的朝代並列。
司馬遷針對漢代流行的否定秦的歷史貢獻之偏頗觀點，提出中肯的批評：“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 成功大。 傳曰‘法后王’， 何也？ 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 議卑而易行也。 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 因舉而笑之， 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
既譴責秦在統一過程中的暴虐行為，又明確肯定秦統一中國是符合形勢發展的巨大成功，對於“
不察其終始”即不認識歷史發展趨勢的俗學淺見予以辛辣的諷刺。
《虎符傳奇》信陵君魏無忌（？—前243年）劇照
漢高祖劉邦卑微時，曾多次聽人說過信陵君的賢德和才識，還想投奔他，不料信陵君已去世。他即位為帝后，每次路經大梁，常常去祭祀信陵君。公元前195年，劉邦從擊敗英布的前線歸來，經過大梁時為信陵君安置了五戶人家，專門看守他的陵墓，讓他們世世代代祭祀信陵君。
有的論者曾將 “蓋若天所助” 理解為迷信的說法， 其實，這裡的“天所助”， 是指歷史發展趨勢的推動， 相當於今日之謂“必然性”。 司馬遷另一處論秦的統一符合客觀必然性， 見於 《魏世家·贊》：“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 餘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 魏雖得阿衡之佐， 曷益乎？”
《秦本紀》所載秦歷代國君奠定帝業雄厚基礎之奮發努力，深刻地揭示出中國為何能實現統一的歷史根源，這是中國歷史發展上的大事情。這同漢代人士動輒稱“亡秦”， 列之為閏位，排斥在“正統” 以外的觀點相比， 見識不知要高出多少！
大秦帝國之秦昭襄王與白起
司馬遷為眾多的有功於秦的帝業和統一的人物立傳：商鞅佐孝公實行變法，獎勵耕戰， 廢除貴族特權， 移風易俗， 奠定了秦國富強的基礎；張儀富於權智， 成功地實施連橫策略， 散六國之縱，使之西向事秦；
範睢勸說秦昭王內廢擅權之太后、 穰侯， 外陳遠交近攻之策，蠶食諸侯； 白起率大軍一舉攻取鄢陵， 再戰而並蜀漢，又接連擊敗韓、 魏、 趙之主力， 為秦攻取七十餘城； 王翦以不可阻擋之勢，先後破趙、 破燕， 又率六十五萬之師大敗楚軍，平楚地為郡縣。 司馬遷筆下這些秦國文臣武將的活動， 都構成戰國時代空前歷史變局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司馬遷做到把人物放在特定環境來寫，並進而從哲理高度回答“人物活動與歷史時勢”二者之關係問題。《範睢蔡澤列傳》篇末贊雲：“韓子稱 ‘長袖善舞， 多錢善賈’， 信哉是言也！ 範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遊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 也。 及二人羈旅入秦， 繼踵取卿相， 垂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
總結範、 蔡二人入秦前後的經歷， 指出他們所以獲得成功，憑藉的主要不是個人的能力，而是秦所具有的統一中國的實力、條件， 也就是說， 中國需要走向統一的“勢”和秦能夠統一的 “力”， 為二人建功立業提供了歷史舞臺。
秦國好幾代君主好賢不倦
司馬遷也講到 “偶合”， 即歷史的機遇： “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 豈可勝道哉！ 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機遇， 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交匯。 在眾多才能之士中，正好範睢、 蔡澤二人先後得秦昭王任用為卿相， 這當中自然有偶然性在起作用。然而二人因先遭困厄而發憤，故入秦以求立功成名，這又說明偶然性背後隱藏著必然性。
司馬遷對歷史趨勢的洞察力，還在於清楚地區分秦統一中國之功和實行暴政而致敗亡之過。《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諸篇， 都明確貫串了這一基本觀點。
李斯是秦始皇統一中國過程中的總參謀長 ，如 《太史公自序》所言： “遂得意於海內， 斯為謀首。” 前後三十年， 從秦實現統一到諸侯反秦前後兩大變局中，他都處於政治旋渦的中心。
有一次，李斯看到廁所裡的老鼠又瘦又髒，遇到人或狗來，它們都趕快逃走；但在米倉看到的老鼠一隻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遊哉地嬉戲交配。於是他感慨：“一個人有沒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樣，是由自己所處的環境決定的。”
司馬遷鄙視李斯利慾薰心的性格， 且道出這是他最後釀成悲劇的重要原因。而貫串全傳中心的，則是李斯的政治活動，以此反映他的時代。開頭寫李斯之所以告別其師荀卿，決計入秦， 即因為看清“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而秦 “欲吞天下， 稱帝而治” 之勢已成，故決計入秦， 欲佐秦統一天下， 交代這一背景已為全篇定了基調。
司馬遷從大處落筆，肯定李斯的三項功績：
一是勸說秦王嬴政把握有利時機，下定兼併六國的決心，並獻離間六國君臣、分別擊破之策， 於是大得秦王信任， 拜為客卿。
二是諫阻逐客。
三是秦皇朝建立後，李斯任丞相， 反對實行分封制， 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郡縣制。又統一法令制度，統一文字， 以加強中央集權統治。
焚書坑儒
秦並六國後，時勢已發生絕大變化，李斯卻不以安民撫民為務，反而繼續其暴力統治的政策：“收去 《詩》 《書》 百家之語以愚百姓”， 身為丞相， 竟追隨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扶蘇自殺， 立胡亥為二世皇帝。 秦二世暴虐無道，李斯因貪戀權勢，處處阿意求容， 上書引申、 韓之說， 主張對臣下督責重罰，排斥仁義之人、 諫說之法、 死節之行， 遂使秦國“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李斯助紂為虐，終遭趙高構害， 具五刑， 腰斬咸陽市！ 此為秦二世二年七月，反秦烈火已經遍地燃燒。
《李斯列傳》 撰述的義旨，是借李斯三十年的政治經歷來顯示秦政權成敗的關鍵，因此這篇傳並不止於李斯受刑被斬，而一直寫到李斯死後，趙高令二世自殺，孺子嬰用計殺死趙高，沛公入關， 子嬰自系其頸迎降， 完整地寫出秦由成功到敗亡的結局 。
篇末論贊中肯地評判了李斯的歷史功過，認為李斯入秦 “以輔始皇，卒成帝業， 斯為三公， 可謂尊用矣”， 若按其佐秦統一大業成功的功績而論，幾乎可與輔助周王室的周公、召公相侔列。
高祖祀魯 劉邦臨終前拖著病軀祭祀孔子
同時司馬遷嚴厲譴責李斯的罪過： 背叛所學儒家學說，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 阿順苟合， 嚴威酷刑， 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畔， 斯乃欲諫爭， 不亦末乎”！ 又駁斥俗議所謂李斯對秦極忠、被五刑死、 死得冤枉之說， 指出李斯何嘗稱得起“忠”， 從個人來說是咎由自取， 從大局來說則對秦亡負有直接責任。
司馬遷之所以具有遠遠高於俗儒的見識，高度評價秦的歷史功績，撰寫 “近代史” 的出色篇章， 就因為他確實做到 “察其終始”，把秦實現帝業放在中國統一的歷史長過程中來考察 ，看到由商周王權到秦的中央集權是統一之規模和程度的飛躍，又看到秦的統一為西漢更大規模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八旬長者士人風範薪火相傳，三十餘年治學菁華今朝問世 。
作者受教於陳寅恪弟子劉節、師從史學大家白壽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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