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召喚我成為兒子，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一
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腳步，環顧遊人，突然對我說；“這裡所有的人，一百年後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愣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我雖自幼起常思考死亡，還是無比震驚，很久都沒緩過勁兒來。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迭，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杆上。照片沿漢白玉欄杆剪裁，由於欄杆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為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於我出生以前。我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從未見父親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願意相信這是關於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於母乳不夠，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裡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出生後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遊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裡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火花五顏六色，轉瞬即逝。
有軌電車叮叮噹噹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盪。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後，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桿。我和父親管它叫“叮噹車”。
過了長安街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在草地鋪上床單，讓我曬太陽。那兒幾乎每週末都放露天電影。讓我困惑的是：一放電影，宮牆綠瓦就消失了（被銀幕遮蔽），在我看來，電影和宮殿都是真實的。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具體情節都忘了，只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為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異常淒厲，一直深入我夢中。某週日晚，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麼也不肯午睡，被父親關到門外。我光著腳哭喊，用力拍門，待母親抱我進去，我已睡著了。醒來時夜色朦朧，我們錯過了那電影。
二
“慶慶很不願意上託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麼勸說也沒用，我們急著上班，只好騙他說去動物園。快到時他看出是受騙，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託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只好硬把他抱進託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淚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託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倖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只有氯黴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用積攢的最後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面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嚥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淚把藥嚥下去。
我長大後，父母反覆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麼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強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後還有祖先們的意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立功立德立言。
“慶慶出麻疹，住在託兒所隔離室。我們去只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後來聽託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後，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託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
我年幼時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同時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出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只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遊戲，比如按各自顏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三
父親確有不同的顏色。
與父親最早的衝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廚房廁所。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悽悽慘慘慼戚，也給我們的生活蒙上陰影。
在我記憶中，父母從那時開始吵架，幾乎與俞彪文事件同步，儘管二者並無必然聯繫。而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她是弱者。父親發起脾氣喪心病狂，形同暴君。說來都是雞毛蒜皮小事兒，也並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一部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要說他正學俄文，本無可厚非，但我還是站在母親一邊，立場選擇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親也會被激怒。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叫喊，母親抄起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作為惟一的目擊者，我嚇得渾身發抖，但還是衝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萬萬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卷，好像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卻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櫃裡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賬，被罰跪並捱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儘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雞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繃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災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父親的權力從家裡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著煙在屋裡踱步。他忽然衝出去，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他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矇住頭，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拼湊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讚。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冊，數學是4.5分。我問振開，他說：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54.5分。’他這麼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為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父親的記憶肯定有誤。我怎麼可能輕易逃過那一劫？
