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王磬
從夏末的希臘大火到深秋的加州大火，今年以來，全球已被數場傷亡慘重的森林野火襲擊。森林大火為何頻發？氣候變化是唯一的原因嗎？為何進入了21世紀，仍然不能有效防止野火帶來的傷亡？要對抗氣候變化，森林可以做什麼？
帶著這些問題，界面新聞近日專訪了歐洲森林研究所（EFI）所長馬克·帕勞希（Marc Palahí）。歐洲森林研究所是一家由25個成員國及約120家組織參與的國際性組織，總部位於芬蘭，是森林研究界的權威，也是科學界與歐洲政界、公眾之間的一座橋樑。
在專訪中，身為資深森林學家的帕勞希表示，我們如今生活在一種火災頻發的“新常態”之下，全球明顯進入了一個新的拐點，這種“新常態”是由於氣候變暖和鄉村衰落共同導致的。
帕勞希還指出了當今森林火災防治中的誤區。他認為，與其砸大筆錢在滅火上，不如加大力度做好林業管理、支持生物經濟，做好提前防範，這樣一來生物質將會減少，火災也會更易於撲滅。在帕勞希看來，生物經濟也為“發展”和“汙染”的矛盾提供了可持續的解決路徑。如果中國決定用可再生材料來換掉鋼鐵和水泥，其後果將極為深遠。
界面新聞：倡導生物經濟一直是歐洲森林研究所工作的重心之一。總體來說，你如何看待生物經濟與氣候變化的關係？它將如何協助我們應對氣候變化？
帕勞希：生物經濟（bio-economy）是氣候變化的最重要解決方案之一，它對應的是石化主導的經濟（fossil-based material）。
我們知道，有兩個與氣候變化相伴隨的重大問題；其一是能源，我們需要用諸如太陽能或風能之類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石油、煤以及天然氣；其二則是基於化石的原材料，我們現在使用的海量塑料、鋼鐵、水泥及諸如此類的其它材料，都是氣候變暖的推手之一。人類在發展的時候，歸根結底講就是兩大課題：獲取足夠的能源來維繫生存，確保有足夠的原料來製造產品。但發展帶來的汙染已經毋庸置疑。生物經濟的要義之一，是以不含碳的天然可再生材料來取代一系列令碳排放增多的石化材料。從這個角度來講，生物經濟為“發展”和“汙染”的矛盾提供了可持續的解決路徑。
從石化主導型的經濟轉向生物經濟，意味著我們賦予了生物資源（biological resource）以一定的權重和相關性。因此而吸引來的投資將提升生物垃圾的產出量。而生物垃圾的增多則意味著我們將能從大氣中吸收到更多的二氧化碳，生物質正是透過水以及光合作用來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的，並將其再度轉化為生物質（biomass，指在可再生能源範疇內，它指能夠當做燃料或者工業原料的、活著或剛死去的有機物。生態學範疇內的biomass另有不同定義，一般也譯為“生物量”）。與諸如鋼鐵、水泥之類的碳密集型產品相比，生物基產品（bio-based product）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量也較少。
界面新聞：關於生物經濟似乎有這樣一個悖論：生物經濟提倡的石化替代品中，木材佔了很大一部分。提倡多用木材作為原材料，也意味著要砍掉更多的樹。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森林面積的減少會放大氣候變化的負面效應。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多砍樹還是少砍樹？
帕勞希：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並不簡單。它也是21世紀的一大難題。
我們需要把問題分成多個方面來具體剖析。首先，生物經濟是解決方案的一個環節。我們需要用生態材料來取代石化材料（fossil-based material）。但如你所言，如果依舊像如今這樣粗放式地使用原材料——這導致了塑料和礦物原料應用的指數級增長——那無異於杯水車薪。因此，替換掉鋼鐵和水泥，或者說用可再生材料取代不可再生材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我們還需要以更為高效且更加簡單的手段來利用可再生材料。在使用木材以及其它可再生材料時，必須保持明智並注重效率。這也意味著改變眼下的某些材料利用方式。
