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2000年3月，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正式开始运作。距今已18过去了，一代人又成长起来了。
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部署。明确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为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相比较而言，人口占全国的约1/4，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约1/5。
遗憾的是，中央不断对西部地区加大倾斜和支持力度，东西部的经济差距仍在不断扩大。2018年3月，财经评论家、国家发改委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特聘研究员郭凡礼撰文认为，“西部大开发已陷入深深泥潭”，“西部大开发花巨额投资的水利枢纽、水电、铁路等非生产项目最终都是为东部服务。无法摆脱东部经济力量的西部大开发，无疑被刻上了失败的烙印”。
郭凡礼认为，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家大规模投资调控和地方的GDP崇拜挤压了市场作用和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梯度转移中又不注重生态和质量效益，导致了更复杂的问题。同时，西部大开发还欠缺人才战略保障。
为了让祖国的西部得到更好地发展，为了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为了祖国在平衡稳定中快速实现发展进步。于是乎突发奇想，想到了几个问题。虽然很是荒唐，但敝帚自珍，觉得很重要、很关键。仿佛黄粱一梦，天方夜谭。
在西部建设一个陪都性质的城市
首都是祖国的心脏，其辐射作用的确不用多强调。从古至今最繁荣的大多是京畿之地。当然选择首都有各种前提因素。
尽管早期城市的兴起中地理和军事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为因素，尤其是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据说新中国成立当年在选定首都的时候，西安跟北京就差一票。
曾经有人提出过很大胆的想法，迁都到洛阳或者信阳，而且做过相关的论证。2017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有人提出，“可以考虑研究中国的迁都问题，这可以造成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机会，也可以化解产能，解决城市病问题”。
近50年以来，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缅甸等国家或出于平衡经济发展，或出于国家安全战略，或兼而有之，先后迁都。另外过一些国家提出“分都”或建设“双首都”的思路。目前，土耳其、以色列、荷兰等国家就是双首都。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悲观地估计，雄安新区可能会出现与北京争利的情况，或者由于北京的吸泵效应而根本不可能根据市场规律发展成为预期的大城市建设的样板。
虽然在解决目前北京城市臃肿和各种压力方面很有参考价值，但这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即便要迁都，先建立一个陪都性质的城市作为准备、试验或者过渡，也不无裨益。在西部建立一个陪都性质的城市，其辐射作用不仅仅在经济发展上。
曾经有一次我跟同学聊天时谈到西部教育的问题，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要是把清华或者北大迁到西北会怎么样呢”？答案是：那就不再是清华和北大了。不好说清华北大是在特殊体制的小灶下喂大的，但如今的他们的确是在政治环境影响下而不是完全靠自己实力发展出来的。
一个地方要发展，教育是先行官。所以，在西部建立一个陪都性质的城市，不仅对于西部的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对经济社会方面的带动和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
目前在西部地区，虽然有一两个大型城市，但它们的辐射带动作用极其有限，对于据称是较远的地区更可谓是鞭长莫及，影响甚微。比如不管是作为直辖市的重庆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成都、西安，还是作为国家级新区的兰州新区、西咸新区等，无论在文化、教育还是在科技的集聚效应上，影响力都很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只要满足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治功能的集聚，教育、科技、文化等资源的集聚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立马会成为投资尤其是民间资本汇集的洼地。
至于在西部何处建立这个陪都性质的城市，我认为应同时满足与中国大陆的地理中心——兰州和成都、西安等大城市之间的距离比较均衡且适宜建立大城市的地方，相对于兰州的偏僻和地形限制，成都、西安的过于臃肿，或许在庆（阳）宝（鸡）汉（中）一带可以作为备选之一。居安思危，庆（阳）宝（鸡）汉（中）一带的地形，对于在特殊时期的大纵深来讲，也不无借鉴。
也许在深圳、浦东、雄安之后，那个西部的“陪都”才真正是千年大计，甚至万年大计。
降低中央的财税控制
中央对地方的财政税收的控制，很大程度地挫伤和扼杀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对于地方的管理无外乎组织人事和财政税收。重要的人事任免权可以集中在中央，地方的扩大选举等事宜也可适当放开，或者至少积极探索。
降低中央对地方的财税控制，必将扩大初次分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有更多的人享受经济繁荣的“红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富起来了，是该让另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地区富起来的时候了。
有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2003年11月13日国务院国发[2003]26号《国务院关于明确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的通知》载明，“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深化改革，国务院决定，从2004年起，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继续按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执行”。
这不得不想起很多地方说到的“国富民穷”。我国是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但在全国的发展和地方的差距平衡方面却有着极大的负面作用。
