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楊成武，1929年參加革命，圖為紅軍長征時的楊成武。
灌陽新圩的烈士紀念碑。
▼酒海井裡埋著多少忠魂。 雷冊淵 吳越 攝
如果說長征是飛揚在中華大地上的紅飄帶，那麼湘江戰役便是這縷紅飄帶上的一個沉重的結。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接連突破國民黨三道封鎖線後，中央紅軍在湘江上游廣西境內的興安縣、全州縣、灌陽縣，與30萬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但是，中央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由長征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餘人。
以折損過半的慘重代價挺過了這場生死存亡之戰後，中國革命的紅色火種得以保留延續，“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宣告破產，中國革命偉大轉折的歷史先聲開始奏響。
☆歷史篇
《楊成武回憶錄》——
拂曉，我們正在戰壕裡吃飯，突然，傳來了敵人的炮聲。原來，敵人用了整整一天時間，攻不下我們的陣地，第二天，準備以更優勢的兵力再次發起進攻。顯然，他們改變了戰術，不僅從正面加強了兵力、火力、輪番猛攻，並以大部隊迂迴我們整個陣地的側翼，特別是用重兵向五團陣地施加壓力。
戰鬥越來越激烈，情況越來越嚴重，前沿的幾個小山頭丟失了。我們知道，這不是由於我們戰士的不勇敢，有的小山頭是我們的戰士全部陣亡之後，才落到敵人手裡的。
敵人的後續部隊源源開來，他們企圖加強實力，攻佔覺山，封鎖湘江。
傷亡在增多，一個個的傷員從我們的面前抬過去。
經過激烈的戰鬥，傳來消息，五團右翼陣地被敵佔領。
接著，右翼陣地的敵人，便集中主要兵力往我們四團壓來，向我們背後迂迴。敵人從三面進攻過來，黑壓壓的一片，我們團的陣地處在萬分危急之中。這時，陳光師長從陣地上傳來命令，要四團轉移陣地，以運動防禦的手段，遲滯敵人的前進，好爭取更多的時間。
我們開始邊打邊撤，儘量地阻撓、遲滯敵人，爭取時間。
敵人繼續瘋狂進攻，最後完全佔領了覺山。我們沿著與湘江平行的湘桂公路往南邊轉移。
這時，後面不斷傳來情況：
紅星縱隊（即我中央縱隊），正在接近湘江；
紅星縱隊已經渡過湘江，接近湘桂路；紅星縱隊大部越過湘桂路。幾乎每一個消息，都要求我們堅持戰鬥，把敵人拖住。
我們每一個指戰員，都深深懂得此時此刻，每拖一分鐘都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我們邊戰邊退，敵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飛機轟炸，我們每走一步，幾乎都要付出血的代價。但是，為了保衛黨中央，誰都沒有怨言和膽怯。
我們主要的任務，是擋住敵人從公路上壓過來的猛烈攻勢。一營在公路左邊，二營在公路右邊，三營在一營陣地之後。
我本來在路右邊指揮，但見一營漸漸不支，與敵人打起了交手仗，便想組織二營火力支援一營。這樣我就從公路右側橫越公路，不料剛到路中央，一顆子彈飛來，打中了我的右腿膝下。這時，血流不止，我倒在公路上，根本不能走了。
通信排的一個戰士想來救我，但剛上路邊，便負了傷。