例如，全球砍伐以及使用的木材當中有一半都流向了亞洲和非洲，且只能充當低效的生物能源。未來不能再這樣運用木材了。我們應該通過太陽和風來取得能源。節約下來的那一半木材裡的生物質則可以用來生產更具價值的產品，如纖維等。這裡的關鍵在於，要高效地運用木材且找到正確的用途。如我剛才所言，全球使用的木材中有半數——大約有20億立方米——都用在了做飯上面，其中的生物質遭到了嚴重浪費。
當然，人們總歸要做飯，我們則要為之供能，但這種用法並非正道。我們應該向他們供應太陽能或其它類型的能源。省下的生物質則可用於纖維或建築，以替代常用的聚酯纖維。你說對了一點，那就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木材。因此我們需要高效地運用木材併為之找到正確的用途。此外也需要增加全球的森林覆蓋率。廣大的森林是建立生態經濟所必需的。我們必須多管齊下地提高林業管理水平。
砍伐樹木是林業管理的必要環節，我們需要幫助森林適應氣候變化，確保其中有適當的種群以及遺傳成分。以此觀之，對森林撒手不管也不行，那並非解決氣候變化的良策，到頭來它們將達到一定的飽和度，從而無法再吸收二氧化碳。但如果管理得當，我們就能維持該系統的正常運作併發揮其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省下來的生物質可用於製造儲存碳的產品，最後則是森林的再生。這一系列因素所構成的可再生循環是較為簡單的。
關鍵在於，要對這一循環有充分的理解並使之可持續。這並非易事，實現目標的途徑是綜合性的，既要管理好森林、擴展其覆蓋範圍，也要高效地運用石化材料的替代品，還要選擇恰當的產品。
界面新聞：這樣看來，問題的關鍵並不是數量上砍多砍少的問題，關鍵還是要在生態系統、生產過程以及植樹等環節之間形成良好的整合。
帕勞希：正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優化管理。舉個例子，我們可以把碳密集型的產品甄別出來，如鋼鐵、聚酯纖維和塑料。這三樣產品或許是最適於用木材做替代的。就滿足能源需求而言，這一解決方案在特定某些國家和區域裡有上佳效果，且能發揮重要作用。具體落實起來不會像今天這樣，如今半數砍伐得來的木材都沒有得到高效運用。
如今，假如你在大眾媒體上聲稱“為了給新建的公園騰出空間，我們需要砍掉一些樹”，可能會引發一連串的抗議活動。在不少人眼裡，砍樹就等於對環境不利。
這種心情可以理解。我認為砍伐樹木的主要動力並不來自林業領域，而是來自農業。森林大面積消失的主要原因，在於大公司需要開闢土地來種植諸如大豆之類的經濟作物。如此一來我們就又回到了那些老生常談：要養成更健康的飲食和消費習慣，選用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產品。
界面新聞：你提到了優化林業管理的作用。我們知道，歐洲是林業管理方面的先驅。我曾讀到一個數據，歐洲有70%的森林都是私人所有的；但林業管理仍是一件公共性很強的事。歐洲是如何優化林業管理的？
帕勞希：歐洲這片大陸有相當悠久的林業管理傳統，可以追溯到18世紀。
林業管理方法的發展令我們可以兼顧伐木和維繫可持續循環的需要。但歐洲各地情況不同，管理模式也有類型差異。譬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地廣人稀、森林覆蓋率高，該地的林業管理模式就跟歐洲其它地方很不一樣，其規模要大得多。他們可以大片地砍伐森林然後又重新植樹。比較而言，中歐人口眾多，對林木的需求量也大，他們的模式就不像北歐那樣大開大合，不如用天然林管理（nature forest management）來稱呼這一模式。
如你所言，歐洲大部分森林為私人所有。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於，私人所有者會負起管理責任，他們會把森林視作祖傳的產業來加以維護，給下一代人留下一片綠蔭是他們的內在關切。當然，不同國家的模式有別。某些國家甚至要求森林所有者必須制訂相應的林業管理計劃。
計劃還需要通過有關部門的審核，之後才能正式施行。但諸如芬蘭這樣的國家甚至連林業管理計劃也不會要求，當然森林所有者可以在公共部門那裡取得支持，諸如有關砍伐的方式、時間以及如何存放之類的建議。