1994年以来，实行分税种中央与地方分级征收截留，虽然分税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显然这一项改革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国地税分立24年后，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方案提出，国务院将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
分税制改革的背后，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的财政负担问题。一方面是财政负担人员或全额拨款单位负担，另一方面是财政购买的公共服务。
降低财税控制，就是既要降低中央的税收，给地方更多的灵活性，又要适当地降低中央的财政投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地方而言，要变输血为造血，让地方有更强的造血功能。简单地说，少予少取，无为而治，这样既避免了中央财政“养懒人”的情况，也避免了很多由上而下产生的问题等等。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最富有的地方大多是民营企业居多的地方，是市场经济作用得到较充分发挥的地方；经济发展较好的阶段，也是市场规律起支配作用的阶段，是民间投资活跃的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在东南沿海建立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等，有很大的政策优势，发展经济给予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实施了较少的行政干预，所以先富了起来。相比较而言，在西部内陆尽管也设立了一些边境开放城市，除了文化教育、科技研发等方面的力量薄弱外，政策支持有限，民营企业的数量一直很少。
“西部大开发花巨额投资的水利枢纽、水电、铁路等非生产项目最终都是为东部服务。”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只能依靠东部经济力量发展、为东部产业发展服务、并受到东部经济制约”。就这种情况而言，民间投资都会往基础设施完善的东部沿海地区汇聚，从而导致没有成产业体系的西部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鉴于此，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很紧迫。一方面需要由政府主导投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需要动员社会资本参与西部地区的公共建设。
只有缩小东西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差距，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规律在推动和调节经济建设上的作用，才会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进一步开发西部，平衡经济发展。同时，在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也有极大的益处。
地区的关键——甘肃、贵州两省的崛起
甘肃省的发展落后的原因可能有教育落后、资源贫乏等等，不过仔细看来这确实不完全是个正确的分析。甘肃省有那么多的重工业基地，如兰炼、兰化、酒钢等；有刘家峡水电站、“陆上三峡”，风电、水电资源丰富；有“镍都”金昌，稀土矿资源惊人；有长庆油田的一大半，能源资源储量巨大；还有东风航天城即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贵州一省也属于资源大省，六盘水和毕节地区的煤，中部地区的铝矿和伴生矿，遵义等地的锰矿以及其他有色金属矿等……此外，攀枝花等地雄厚的钢铁工业基础也是全国闻名。
甘、黔两地由于地处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过渡地带，既有平原地貌，又有高原地貌，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比如甘肃人文景观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嘉峪关长城、马蹄寺等，自然景观崆峒山、甘南草原、沙漠风光、雅丹地貌等；贵州的人文景观阳明祠、甲秀楼、孔学堂以及各种鼓楼苗寨侗寨，自然景观黄果树瀑布、梵净山以及溶洞梯田等等。
相比较而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资源缺乏，却能得到较大的发展，而甘肃、贵州两省如此资源丰富，又怎么会发展不起来呢？当然，甘、黔两省缺乏雄厚的教育基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和便利的交通等等。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虽然旅游被称为无烟工业，旅游产业能带动很多相关产业，然而落后的交通条件和接待能力，无法支撑旅游业的发展。
甘、黔两地，就发展现状而言，没有像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那么多的民营企业，也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那么多的经济特区和政策倾斜。
据郭凡礼统计，“2000—2016年，西部大开发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300项，投资总额63515亿元，其中2016年，国家新开工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30项，投资总规模为7438亿元。而与此同时，2016年东部地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64674亿元，西部地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仅71056亿元。”
即使与重庆相比，在基础建设、投资环境等方面也是天壤之别。不过就地理条件的限制来说，甘、黔两省大体而言不会比重庆这座山城有更多的困难，重庆的立体化交通建设，值得甘、黔两省借鉴，或者向两省推广。虽然，甘、黔两省在陆路交通上有诸多限制条件，但是就空中交通而言，天气状况整体比较好，海拔也不算很高，陆空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完全有让人兴奋的前景。
因此，甘、黔两地的发展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扩大内需，增加固定投资机会，调整产业结构，转化发展动能，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好机会。然而这同样首先需要政府的主导，其次才是发挥市场经济规律“无形之手”的力量。
很遗憾的是，“一带一路”战略虽然是高瞻远瞩的大愿景、大布局、大战略，饱含着一代领导集体的大智慧。然而就具体地讲，其战略的核心，从路上讲是新疆，从海上讲是福建。甘、黔两地完美而尴尬地再一次充当了无足轻重的配角。