四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社會主義學院位於紫竹院北側，由六層白色建築群組成。每逢週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乘無軌電車在紫竹院下車，再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蟲鳴。
父親在他住處旁臨時借了個房間給我們。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裡伙食好，週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卻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髮球”，並交叉雙臂宣佈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閒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總是纏著問他用過什麼槍。後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麼，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傢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況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在那艱難的歲月裡，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穫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裡，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鍁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為勞動的收穫驕傲，更為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覆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潛入記憶深處。
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五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我們祖上的記載。據家譜記載，趙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帶，後遷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後捐鉅款買官封為知府，並未上任。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並用青銅包住西城門。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為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罵，為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咸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卹，在湖州專立祠堂，並關照國史館立傳。多年後，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正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鋐。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嘆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摺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製造局；後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製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於國事紛亂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後，武昌起義爆發了，在這場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孫海霞。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脈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輪到我父親，快到喝西北風的地步了。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輟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餬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覆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衝掃射，他背靠樹幹，慌張中撐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卻奇蹟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於考進重慶中央信託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黨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於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後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裡徹夜未眠，默默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六
父親算得上半個文化人，是魯迅、茅盾、張恨水、艾蕪和茹誌鵑的“粉絲”，可見讀書之雜；他訂閱各種雜誌，從《紅旗》《收穫》《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線電》，可見愛好之廣。
而他骨子裡卻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困難時期，他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四種變速電唱機，把《藍色的多瑙河》帶進我們陰鬱的生活。“文革”中他曾捲入派系鬥爭，後急流勇退，熱衷於組裝半導體收音機。
他買回一大堆電子零件，藉助參考書，把紅紅綠綠的電線焊在接線板上。焊前先把電烙鐵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濃煙。我半夜醒來，燈總是亮著，他歪斜的影子投在牆上。經過反覆拆裝組合，噪音終於變成樣板戲的過門，全家都跟著鬆了口氣。
父親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裝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雞腸般的線路塞好，合上後蓋。他把第一個半成品給我。我當時住校，在去學校路上，書包裡的半導體正播放《紅色娘子軍》。由於焊接或天線角度問題，時斷時續，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學校沒來得及顯擺，已經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們家買來紅燈牌9吋黑白電視，這是全樓（除民進秘書長葛志成家外）的第一臺，引起小小的轟動。每天晚飯後，鄰居們自帶小板凳湧進我家，歡聲笑語。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干擾，父親連忙救場，轉動天線，待畫面恢復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
為照顧後排觀眾，又在電視前加上放大器，畫面難免變形。好在那年頭人不挑剔，有聲有影足矣。一個物質匱乏時代的好處是，慾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麼貼身。