這時，敵人離我很近，一窩蜂似的向我擁來。他們瘋狂地喊著：“抓活的！抓活的！”
五團五連指導員陳坊仁同志帶了幾個戰士，剛好從東邊撤下來，見此情景，便奮不顧身地阻擊敵人，掩護我。
我團二營副營長兼六連連長黃霖(黃古文)同志這時也帶著一個班拼命向敵人射擊，同時派出三名同志向我靠攏。
頭一個戰士跨上公路，中彈倒下了。
第二個戰士還沒靠上公路，又負了傷。
看著戰友們為了搶救我，連續流血犧牲，心裡非常難過，我一邊揮著手，叫黃霖同志不要上來，一邊掙扎著向我方爬。
我心想：不能叫同志們再為我流血犧牲了。可是，黃霖同志毫不遲疑，低姿匍匐著向我爬了過來。
他接近了公路，一梭子子彈打在他的前後左右，濺起一團塵埃。
但他毫不猶豫，還是冒著彈雨朝我這裡爬著。
他爬上了公路。
他猛地抓住我的一隻胳膊，把我向外拖著。當他把我拖出公路時，他已兩眼血紅。他把我交給了我的警衛員小白，便抱起機槍，和陳坊仁一起向敵人掃射。復仇的子彈，暫時把敵人壓在右前方樹林旁的土坎後面。
蕭鋒日記——
1934年12月4日 晴
晨，敵人向我陣地發起進攻，我拼死防守。林政委親自帶領全團指戰員向老蕭家、彭家山高地一帶的敵人發起反擊，打垮敵人一個師，俘敵三百多人，並將防守陣地向前推進了八里。
午，蔣介石嫡系陳誠、羅卓英的幾個師，忽然從我團左右翼迂迴包圍過來，全團陷於重圍。團首長決定：任務已完成，收攏部隊向西突圍。
我們向各連下了命令，齊向吳奇偉縱隊衝殺過去。刺刀對刺刀，白刃格鬥兩個多小時，殺死敵人數百名，突出了第一道包圍圈。
我們轉行不到半里，不少敵人又從幾面圍上來了，兩個敵人一起向我刺來，被我來個防左刺，“殺”！一個傢伙隨聲倒地；我又一個防右刺，“殺”！另一個傢伙也上了西天。林政委高呼，同志們，跟我衝啊！我們跟著林政委向西殺去。沒走多遠，敵人又圍了上來。我同三營九連胡崔華同志一起，看到敵人就殺，遇到白匪就刺，刺刀彎了，又揀起二連謝連長的遺槍，繼續衝殺。四個白匪向我圍來，我前後兩下，刺死兩個，剩下兩個，急忙逃竄，我追上去用槍托打倒一個，另一個企圖反撲，我躲在一棵樹後，敵撲了個空，我乘機從敵後背捅一刀。正在激戰中，忽聽林政委高喊，同志們，槍聲就是命令，衝出去，向師部靠攏。大家也高喊：為革命，殺呀！嚇得敵人暈頭轉向，急忙躲閃。有個瘦猴樣的敵人向我撲來，他一槍刺在一棵小樹上，我立即跳到另一棵樹背後，一個突刺，“殺”！送他見了閻王。
我部在小松樹林內與敵穿插衝殺，刺死刺傷敵幾百人，自己傷亡也很大。我們邊戰邊往西衝，又走出數里地。這時，西山下敵人似潮水般地湧上來。我大聲高呼：為了革命，殺呀！我們同敵展開了拼死搏鬥。我又接連刺倒幾個敵人，也差點被敵人刺上。直到午後二時，在紅二團援助下，才擺脫了敵人十幾道重圍，冒著敵機的狂轟濫炸，疾奔十餘里，甩開了敵人。
大家最關心的是中央直屬縱隊的安危，到了北山紅二團陣地上，聽到師聶鶴庭參謀長講，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等首長和中直縱隊已安全渡湘江，中央機關和一軍團大部都轉移到青山嘴以西山溝。這時，我們才鬆了口氣。
晚上一查點，全團折損一半，不少同志都痛哭流涕。炊事員挑著飯擔子，看到香噴噴的米飯沒人吃，邊走邊哭。我也蒙著頭哭到半夜。蕭元禮、蔡教生、郭庭柱等同志還活著。他們也抱頭痛哭。這是我到三團後第一次大損失。從中央蘇區出征時，我團是兩千七百多人，現在僅剩下八、九百人了。不過，總算突破了蔣介石精心佈置的第四道封鎖線。
☆現實篇
當我們踏上“長征路”的時候，心裡有些疑惑。