可以明確的一點是，在所有歐洲國家，公共部門都會提供諸如諮詢這樣的支持或對林業管理實施監督，以確保其可持續性。這些做法由來已久。某些時候它們也有激勵作用。如果主動向政府展示自己的林業管理計劃，你也許還能拿到一筆補貼。差異之下也有共性。另外，東歐的大部分森林也不是公共所有的。林業管理的有效性取決於各國的具體情況以及不同的道德觀念。
界面新聞：近年來，森林大火多次進入公眾的視線。近日的美國加州山火、今年夏天的希臘海邊大火，都帶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也造成巨大財產損失。在你看來，這是由於森林火災風險明顯增高、還是因為現在的媒體曝光度更高了？
帕勞希：如今的森林大火更為頻繁且毀滅性更強，無關媒體曝光度。我們現在可以說是禍不單行。
今年7月22日，葡萄牙、希臘、德國、瑞典和挪威幾乎同時發生山火，這是相當少見的。以往只有地中海周邊和南歐國家才會面臨此類問題。如今，由於氣候變化，它成了波及全歐洲的問題。可以說我們如今生活在一種火災頻發的“新常態”之下。不難發現，拐點是顯而易見的。氣候變化的影響不是線性的，情況無非是：過了某個拐點之後，麻煩就會接二連三地發生然後引起我們的關注，如今的火災就是明證。它表明我們已經處在某種轉折點上。
為什麼當今的世界會達到火災不斷的拐點上？首先，氣候變化的影響當然毋庸置疑。目前的溫度水平下，火災增多在所難免，火災高發季的時間也變長了。如今秋天也會有大火，足見其綿延之久。由於長期乾旱，植物的含水量也在下降。第二，不少地區對鄉村缺乏管理乃至於乾脆遺棄。60年前鄉村人口居多，有足夠的人來照料森林。這群人現在遷到了城市，森林也就開始了瘋長。在歐洲，森林覆蓋率大增。這意味著有大片森林無人管理。隨著時間的流逝，其中的生物質也不斷增長，溫度的增高使其進一步擴張且因此而積聚更多的生物質，這就為大火埋下了隱患。
森林野火頻發是由氣候變暖和鄉村衰落共同導致的。最後，火災需要氧化過程，需要用於加熱的能量來點燃和催發。如今在氣候和鄉村衰落的雙重影響下，大火的一系列條件都具備了。這恰好是我們對生物經濟抱有信心的原因之一。它通過加強林業管理來提高收入和經濟價值，進而降低火災風險。
界面新聞：其實現在每次發生大火，我們都仍會感到難以置信：到了21世紀，居然還會有如此多的人死於突發性的火災，我們原本以為這種問題理應在幾十乃至幾百年前就已經不存在了。對此我們能夠——諸如從管理、政策或提高防災意識之類等方面——採取怎樣的對策？
帕勞希：為應對森林火災，相關的政策必須有大刀闊斧的改革。過去二三十年當中，我們把大部分的火災防控資金都用在了滅火（fire extinction）上面，但這卻引發了更嚴重的問題。為何如此？火災在政客們眼裡不過是法律風險，他們把許多錢砸在滅火上，但卻不事先投入資金來做好林業管理。消防員編制膨脹，器材種類繁多，滅火可以說是輕而易舉了。但許多火災——尤其在地中海氣候區——本身也有一定益處，其中大部分屬於低密度型，可以起到削減生物質的作用。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在滅火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但同時也積累了鉅額的生物質。接下來，當抵達某個臨界點之後，如果某一年天氣特別炎熱，那火災就避無可避了。
因此，我們需要發展一套應對火險的新方法。與其砸大筆錢在滅火上，不如加大力度做好林業管理、支持生物經濟，做好提前防範，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樣一來生物質將會減少，火災也會更易於撲滅。我們需要鼓勵人們建立一種更具恢復力的森林景觀，使其能更好地適應眼下的新氣候。
這意味著一場範式的轉變。我們要拋棄目前的一系列做法——不妨想象一下，你因為整天久坐而犯上了諸如肌肉痠痛這樣的健康問題，然後我告訴你說，解決方法就是吃止痛片，只要不斷吃藥就不會痛了，結果你久坐的時間反而更長。這樣只會把問題搞得更糟。身為醫生，我應該這麼說，“我不會給你開止痛藥。你需要起來運動，多多鍛鍊。”這才是我們目前真正需要的。我們不能沒完沒了地依靠止痛片，它只會讓你對當前的錯誤做法不加註意。總之，我們需要在預防和森林管理方面加大投入。
