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中秋佳节，香港特区政府在万家团圆之时，为妄图分裂国家、鼓吹“港独”的别有用心者献上了一份中秋大礼——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行使香港《社团条例》赋予的权力，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该消息无疑让舆论拍手称快，在讲究和美团圆的中秋节释出该信号，更被媒体誉为“增强了全球华人的爱国信心”。
李家超
2016年3月28日“香港民族党”之初，其纲领包括建立独立的香港共和国、以香港民族利益为本位、巩固香港民族意识、支持并参与一切有效抗争等。
时隔两年半，“香港民族党”被取缔自然大快人心，但必须注意一个严肃的细节——该“党派”的主要构成者以20多岁的青年为主，半数是在校和刚毕业的学生。“建党”的基金考成员打工积攒，而大专院校则是活跃阵地。
那么，为何“港独”思潮容易下沉到既无权也无钱的青年群体？草根阶层又为何易受“港独”思潮蛊惑而做出分裂国家的行为？
一是经济环境隐忧初现，草根阶层更易迁怒特区政府。香港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自由的贸易、繁荣的金融始终被港人引以为傲。但是，香港经济经历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飞速增长后，其“火箭式”增长速度渐渐步入平稳态势，发展步伐放缓。1997年香港回归后，先后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和次贷危机，其经济增速受到影响。
在此情况下，香港草根阶层无法适应转型期的社会，面对房价日渐高涨、失业率持续增高、工资不增反降、上升空间收窄等经济问题，萌生出自己承受着远高于父辈们的生活压力的消极想法。
对此，其刻意鼓吹“香港经济倒退”、“香港遭遇发展瓶颈”归结于回归祖国所致，把生活压力扭曲成“香港人归属感的丧失”，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结于特区政府的管理不力和香港特首选举的“民主丧失”。
因此，本就对“前途迷茫”的香港草根阶层更容易寻找到情绪宣泄口，将所有怒气撒向“软弱无能”的特区政府。
二是陆港交往摩擦增加，草根阶层更易感到利益受损。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香港元气大伤，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经济的低潮期，而且香港自身的经济结构也面临转型困局，亟需更广阔的金融和贸易市场为之“撑腰”。
对此，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港措施，鼓励以中国大陆强大的消费能力拉动香港经济，还推出了“港澳通行证”和“港澳自由行”等政策，直接让旅游业成为香港的著名产业，也扶植起一大批与旅游、购物相关的旅行社、餐饮企业、住宿企业、百货公司和购物广场等，让香港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春”。
不可否认的是，主要偏向于旅游观光行业的政策优化难以惠及全民，也不可能让各方均衡获利。在一定时期内，旅游业者赚得盆满钵满，而传统的制造业却受到大陆产业升级政策影响而不断下滑，导致以制造业者为主的“蓝领工人”难免心生妒意，加剧了内心的不公感。
近年来，随着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地位的加强，部分赴港产子、抢购奶粉、水客购机等现象先后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香港铺位价格飙升、道路拥挤、日常物资供不应求、医疗资源紧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在此过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香港草根阶级看到大陆快速崛起，挤占其工作机会难免“眼红”，也增加了抵触情绪。
三是校园家国教育缺位，草根阶层更易迷失民族认同。香港回归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保持西式教育，国民教育课的开设在泛民主派和学联的反对下一拖再拖，反而造成了爱国教育的“真空期”。
由于“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存在，香港教育界错误地认为不需要对青年教育做出任何的要求、交流甚至预设，仍旧秉承着“不干预”的原则，希望香港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西方文化，能够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大陆的东方文化进行融合。
这种“放任自流”的恶果，便是香港草根阶级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感到迷惘甚至抗拒，甚至错误地将将中央管治喻为“殖民”，对于真正的殖民统治反而提出“感谢英国”的口号。
由于缺乏家国教育的土壤和民族认同意识，香港草根阶级的西化思想更为严重，容易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和同化。
受此影响，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价值理念在香港异化成“民粹”和“不受限制的自由”，错误理解中央权力、无视中央推进香港落实普选的努力，将“高度自治”片面理解成“完全自治”，将中央依照宪法与基本法对香港的管治视为“干预”，怀疑以致排斥中央在香港的合法权力，造成香港在与中国大陆顺利融合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四是本土政客鼓吹炒作，草根阶层更易成为挑唆对象。香港的立法会中，不少反对派议员本身便是“港独”人士，但因议员身份保有豁免权，故口无遮拦地发表港独言论。
同时，反对派在立法会中“拉布”、“流会”，甚至肆无忌惮地施行言语与肢体暴力，把议会闹剧当作个人舞台，将神圣的表决现场搞作政治秀场，赚足了草根阶层的眼球，也使得“激进分离主义”借助种种闹剧在社会上广受传播。
西方势力和香港“港独”势力里应外合，也为鼓吹“香港独立”提供了培训、资助和声援。全球震惊的“占中”事件即少不了西方反华势力暗中支持，而香港美国中心、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等组织均明里暗里对“港独”势力大开方便之门。
与此同时，西方反华势力还将“一国两制”治国方针作为重点攻击对象，贬低中国“没有民主”。但其实，这些势力的司马昭之心尽人皆知，通过搞乱香港来搞乱中国，从而狙击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其险恶居心着实下作。
在此过程中，无权无势的草根阶层比较容易被煽动，也易被反华势力承诺的“光明未来”所迷惑，从而走上街头参与街头政治，激化矛盾。
香港政府以雷霆万钧之势取缔“香港民族党”可谓大快人心，但要真正把“港独”的思潮从草根阶层中驱除，仍要费上一番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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