“90後”的我們實在難以理解：敵眾我寡、彈盡糧絕，阻擊戰場上的戰士們為什麼還要死死堅守？前方就是湘江，渡江意味著安全，負責後衛的部隊明知生死難 為什麼還要折返？昔日的親密戰友相繼在身邊倒下，年紀跟我們一般大，甚至比我們還小的“娃娃兵們”，難道他們不會害怕、沒有想過退縮？
一路上，我們問採訪對象，也問我們自己，究竟是為什麼？
出乎意料，我們聽到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信仰”。在這個時代裡，那麼多人同時向我們談論著“信仰”，這實在令人觸動。
我們看到，興安獅子山上的湘江戰役紀念館迎來送往，將這段血雨腥風的歷史永久銘記；全州層層疊疊的大山深處，綠瑩瑩的湘江水向著蒼茫的遠方蜿蜒而去，鳳凰嘴渡口人來人往，靜謐安然；被袁隆平譽為“廣西超級稻高產第一縣”的灌陽，早已實現了超級稻單產1000公斤的目標，連續7年畝產居首……終於明白，當年我們的同齡人們——那些前赴後繼的紅軍戰士，他們信仰的是什麼。
——本報見習記者 吳越 雷冊淵
沒想到，指揮所就在前線一公里外
2016年9月8日 陣雨
汽車沿著公路行駛，到了一片地勢兩邊高中間低的地方，當地的嚮導告訴我們，這裡便是當年新圩阻擊戰戰場。下車，我們左看右看，眼前卻只有農田和青山。
早些年，附近村民在田間地頭還能發現一些子彈和手榴彈，但隨著見證者的老去和逝去，戰爭遺留下的痕跡越來越淡。紅軍戰鬥過的山頭如今種滿了綠樹，遠處霧氣繚繞飛鳥低鳴，早已聽不見密集的槍聲和拼殺時的呼喊聲。
誰能想到，八十多年前，紅軍在這裡與人數兩倍於他們的敵人苦戰三天兩夜，用犧牲近4000人的代價，保證了紅軍渡江通道的左翼安全，完成了堅守中央縱隊渡江“生命線”的艱鉅任務。
本以為指揮所會設在較為隱蔽的位置。但我們很驚訝，紅五師師長李天佑的指揮所就在前線一公里外的路邊，一旦走出來，馬上就會暴露在敵機的視線中。在這裡指揮，是危險，也是一個師長與戰士們共進退的決心。
無法想象，戰火中，李天佑在這間普通民居里承受了多大的壓力和痛苦。我們只知道，在團、營、連幹部幾乎全部傷亡的情況下，他依舊堅守著軍團指揮部的命令，帶領戰士們誓守著“只要還有一個人，就不能讓敵人進到新圩”的諾言。
如今，指揮所外，一座李天佑與警衛員一同凝望著前方的銅像，繼續守候著這條公路。
雨聲中，我們坐在指揮所旁邊的屋簷下，聽灌陽縣原黨史縣誌辦主任李彩如講述他多年來走訪30多個村莊蒐集紅軍事蹟的經歷。
一個祖孫三代保紅旗的故事讓我們動容。
那時候，敵軍搜查得嚴，受傷掉隊的紅軍唯有在老百姓的幫助下才能逃過一劫。在紅旗鄉楓樹腳村，村民黃和林一家冒著危險幫助了一位紅軍。傷養好後，紅軍戰士要去找部隊，臨走前，他留下了一面紅旗，對黃和林說：“我們會勝利的，到時候我來取。”
這句話，黃和林一家始終記著。他們把紅旗包好存放在小木箱裡，等待著紅軍回來的那一天。一年年過去，紅軍沒有回來，黃和林去世前把紅旗託付給了兒子，多年後又傳到了第三代手上。對這個家庭來說，這面紅旗就是“傳家寶”，抗日戰爭時，他們甚至帶著紅旗在巖洞裡藏了好幾天。
起初我們想不通，一位無名紅軍留下的普通紅旗，緣何對他們如此重要？在聽到更多的紅軍與當地百姓的故事後，我們漸漸明白，這些“輕如鴻毛”的信物在百姓心中“重千鈞”，因為它們承載著百姓對這支軍隊的信任和期望。
2016年9月9日 中雨
“酒海井”承載著永遠的傷痛
雨一直下，瀝青路面的顏色更深了，我們在車上默默想象，歷史記載中那口讓人不寒而慄的“酒海井”到底是什麼模樣？
