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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對話名教授講座10月19日晚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繼續開講，本次邀請的嘉賓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黃大慧，他主講的題目是“日本對華政策演變與中日關係未來走向”。本月25-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近年來，伴隨著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中日關係經歷了從惡化到轉圜的轉變。此時安倍訪華能否進一步推動中日關係持續健康發展？未來中日兩國又該何去何從？黃大慧老師結合現實依據，深入淺出地剖析了中日雙邊關係的演進和發展方向。本文由講座速錄整理而成，已由作者本人審閱。
我們通常認為中日關係的複雜性不亞於任何一種雙邊關係，因為其中參雜了更多的感情因素。中日關係出現問題的時候，比如日本領導人參拜了靖國神社，我們外交部發言人會說“他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種話語常常體現在中日關係裡。
安倍首相即將正式訪問中國，如今正處在中日關係走向好轉的時機，在這樣的關口還是備受關注的，因此，我們今天就來談談日本的對華政策演變和中日關係未來走向。
中日關係進入新階段
總的來說，我認為，1972年兩國建交以來的中日關係經歷了三個階段，每20年左右就會發生重要變化。
1972年到1990年前後的20年為蜜月期，中日關係的總基調是“友好與合作”。這一階段，雙方都大談“友好”。
1990年前後到2010年的20年，中日關係從“友好與合作”過渡到“合作與競爭”的時代，也就是說合作為主、競爭為輔，合作當中競爭一面逐漸顯現。這一階段，“友好”被淡化，在日本甚至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和厭惡。
2010年以後這20年，我個人的基本判斷，中日關係進入到“競爭與合作”的新階段，“競爭性合作”將是中日關係的新常態，兩國之間有時會呈現出明顯的對抗色彩。
在這裡，我主要講2010年以後中日關係，尤其2012年安倍再次執政以來的對華政策。
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中日兩國的國力對比發生了大逆轉。這一年是中日關係的關鍵轉折點，是新中日關係的元年。自此以後，中日兩國的GDP差距進一步擴大。中日雙方這種國力此消彼長，給中日關係帶來了結構性的影響，中日關係從“日本優勢時代”過渡到“中國優勢時代”。
日本的對華認知與政策
談到日本的對華政策，首先要認清日本對華認知的邏輯。日方認為，自1978年以來，尤其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中國軍費的不斷增加，海上力量的悄然增長。在此基礎上，中國正在以實力單方面改變本地區的現狀，挑戰現有地區秩序，使日本的安全環境變得嚴峻。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將中國作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甚至是“假想敵”，應對中國崛起成為21世紀日本外交最大課題。基於這樣的認知，日本採取了一種基於現實主義邏輯的“制衡”對策。
一方面，強調硬制衡。包括：
第一，增強日本的自我防衛力量，為國內鬆綁，比如解禁集體自衛權、通過新安保法等。
第二，加強日美同盟，保證美國的霸權地位。
第三，對中國周邊國家進行援助，尤其是東南亞國家。
第四，強調“日美澳印”價值觀聯盟問題，或者說現在的“印太戰略”，以制衡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牽制中國海洋強國戰略。
另一方面，強調軟制衡。
第一，在制度規則上規範中國。最典型的就是TPP問題，安倍政府希望通過TPP打破國內相對封閉的經濟市場。同時，尋求在地區夥伴關係當中處於主導地位，並且攜手美國製衡中國。
第二，輿論戰。有說法稱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是全球輿論。過去幾年，中日兩國常常以歐美尤其是後者為主戰場，在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上打輿論戰。
中日關係的惡化
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關係不斷惡化。
2010年8月，中國GDP超越日本，2010年9月，中日兩國在釣魚島海域發生了撞船事件。中日關係的矛盾從以往的歷史摩擦過渡到海洋領土權益方面的爭論。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稱要將釣魚島“國有化”，中國對此採取了反制措施，中日關係遭受嚴重的影響。
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其執政一週年之際參拜了靖國神社，中日關係惡化達到頂峰。
這段時期裡，中日關係的惡化其實是經濟問題、領土問題和歷史問題的三層疊加——中日兩國國力的此消彼長，對國民心理造成了巨大沖擊，使得日本國民對中國產生反感；在此基礎上，領土爭端問題驟然爆發，歷史問題也顯得更加突出了。這幾個問題疊加到一起，最終導致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
