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40年，全球經濟經歷了“大通脹—大緩和—大衰退”的週期考驗。現代貨幣經濟學和中央銀行政策實踐，在理論上歷經了現代貨幣數量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再到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後凱恩斯思潮的迴歸；在實踐上也由相機抉擇轉向貨幣數量目標制，從“單一目標、單一工具”政策框架，到國際金融危機後宏觀審慎政策的引入。在2018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實證表明，世界經濟一直存在大致10年左右的週期波動。陳雨露按照“十年”為一個時間標準，分四個階段回顧了全球中央銀行研究的進展和中國的突破。
第一個十年
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末的“大通脹”時期，為了馴服“通脹野馬”，現代貨幣數量論達到了巔峰，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紛紛從相機抉擇，轉向按規則行事的貨幣數量目標制。
20世紀60年代後期，很多國家陷入“滯脹”。以貨幣數量論為理論基礎的貨幣數量目標制，能夠為中央銀行提供一個穩定的名義錨。根據貨幣長期中性判斷以及貨幣和物價水平長期穩定關係而確定的貨幣數量，相當於一個可置信的貨幣規則。所以，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中央銀行逐漸接受了固定貨幣數量規則，轉向貨幣數量目標制。
這一時期，國內的研究主要聚焦於財政和信貸的配合、中央銀行職能以及金融體系的重構。
陳雨露表示，“財政信貸綜合平衡理論”時至今日依然是我國宏觀經濟金融領域一個重要的分析框架。人民銀行於1978年從財政部獨立出來，正式履行央行職能，這是我國金融改革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標誌著我國開始區分財政和金融的功能，著手恢復金融體系，發揮金融在社會資源中獨特的配置作用。
第二個十年
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大緩和”時代的頭十年，主要發達國家進入長達二十多年之久的較高增長和穩定通脹的“大緩和”時代，各國逐漸形成了以通貨膨脹作為主要目標、在泰勒規則指導下調整短端利率工具，也就是“單一目標、單一工具”的貨幣政策框架。與此同時，由於價格調整的前瞻性，預期成為通脹和實際經濟活動均衡關係中的一個關鍵要素，各國中央銀行也都意識到政策溝通和透明度對貨幣政策效果的重要性。為了避免中央銀行在追求物價目標過程中面臨的各種不必要干擾，各國普遍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因此，獨立性與通脹目標制也被稱作“第二次中央銀行革命”的典型特徵。同時，這一時期，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分離逐漸成為主流趨勢，新興市場國家則面臨著開放經濟條件下“三元悖論”的現實衝擊。
在國內，人民銀行實現了貨幣政策調控框架的一次重大轉型，從直接調控轉向現代意義上的間接調控。隨著以貨幣供應量為主要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逐步形成，央行決定取消貸款規模控制。與此同時，圍繞如何把人民銀行辦成真正的中央銀行，央行內部針對央行主要職能、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體系、健全金融法規、強化金融監管以及改革人民銀行財務制度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反覆探討，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第三個十年
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大緩和”時代後十年，關於金融自由化的研究成為主流，也導致了全球範圍內的監管放鬆。
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的十年，由於資產價格波動明顯加大，對金融穩定及經濟運行的影響顯著增加，全球央行在研究領域實際上非常重視金融穩定。由於傳統宏觀經濟理論模型並不將金融摩擦作為經濟週期波動的主要因素，因而出現了將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政策分置的策略傾向。
這一時期，新興經濟體反而吸取了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在研究領域高度重視貨幣錯配的“原罪”問題，加大了資本管制、公司治理、銀行改革和最優貨幣政策等問題的研究，逐步克服“匯率浮動恐懼症”，並採取了更為靈活的匯率安排，開展了大量宏觀審慎政策的有益探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新興經濟體經濟基本面普遍好於發達經濟體，並積累了大量預防性外匯儲備，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力度較強。這些因素都為成功化解後來的危機衝擊並迅速復甦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時期，人民銀行將短期宏觀調控與中長期金融改革緊密結合，高度重視“在線修復”金融體系，根據中國實際提出有利於推動金融改革的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2003年，中央決定由人民銀行牽頭，研究大型商業銀行改革問題。人民銀行提出運用國家外匯儲備注資大型商業銀行，設計了核銷已實際損失掉的資本金、剝離處置不良資產、外匯儲備注資、境內外發行上市的“四步曲”改革方案。在外匯改革領域，中國對經典的“不可能三角理論”進行擴展，探索出中間制度安排理論並應用於中國宏觀理論分析。2005年7月21日再次啟動人民幣匯率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彈性顯著增強。在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方面，人民銀行在外匯佔款增長較快的時期，發行央行票據進行對沖，2004年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有效把握了宏觀調控中“量”與“價”的平衡。
第四個十年
從2008年之後的“大衰退”時期，對於危機的反思仍在繼續。
這十年來，人民銀行的研究與本輪危機之後全球央行的反思是一致的，尤其關於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的研究，在全球範圍內也走在了主流理論研究的第一方陣。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已經被正式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國在這一領域實際上是下了先手棋。
作為與政策緊密相連的領域，現實的挑戰始終是中央銀行研究的最大動力。當前，我國在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方面，在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方面，再次面臨著兩大長久存在的融資體系結構性矛盾的阻礙。一方面，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佔比較低的矛盾；另一方面，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狀況與其在國民經濟當中的佔比不盡匹配問題。
陳雨露表示，“面對上述兩大結構性矛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提出了深化金融結構性改革的新使命。這一使命呼喚著我國金融結構改革理論實現新的突破，也讓我們共同期待在空前的改革共識推動之下即將展開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早日綻放出絢爛的希望之花。”
本文源自金融時報-中國金融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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