森林大火發生之後，各大媒體經常會表示“這是一場猛烈的氣候變化，”但隨後就提出“也許我們需要更多的消防員，”接下來則是政客們的表演——不能這樣，我們要把握問題的根源才行。但我從未見到人們有多少反思。大眾對此所知甚少，我們必須加強知識普及。
界面新聞：您正好提到了向公眾進行知識普及：作為一個智庫型的研究機構，歐洲森林研究所如何跟政策制定者、科學家、媒體、公眾等不同群體打交道？有怎樣的機制？
帕勞希：身為研究機構，我們的任務固然包括生產新知識，但主要的目標還是促進溝通以及把知識帶給公眾，進而推動社會變革。
政客和記者在社會中有類似於擴音器的作用。為了跟他們合作，我們首先會推出政策制定者和媒體都能讀懂的報告，其次我們開設了一個名叫“思想森林”（ThinkForest）的論壇，由瑞典前總理約蘭·佩爾森（Hans Göran Persson）擔任主席，之所以選擇他，是因為他在政界人士中有一定的威望，並且熟悉和他們打交道的路數。
以論壇為基礎，我們每年會在歐洲議會或某些國家組織4次左右的活動，邀請政策制定者、各部委的部長、委員以及議員。科學家也會來。我們會就各類問題及其解決方案進行辯論。我們和他們開會，探討他們所面臨的政治問題究竟是什麼，收集科學知識並形成報告，最後提供給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我們的團隊裡也有來自媒體界的人士。當今的世界被後真相政治、假新聞充斥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科學家、記者和政治家之間的暢通交流十分必要。
界面新聞：你最近剛來過中國。歐洲森林研究所現在與中國這邊的機構有合作項目嗎？
帕勞希：這是我第二次來中國。上次來是兩年前。現在歐洲森林研究所確定了研究的次序，為理解中國各方面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搭建起一個框架，中國也與全球生態經濟的發展以及歐洲生態經濟的諸多影響息息相關。我們有一位中國籍專家來專門負責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和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其中確定了三大合作重點以及一項未來的聯合研究。首先是生物經濟，理解歐洲與中國發展生物經濟的潛能，以及它最能發揮影響的領域之所在。其次是恢復力（resilience），它關乎鄉村和城市的森林在因應氣候變化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在城市做好森林規劃、充分利用樹木以及木製建材，來讓城市在氣候變化中更具恢復力，更易於適應。最後一項則是可持續的林業管理，它能有效激活生態經濟，同時還能增強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這關係到水體、生態多樣性、土壤等多個方面。
這些合作重點也緊貼中國國情。以城市面對氣候變化的恢復力為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極為迅猛，如何減輕城市的碳排放成為一個關鍵問題。如今其能源消耗與碳排放的主要來源是建築業。從全球看，建築活動在總的碳排放量中佔到了40%。為何如此？我們使用的材料耗能極大且具有碳密集（carbon-intensive）的特性，如鋼鐵和水泥，每生產1噸鋼鐵便會產生1.7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噸水泥對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則是1噸，其後果不言自明。因此，未來的要務之一，就是改變我們建造城市的方式，採用諸如木材或全竹材料這類可再生材料，也只有這兩種材料的體量才足以有效地減輕全球建築行業的能源消耗。中國的鋼產量和水泥產量在全球範圍內均佔據了半壁江山。不難想見，如果中國決定用可再生材料來換掉鋼鐵和水泥，其後果將極為深遠。
（界面新聞駐歐洲記者發自巴塞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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