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一度在中国足球联赛中并不鲜见。“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彼时的中国足球显然难以得到资本的青睐，直到国家针对足球界开展“反赌打黑”之后，在低谷中沉淀了几年的中国足球环境才有所改观，再加上政策的倾斜，让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入足球行业。虽然这种大投入引起了广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之前部分俱乐部存在的欠薪的问题有了极大的改善。
可是，在足协公布“四大帽”以及明年中超联赛的其他政策的同时，又曝出云南丽江、辽宁宏运等几支低级别联赛球队欠薪的新闻。顶级联赛的巨额投入需要足协出台强制性政策来“去泡沫”，低级别联赛里又集中出现了俱乐部无力支付薪水这种事件，从这种巨大的反差中可以看出，中国足球需要整改、整治、整顿的东西还有很多。
欠薪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球队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主体地位。
中国球队目前的普遍情况是，足球俱乐部虽然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是投资人旗下的子公司，但很多球队并没有自己的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也是投资人直接任命委派，实际上与投资人设立的分公司或者事业部门无异。一旦投资人自身出现问题，球队的运营也要随之出问题，如果投资人撤资的话，经营管理人员也会随之离开，只剩下球队独自在社会上苦苦寻找金主救命。
更为极端的情况是，有的投资人不仅掏不出钱来投资球队，反而还要依靠球队卖血来给自己补窟窿。比如辽宁宏运，2016年冬窗卖掉张鹭和丁海峰，2017年冬窗卖掉孙世林、杨善平等主力，根据《转会市场》公布的数据，辽足在这两年分别赚到了1690万和2000多万欧元，但用于补强阵容的金额只有50万欧元，至于中间的巨大差额到底去了哪里，外人很难得知，但想想辽足的战绩，恐怕也不难猜到。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英超联赛。目前，英超20家球队都是上市公司，可以在资本市场上直接募集资金，而英国对资本市场严密的监管、透明度极高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完备的法律体系吸引了很多境外投资者前来投资，再加上高度的股权流动性让英超球队在解决资金问题时变得很容易。而中超球队中，除了广州恒大在“新三板”上市以外，其余球队均未上市。
两种模式的区别就在于，中超球队想要花钱添置人手或者设备，只能找投资人要，一旦投资人手头紧便只能勒紧腰带过日子，甚至连薪水都无法正常支付，有时还得自己卖血反哺投资人。而英超球队则不是这样，他们都是股份制公司，本身具备完善的经营管理架构，可以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融募资金，投资人投入的资金能够直接用来购买设备、修缮球场等等。而且球队在转会市场上的收入，投资人不能直接侵占，只能等到董事会作出分红决议之后方可获得收益。这种体系，既能保证及时、充足的资金来源，又能分散股权结构、保证球队的专业运作，有力保障了球队以及整个联赛的健康发展。
西甲球队也曾“仰人鼻息”，后果就是因为欠薪险些陷入停摆。
英超的模式很好，不会出现欠薪的情况，他们的做法以及机制值得学习。但学习归学习，绝不能照搬。明眼人能看出来，上文所说的英超运营模式，实际上说的是英国的经济和法律体系，与足球没有太大关系。英国人的商业体系，发端于大航海时代，几百年内，经历了无数的商业风雨、时代变革，甚至战争的洗礼，才发展成如今这种成熟的体系。虽然其成功的精髓早已不是秘密，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度，必须经历时间沉淀，就像给笔者一张火箭设计图纸，但笔者却造不出火箭的道理一样。
所以，学习先进经验可以，但首先得看自身的基础够不够，如果没有稳定的基础就强行照搬复制，很可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方面西甲就曾经有过教训。西班牙和葡萄牙乃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最狂的时候两国还曾协议平分地球，之后他们的霸主地位先后被荷兰和英格兰这两个后起之秀取代，主要原因就是荷兰和英国分别建立了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和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并建立起一整套现代商业体系。可见在做买卖这件事上，热情奔放的西班牙人与英国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联赛经营上也是如此。