沿著公路邊的小道向下走，綠樹掩映下豎立著一塊紀念碑，碑前就是酒海井。井口不大，雜亂地覆著一些枝丫。若不知道當年的慘劇，可能會以為這只是一口普通的井，但這裡承載著的傷痛卻讓人的視線無法挪開。
八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紅軍匆忙撤離，躺在新圩和睦村紅軍戰地醫院裡的重傷員們被俘虜。兇殘的敵軍夥同當地土豪劣紳用麻繩捆綁住傷員，把他們抬到那口連通地下河、深不見底的酒海井旁，一個個投入井中。“撲通，撲通！”那一晚，落水聲響了一百多下。
村民說，前些年抽過一次酒海井裡的水，打撈上來了一些屍骨，但還有更多紅軍戰士的遺骨泡在冰冷的地下河中，不知流向了何方。
按下快門的手有些顫抖。悽風冷雨，天色似乎更加灰暗了。
2016年9月10日 陰
血染的鳳凰嘴渡口
一早我們乘坐大巴車，來到湘江戰役中另一個重要地點——桂林市全州縣。
紅軍當年渡江的4個渡江點中，除了軍委縱隊渡江的界首渡口外，其餘3個渡口均在全州境內。其中，以鳳凰嘴渡口死傷最為慘重。
江水悠悠。如今的擺渡船靠著橫跨兩岸的鋼絲繩和江水水流的推動，載著村民往返於東西兩岸。登上渡船，即使只靠人力擺渡，到對岸也要不了4分鐘。但是，1934年初冬，近萬名紅軍戰士卻沒能完成這一渡，永遠地倒在了這灣淺淺的江灘。他們的鮮血將江水染成紅色、灰色、深棕色。“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的說法由此在桂北流傳。
附近的村民告訴我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村裡修水利挖溝渠，挖到江堤，一鋤頭下去，挖起來的都不是土，而是紅軍的屍骨！這鮮活的細節，讓人不寒而慄。
我們在渡船上遇見鳳凰鎮新屋場村62歲的村民唐建國。攀談下來，他講的一個故事令我們印象深刻：
“小時候聽我叔爺爺講，紅軍渡江後路過我們村子，又冷又餓，我叔爺爺正好在路邊賣紅薯。一個紅軍戰士就向我叔爺爺買了一個紅薯，給了他一個‘花邊’（當時當地發行的貨幣，價值約等同於一個銀元）。要知道，當時一個花邊可是能買兩擔紅薯的呀！這可高興壞了我叔爺爺，他回到家裡，逢人就說：‘紅軍買了我一個紅薯，給了一個花邊。多的他們都不拿，只要了一個，這下我可發財啦！’”
慘烈的湘江戰役剛剛結束，紅軍九死一生、飢餓難耐，還不搶不拿，這樣的軍隊，怎麼能不受老百姓愛戴？
2016年9月11日 小雨
迎著細雨，我們走起了自己的“長征路”
一路上我們聽了很多故事、看了不少陳列館，但總覺得與那段歷史之間還隔了些什麼。
我們交流了一下感覺，決定——走！打開計步軟件，標記行走路線，迎著漫天飄落的雨滴，我們走起了自己的“長征路”。
廣西省全州縣石塘至鳳凰嘴渡口一段，全程15公里。82年前，紅軍在這條路上死傷慘重，鮮血成河。後來，附近老百姓就把這條公路叫做“死亡公路”。
82年過去了，石子鋪就的泥土小道早已變成了平坦的柏油路，我們小心翼翼地走在車道白線與行道樹之間的空檔中。午後，路上的車很少，除了時不時呼嘯而過的重型卡車，就是騎著摩托、電動車回家的村民，除了我們，沒有人在路上走。
剛出發時，有些興奮。儘管穿著雨衣打著傘，步子卻邁得很大，你一言我一語地交流著早上採訪到的長征故事。一邊走，一邊望著兩旁的田地和遠處的青山，感覺很美。
最初的幾公里走得很順，計步軟件中，我們行走的平均速度越來越快。但是，好景不長。行到一半時，身上的揹包變重了，步子也沉了起來。