甘、黔两地的发展，必将如两盏明灯，光耀四方，其经济的发展和崛起，必然对边疆地区的发展起到辐射影响和带动的作用，可以扶持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甘、黔两地的发展，不仅能平衡地区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作为边疆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坚强后盾，对边疆若干分裂势力来说，无疑既是强有力的吸引，也是强有力的震慑。
通过政府主导投资，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东西部经济环境的差距，人文环境的差距所以也许会是水到渠成、迎刃而解的事情。
简单地讲，如果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差别不大的话，东部地区相对饱和的市场需求，显然不如西部地区较为广阔的市场需求。所以，在完善的基础设施基础上，民间投资的自然流向，第三产业的发展，完全可以盘活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走向繁荣。
试点建立若干中央直辖县
有人曾指出，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已经逐渐进入“县政”时代。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在中国来说的比较基层的，也是直接接触到普通百姓的具体生活事宜的。中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基层乡绅自治的传统。（尽管也存在少数人的质疑和争议。）
“乡土中国”也正是中国特色的集中体现之一。温铁军教授认为，中国之所以是稳态社会结构，就是因为干了一件事——平均分配土地。
其实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关键就在于土地问题和土地制度。纵观历朝历代，当农民失去土地，走投无路的时候，必然起来造反，而且必有“均平富”的口号。结果是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分封土地，然后安居乐业。继而经济发展、繁荣，出现土地兼并，农民再次失去土地，发生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如此循环往复。
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背后的逻辑就是土地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有追求平等自由等更高权利的行为，都是建立在吃饱穿暖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的。
县一级的发展和“县政”的实施才是真正关系到最广发人民的福祉的问题。有人曾经说过，能管好一个县的人，也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如今在各省试行省管县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试试中央直辖县的模式呢？
如今，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权，就连村都形似一级政权。县一级政权承上启下，却又没有相应的因地制宜搞发展的权利。很多项目申报，必须经过省市等各级的审批，不仅费时费力，更有甚者，各级机构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互相掣肘，故意刁难，阴为绊阻。不仅降低了办事效率，更有可能在浪费大量的人才物力财力之后搁浅。不光老百姓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官方办事有时也难免类似的的情形。
设立若干中央直辖县的设想，可以让中国的行政机构也朝着扁平化的使趋势发展，而这又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潮流。在中国这样一个同心圆形的金字塔结构的社会里，这一试验可以拉近百姓与中央的距离，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比如，对于像新疆这样一个占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的省级行政区划来说，如果不能重新进行分划，建立一两个中央直辖县的思路显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
设立若干中央直辖县既是一种政治试验，也是一种经济试验。在西部地区建设若干中央直辖县也可以为中国各项改革在西部地区提供试验田，例如普遍的民主选举、税收制度的改革、分配收入制度的改革等等。
毕竟中国东西跨度很大，适合东部地区的不一定适合西部地区。这种试点类似于在东部地区建立的若干计划单列市，但显然应当超越这种模式。而具体的规划和实施需要更加细致全面的准备和论证，当然也需要非常大的魄力和胆识。
拉近党和人民心理距离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通过缩短地理距离拉近心理距离，另一种则是通过压缩行政级别上的距离来拉近心理距离。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相辅相成或者合二为一。
当然，西部地区的崛起，中国发展的平衡，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同时也有很多以前或现在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发和借鉴。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区设置和建设，对于当前的行政区划也有借鉴意义。
撤省并市，协调大区建设，不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更能让人民在扁平化的趋势中真正提高主人翁意识，真正以极大的热情建设自己的家园。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已经18年了，而且在这18年的西部建设当中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不过，常言道爱之深则责之切嘛，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来自西部大家庭的一员，很希望看着自己的家园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富富裕，更希望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能有更好的提高和进步，让这种发展的成果和效益更好地润泽西部的人民。
前路漫漫，道阻多艰，实现统筹兼顾而又综合平衡的改革和发展，或许真需要几个头脑发热的、异想天开的人……
以上是我浅陋的个人看法，请方家多指正。
閱讀更多 武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