作为最早实现“管办分离”的联赛，西甲并没有将这种体制的优势发挥出来，关键原因就在于西班牙的法律体系没能维护好国内的投资环境。上世纪90年代初，西甲联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股份制改革，应该说这次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因为之前的会员制存在明显缺陷，那就是身处商业发达、人口密集地区的球队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会员，财政方面自然也能获得不小的优势，这种制度会不断加大球队之间的贫富差距。
但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出现了一些球队高管中饱私囊的情况。比如时任马竞主席希尔，将95%的俱乐部股权划归自己和副主席雷佐利所有，这种公然侵吞财产的行为，居然长时间没有受到追究。希尔这种情况在当时不在少数，塞维利亚前主席德尔尼多、皇家社会前主席兼西甲联盟主席阿斯蒂亚萨兰，都曾有过类似的行为。
2004年9月开始执行的西班牙新破产法也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法制环境。新破产法允许破产企业在申请破产保护之后重新规划支付方案。也就是说，在这一制度的保障之下，企业有机会赖掉原本应当偿还的债务，然后在结束破产保护之后重新经营。拉斯帕尔马斯就曾经利用了这个漏洞，这家俱乐部在拖欠了球员、教练5个月的工资后，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后将球员和教练全部赶走，又买来一套全新的阵容完成升级。
（图)普约尔与卡西出席2011年西甲劳资谈判
西甲混乱的经营，在2011-12赛季开始前达到顶峰，联赛差点儿陷入停摆。好在随后欧足联执行的《财政公平法案》以及特瓦斯上台后的一系列改革，让西甲的经营逐步进入正轨，本赛季终于有了点儿“群雄并起”的意思。西甲的教训，既有本国法律漏洞的原因，也同时从侧面说明，球队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经营主体地位，一旦成为资本的附庸，很容易成为任由资本宰割的鱼肉。
德甲在上世纪末实行“管办分离”时，便充分借鉴了英超的经验，也吸取了西甲的教训。德甲施行的“50+1”政策，便是在保护球队的主体地位。德甲联盟欢迎投资，也乐得见到投资人通过足球获利，但前提是俱乐部必须拥有更多的表决权，绝不允许商业资本伤害足球运动。所以上世纪末德国足球陷入低谷之后，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便又实现了人才井喷，重返世界一流行列。
足球行业不赚钱？只能成为资本附庸？并非如此。
有朋友认为，足球俱乐部也想成为真正的经济主体，也想自己说了算。但足球这个行业本身不赚钱，没有利润的吸引，也就只能成为资本的附庸，成为企业家的广告工具，尤其是关注度较低的低级别联赛球队更是如此。其实足球并非不赚钱的行业，足球俱乐部想要生存也不是只有仰人鼻息这一条路，关键要看怎样去经营。这一点，今年刚杀入英乙的特兰米尔流浪者队或许能给出很多可供借鉴的做法。
(图)特兰米尔流浪者队主场
特兰米尔流浪者队位于默西赛德郡的伯肯赫德，隔壁就是埃弗顿、利物浦，曼彻斯特距离他们也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对于一家小球会来说，这种生存环境堪称恶劣，但特兰米尔近3年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增长的上座率，年营业额甚至达到700万英镑以上，这个数字比很多英甲球队都要多。
能取得这个业绩，离不开俱乐部主席马克-帕里奥斯的成功经营。马克是一名注册会计师，也是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2003年，担任英足总首席执行官的马克运用自己超强的业务能力，帮助英足总渡过了财政危机。但第二年马克被卷入英格兰主帅埃里克森生活作风问题的旋涡之中，为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影响，马克拒绝了英足总高层的挽留而宣布辞职。
(图)马克-帕里奥斯
之后马克一直担任解说嘉宾，或许是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2014年，马克与其夫人收购了自己曾经效力过的特兰米尔流浪者队。以前马克面对的是伦敦乃至全世界的经营，而如今面对的则是伯肯赫德居民，巨大的反差并没有影响马克施展才华。成为俱乐部主席之后，马克立即从“扎根本地、深耕社区”着手，改善球队的经营状况。