看到前方的工廠門口有一塊空地，顧不了別的，席地而坐。剛坐下沒多久，心中想到：82年前，前有堵截後有追兵，那些跟我們年齡差不多、甚至比我們還小的紅軍戰士們，已經急行軍一個晝夜了。疲憊不堪的他們，也能這樣坐下來休息嗎？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他們不能。敵軍在逼近，飛機在空中盤旋，兄弟部隊用他們的血肉之軀在捍衛渡江通道的暢通，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必須日夜兼程，渡過湘江。想到這裡，我們立馬從地上彈了起來，相互鼓勁，繼續前進。
由於體力消耗，我們的交談漸漸變少了，甚至有一段時間兩人默契地不開口。村與村之間的路程走起來尤為漫長，頻頻打開手機地圖，覺得指針跳得很慢，兩旁的景色似乎也失去了魅力。我們不再抬頭，只盯著腳下，只管向前走。
一路上，好幾次經過村莊，看到奔跑的孩子和嫋嫋升起的炊煙，心裡彷彿觸到了一絲溫暖。不知道，當紅軍戰士們經過這裡時，會不會思念起遠方的家鄉和親人。
離渡口所在的和平村還有一公里的時候，終究還是沉不住氣了。怕錯過通向鳳凰嘴的入口，我們一路向人打聽，在知道入口就在幾百米外的路牌處後，心中突然燃起了一把火，力氣頓時又充滿了全身，“衝啊！”我們一邊喊著，一邊向那裡奔跑。
進入和平村，穿過一片稻田與幾座民居，終於，我們站在湘江邊上，那座血染的渡口靜靜等候著我們。
2016年9月12日 晴
“過時”的標語讓人反思
連日的陰雨和慘烈的故事讓我們的心頭蒙上陰霾，到達興安，久違的陽光灑滿大地。
午後，採訪完見證紅軍渡江的老人後，我們來到千家寺紅軍標語樓。成功渡江後，紅軍在這裡休整，為翻越老山界、進軍貴州腹地做準備。
這座木質小樓沿街的二樓走廊牆上，分佈著數十條用墨筆書寫的標語。當地人告訴我們，若不是一場大火，這些標語可能永遠不會“重見天日”。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小樓起火，村民救火時潑上牆的水帶下了剝落的牆皮，這些標語出現在了人們眼前。“紅軍是工農自己的軍隊！”“當紅軍有田分！”文字之外還有漫畫，“打倒國民匪黨”被組合成了一隻張牙舞爪的瘋狗形象。
讀著這些字跡不一、歪歪斜斜的“非典型”標語，不禁想象，紅軍當年是懷揣著怎樣的心情在書寫？
戰事激烈，除了抗擊敵人，做好宣傳工作，讓當地老百姓瞭解紅軍、信任紅軍甚至追隨紅軍，他們也一定花了不少心思。可是，標語中並沒有高深的話語，他們只是把最樸素真切的話說出來，並且說明白。
信息爆炸的今天，這麼直白的話語可能不大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但需要反思的是，我們現在的一些華麗矯飾的話語，是否能像這些標語一樣具有真實、直接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紅軍始終明白，百姓要的從來就不是漂亮話，而是實際行動。他們用鮮血和汗水實踐著他們對百姓的承諾。
如今，小樓外再無炮火，老人拄著柺杖緩緩經過，小溪的粼粼波光給這個午後平添了一份詩意。當年的標語似乎已經“過時”，但我們知道，即使文字被風雨磨滅，那信仰卻早已通過最簡單的語言，走進了人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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