父親的技術熱情尋找新的方向。從借來的轉盤式錄音機起步，在連夜排隊購得的單聲道答錄機歇腳，繼而向四個喇叭以至分箱式立體聲挺進—音響革命讓我們進入半聾的狀態。與此同時，父親又分出少許精力給彩電和攝像機，而電腦問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兒攝走。他單指敲鍵，卻及時地更新換代，一直走在消費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趕上新時代的末班車，還是有一種遺憾，他甚至對我說，如果再年輕20歲，他一定改行搞電腦。顯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電烙鐵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後，父親先在人民銀行總行工作，1952年參與籌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了新中國保險業的創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後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那完全是虛職。民進真正的靈魂人物是黨支部書記。他剛上任時的書記叫王蘇生，待人誠懇熱情，書生氣十足，時常來家坐坐，談天說地。50年代末，王蘇生因“右傾”被降級調到哈爾濱，“文革”中自殺了。
他的繼任徐世信是個典型的笑面虎。不過得承認，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殺兇猛，無人能抵擋其凌厲的攻勢。他級別不高，但實際上掌控這小小的王國，每個人對他都敬而遠之，謹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約我們幾個孩子乒乓球比賽。他把殘兵敗將帶到會議室，說是隨便聊聊，但很快就發現他另有所圖—設法套出父親們在家的言行。我們年紀尚小，卻深知其中厲害，裝傻充愣。我對父親不滿，還是抱怨了幾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盡看閒書。他馬上問是哪類閒書，我說電影雜誌什麼的，讓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後總結說，你們的父輩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為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需要你們的配合。他再三叮囑，這次會面一定要保密。今後發現有什麼問題，及時跟他聯繫。
會後徐世信把我單獨留下，說派出所來人調查，問起一支鋼筆手槍的下落。我這才想起，大約兩三個月前，為嚇唬弟弟，我聲稱我的鋼筆是無聲手槍，隨手一揮，在弟弟床頭牆上留下彈洞（那兒本來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沒想到這惡作劇鬧大了，說到派出所什麼的多半是騙人，但看來徐世信掌握各種信息渠道。他最後摸摸我的頭說，我相信你說的都是實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現很好。我回家後做賊似的，不敢與父親對視。他問起時，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過乒乓球，輸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來美國探親，我常開車陪他們出遊。一天回家路上，父親無意間說起一件事，讓我大吃一驚。當時父母坐在後座，我正開車，試圖從後視鏡看到他的表情。晚飯後，母親先去睡了，我和父親隔著餐桌對坐，我提起路上的話茬，他似乎也在等這一刻，於是和盤托出。
謝冰心在民進中央掛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為副部長，定期向她彙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卻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監視”謝冰心，設法套出心裡話。父親每隔兩三週登門拜訪，電話先約好，一般都在下午，飲茶清談。回家後給組織寫報告，記錄談話內容。
我好奇的是，作為“臥底”，他能得到什麼重要情報呢？父親搖搖頭說，謝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麼單純，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為營，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對父親說了大實話：“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看來她知道父親的特殊身份，試圖通過他向組織帶話—別費這份兒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涼如水，後院傳來陣陣蟲鳴，冰箱嗡嗡響。我勸父親把這一切寫出來，對自己也對歷史有個交代—這絕非個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現象。他點點頭，顯然有所顧慮，說再想想。這事就此擱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父親從湖北幹校回京休假，說起謝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學院宿舍。父親回幹校後，我獨自登門拜訪。一個瘦小的老太太開門，問我找誰，我說我是趙濟年的兒子，特來求教。她先把我讓進客廳，沏上茶。她丈夫吳文藻打個招呼就出門了。謝冰心滿臉褶皺，但眼睛異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詩稿，包括處女作《因為我們還年輕》。此後她還專門寫了首和詩《我們還年輕》副標題是，“給一位年輕朋友”或許由於詩歌與青春，。她對我，一個“密探”的兒子毫無戒心。也正由於此，與父親相反，多年後我把她捲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環環相扣，誰又能說清這世上的因果鏈條呢？
父親，你在天有靈，一定會體諒我這樣做。那天夜裡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九
父親說：“人生就是個接送。”
1969年無疑是轉變之年。那年開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當工人，接著弟弟去了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母親去了河南信陽幹校，秋天妹妹由母親的同事帶到幹校，父親留守到最後，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幹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樓空，全家五口分五個地方，寫信都用複寫紙，一式四份。
“頭天晚上我們全家五個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點心，算是給他送行。第二天，他離開家，我們都送到大門口。我還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觀上車，便在他走後不久，搭無軌電車趕到那裡，我看見他在等車，沒跟他打招呼，只是在遠處看他上車後才回家，我的眼眶溼潤了。（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在河北蔚縣工地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那年夏天收到父親“珊珊病速歸”的電報，我請了假，從老鄉家買來新鮮雞蛋，搭工地運貨的卡車趕回北京。珊珊連發高燒，診斷為風溼性關節炎，我一到家燒就退了。
那一週像是偷來的。北京城空蕩蕩的，北海公園更是遊人稀少。我們劃了船，照了相，在漪瀾堂吃午飯。父親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對女服務員說，這是我兒子女兒，你看我多福氣。
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讓我沉悶的生活有了奔頭。第二年我獨自從河南去湖北，那時父親從幹校下放到農村，住在老鄉家。
“我匆忙趕回住處，遠遠看見振開蹲在池塘邊給我洗衣服。第二天，我和振開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獨自把振開帶來的三個肉罐頭全都吃光了。振開看我這樣狼吞虎嚥，覺得我可憐，他雖然沒說什麼，但我看得出來。（摘自父親的筆記）”
1971年深秋，父親獨自回京。那天晚上，我備了幾道小菜，爺倆邊喝邊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說越激動，父親隨聲附和。我們都醉了，隔著書桌昏睡過去。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父親呆望天花板，很久才開口，再三叮囑我不要出門亂說，免招殺身之禍。由於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結成政治同謀。
1972年春節，全家在北京團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詩的初稿拿給父親看。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裡流竄”把他嚇壞了。我看見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辦。決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給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後從外地回到北京，母親隨父親一起調到沙河的幹校，在醫務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區某軍工廠當技術員。