一是变不利为有利，利用球队在青训方面的声誉，招募一些在利物浦、埃弗顿等青训营中被淘汰下来的球员，增强球队实力；二是刻意改良比赛日餐饮服务的质量，每个主场比赛，特兰米尔都能卖出更多的炸鱼薯条和啤酒；三是培养球队死忠，他们针对当地儿童制定了一套十分慷慨的政策，只需一瓶可乐的价格，小孩子们便能进场观战，还推出了12岁以下儿童季票，价格只有成人的十分之一；四是积极回馈社会，球队购买新的训练基地之后，将球场定期向当地居民低价开放，并积极为当地的残障人士提供运动的机会。
(图)特兰米尔流浪者死忠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大大提高了球队黏性，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成为了特兰米尔的球迷，球队在圣诞节举办的圣诞狂欢派对，从一开始的冷冷清清已经发展到如今的上千人规模。支持者数量的增长，也就意味着收入的增长，尤其是特兰米尔反馈社会的措施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当地政府主动与球队合作，由特兰米尔俱乐部为居民提供免费培训等服务，再由当地政府向俱乐部支付费用，这对于球队来说，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马克-帕里奥斯上任不久，就让俱乐部的财政达到收支平衡，用他的话说，一支足球队不能仅仅依靠周末的比赛结果来生存。足球场上总是有高有低，一旦成绩下降，球迷就不会再来到球场看球，收入也会下降，这样的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欠薪球队想要摆脱困局，要靠外力，更要靠自己。
马克的这番话，以及他在特兰米尔采取的措施，正是云南飞虎、辽宁宏运等球队解决困局的方向所在。在云南飞虎球员的公开信中，曾经提过希望政府部门帮助，而宏运集团撤资之后，辽足应该也是由辽宁省体育局接管。短期内，政府出手挽救几乎是唯一的措施，可是，挽救职业球队并非政府的义务，财政资金也不是随便就能拨付。想要得到财政资金的支援，球队必须得拿出诚意，让政府看到他们能为社会做出贡献才行。
怎么贡献？就像特兰米尔那样，向当地居民定期低价开放训练基地以及训练器材，给当地居民提供体育锻炼的机会，差价部分由政府补贴；球队的教练、球员定期进校园，为当地的中小学生进行免费足球培训，并挑选出一些好苗子，由梯队提供免费培训，至于培训费，自然也是由政府支付；学习广州富力的经验，利用场地资源，与政府部门合作举办业余比赛以及中小学生足球联赛等等，球队通过场地租赁、赛事组织等等又能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笔收入……总而言之就是要展现出能够反馈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并吸引更多的投资，彻底扭转球队财务的窘境。
当然，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还是本文开篇讨论的问题，球队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缺乏专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来操持。这个时候，就需要足协出面了，对待这种情况，足协不能只用“取消比赛资格”这种惩罚性的措施，更要帮助球队度过难关。
比如针对球队缺乏经营管理人员的状况，足协可以招募专业的管理人员去援助球队，负责与当地政府协调，共同拟定各个事项的章程，帮助球队尽快度过难关，迎来新的股东注资。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妥善解决，球队在反馈社会的过程中，必将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顺利实现“本土化”、“地方化”。这也给足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毕竟推进职业球队本土化，只靠强制改球队名称是不够的。
这些措施其实不只适用于解决困局的低级别联赛球队，中超球队同样适用。足球绝非只是烧钱的产业，它同样能够依靠自身实现盈利，球队想要生存也不是只有成为某企业、某老板的私人球队这一条路。扎根本地、融入本地也是非常好的生存模式，如果未来中国能有更多的球队主动融入当地社会，让群众参与其中的话，比中国足球再进一次世界杯更能激发群众的足球热情，那时，中国足球的根基才能稳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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