父親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強，每天都幹農活兒。週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號，空蕩蕩的家頓時顯得擁擠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織，讓父親眼花繚亂，尤其像彭剛、姜世偉（芒克）這樣的“先鋒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劉羽等個別人例外，幾乎全吃過閉門羹。一提到父親，他們都條件反射般伸舌頭。
彭剛為我臨了列維坦的油畫《湖》，釘在我床鋪上方。彭剛的列維坦與19世紀俄羅斯畫風無關，基調變成赭灰色，是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跟他眼神一樣處於半瘋癲狀態。
家裡地方小，父親像籠中獅子踱步，每次經過那畫都斜掃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於恐懼與憤怒所致的內心的顫慄，看來彭剛的列維坦深深傷害了他——現代派風格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親終於爆發了，他咆哮著命令我把畫摘下，我不肯，他一把從牆上扯下來，撕成兩半。旁邊正好掛著我叔叔趙延年為父親作的墨線肖像畫，禮尚往來，我狠狠摔到地上，鏡框碎裂。
每次爭吵，往往以同樣的方式告終——他打開大門叫喊：“這不是你的家，給我滾出去！”如果泡病號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劉羽家打地鋪，最後由母親出面調停，把我勸回家。
1975年夏和父親大吵後，一怒之下我和劉羽上了五臺山。十天後回家，珊珊從湖北迴北京出差。我們兄妹倆感情最深，不願讓她為家庭糾紛煩惱，我儘量瞞著。可在她逗留期間，我和父親再次衝突。待平息下來，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廚房，相對無言。她沮喪地靠著牆，我依在水池上，水龍頭滴滴答答淌著水。
“人生就是個接送”，總有最後一次。那次為珊珊送行，由於無軌電車太擠太慢，趕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鐘了。我們衝向站臺，好歹把行李塞進貨架，車廂哐當搖晃，緩緩移動。隔車窗招手，幾乎沒顧上說句話。誰想到竟成永別。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傳達室接到長途電話，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蹤的消息，連夜騎車去電報大樓，打長途電話通知在遠郊的父親和弟弟。第二天凌晨山搖地動，唐山地震。父親和弟弟中午趕回家，人們都聚在院子裡，母親已處於半昏迷狀態。
我和父親決定立即動身去襄樊，先上樓取隨身衣物。我緊跟在父親後面，磕磕絆絆，幾乎連滾帶爬上四樓。他老淚縱橫，喃喃自語，我衝動地摟住他一起痛哭，並保證今後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獄之旅，不堪回首。
兩年後，母親因長期抑鬱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們輪流照看。“一個做母親的，從痛失女兒到精神瀕臨崩潰，再到戰勝病魔，那得多麼堅強、需要多大毅力啊。濟年總勸我女兒是為救人而犧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頑強地活下去。（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十一
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父親從民進調回去，主管國內業務部。他整天飛來飛去，開會調研，忙得不亦樂乎。
1980年秋，我結婚搬了出去，與父親關係有了明顯改善。平時各忙各的，週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80年代是“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1989年春我離開中國。兩年多後，父母帶田田去丹麥看我。母親的腿摔壞了，走路不便，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父親1990年退休，明顯見老了，身材抽縮，滿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慣，我跟父親還會鬧彆扭，但很少爭吵，相當於“冷戰”。有時出門散步，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把他遠遠甩在後面，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又心生憐憫，放慢速度。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成為親友的趣談。巴黎，一個星期天早上，父親獨自出門攝像。一個白人小夥子很熱情，比劃著要為他拍攝，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父親緊追不捨，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那賊慌了神，一頭扎進自己家中。有人報警，警察隨即趕到，人贓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居然完成筆錄。原來那臺攝像機一直沒關上，錄下全部過程，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那年父親73歲。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過兩次。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我又忙，只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
自80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為朋友，說說心裡話什麼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複雜：在社會上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這在歷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為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1999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跡象。父親在後座自言自語：“我怎麼活了這麼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國聯航班機從舊金山抵達北京，享受特殊待遇——專人迎候，專車運送。
病榻中的父親一見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頭緊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為他買的新款數碼相機，終於讓技術至上主義者平靜下來。但他左手已不聽使喚，根本玩不轉。
每天訪親會友，晚上回家，我在床頭陪他一會兒，把紅酒倒進玻璃杯，讓他用吸管嘬幾口，享受這人世間的那點兒醉意。他摘掉假牙後兩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訴我，他問醫生火化疼不疼？他試圖用幽默的方式面對死亡。
父親離世前我獲准回去三次，每次一個月。由於強烈的生存意識，他過了一關又一關，最後半年他全面崩潰，只能靠藥物維持。第二次腦血栓廢掉了語言能力，對他這樣話多的人是最大磨難。他表達不出來，就用指頭在我手上寫，並咿咿呀呀發出怪聲。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溫箱帶到304醫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說說話，但這會讓他情緒激動，因無法表達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無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頭，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樣，上午十點左右來到304醫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中午時分，我喂完飯，用電動剃鬚刀幫他把臉刮淨。我們都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我愛你。我衝動地摟住他：”“爸爸，我也愛你。”記憶所及，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樣說話。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機場的路上再見他一面，但時間來不及了。坐進機艙，擴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軟綿綿的聲音，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向北京城，向父親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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