中日關係的轉圜
中日關係的明顯轉圜是從2017年開始的。
實際上，2013年底中日關係惡化到頂點，中日兩國的矛盾若處理不好，很可能會擦槍走火。因此，2014年11月7日，國務委員楊潔箎和日本國家安全局局長在北京進行談判，達成了四點原則共識，“管控”不斷惡化的中日關係。
2016年9月杭州召開的G20峰會上，習主席與安倍強調要利用好2017年和2018年中日兩國建交45週年和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週年的契機，推動中日關係向前發展，中日關係真正開始轉圜。
緊接著，2017年5月，日本政府派出高級政黨代表團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自民黨幹事長，即日本自民黨二號人物參與了這次會議。日本表現出了渴望在“一帶一路”上與中國合作的意向。
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借到日本參加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正式會議的時候，正式訪問日本，被稱為新時代的“破冰之旅”，中日雙方達成了要搞務實合作，推動中日關係重回正常軌道，實現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共識。
中日關係轉圜的原因
中日關係止跌向好，固然是中日共同努力的結果，同時也與國際環境的變化有關。從日本方面來看，日本對華政策從強硬的“制衡”轉向柔軟的“協調”，主要基於以下幾點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調整隻是策略性的、手段性的，而不是戰略或根本性、實質性的。
第一，日本執政者內部要求改善中日關係。面對中日兩國這種力量的差距，日本不得不靠向中國。
第二，日本經濟界與中國合作意願強烈。中日兩國經濟相互依存度高，日本經濟界想要在中國“一帶一路”建設中獲利。
第三，日本解決朝鮮人質問題和參與朝核問題的需要。
第四，“特朗普衝擊”客觀上也促使日本“接近中國”，以減緩壓力和增加對美談判籌碼。
安倍訪華的主要關注點
對於即將到來的安倍訪華，我認為以下幾個議題可能受到關注：
第一，推進兩國發展成為符合新時代的關係。明年4月，日本現任天皇退位，持續30年的平成時代宣佈結束，這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2020年，日本還將舉辦夏季奧運會。而中國將在2021年建黨一百週年之際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上種種說明中日兩國都將進入新時代。
第二，“一帶一路”問題。日本肯定會參與“一帶一路”，但這是有條件的：需要確保項目透明度；保證債務國的可持續發展，財務健全性；加強第三方市場合作以及與“印太戰略”的對接和融合。
第三，中日創新和知識產權對話。面對中美貿易戰，中方可能向日本尋求高端技術，而日本也想借機填補美國留下的空間。但一直以來日本對華技術出口相對保守，中日雙方需要繼續進行談判和博弈。
第四，中日貨幣互換協議。 在貿易往來中拋開美元直接進行結算，有利於降低兩國貨幣風險和交易成本，有利於金融合作和人民幣國際化。
第五，放寬日本對華出口限制問題。福島核洩露後，福島周邊縣市產品出口受到限制，日本希望在中日關係改善轉圜情況下放開對華出口限制。
第六，綁架問題、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朝鮮承認在上世紀70、80年代綁架部分日本人到朝鮮從事對日的相關工作，日方希望就這個問題得到各方的幫助。同時，日方還希望積極參與到半島無核化的談判中來。
第七，海上搜救協定，海空聯絡機制。這主要是防止海空艦船和飛機發生碰撞，仍需進一步落實。
第八，區域合作。未來美國與日本的雙邊貿易協定不排除包含“毒丸條款”的可能，日本既想聯合美國製衡中國，又不希望被美國束縛，希望能夠與中國達成實用主義的合作。
中日關係的走向
我認為，近期（2018-2022）中日關係會繼續向好。其中既有中日雙邊的因素，也有國際的外部因素。
第一，安倍即將訪華，假如取得好成果，將為明年習主席的訪日創造較好的條件。若習主席明年能夠訪日，中日關係就會真正重回正軌，實現轉圜。
第二，2020年，日本東京夏季奧運會的舉辦，需要比較好的周邊環境，尤其是較好的中日關係，以保證其順利。
第三，2021年中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2022年北京第24屆冬季奧運會的舉辦，同時還有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紀念，也需要很好的周邊環境。
第四，外部環境的變化。尤其是“特朗普衝擊”，客觀上仍將繼續助力中日關係的改善。
然而，從中長期看，中日關係競爭依舊，仍將保持競爭為主、合作為輔的“競爭性合作”關係。這是由中日兩國的結構性矛盾以及亞太國際關係格局等因素所決定的。
第一，歷史問題、領土領海問題、臺灣問題，這些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只是被管控起來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這些問題可能再次突顯。
第二，國家層面。中國國力將持續上升，兩國國力差距將進一步拉大，中日關係結構性問題還將延續。
第三，民間層面。雖然兩國政府間關係改善，但民間國民感情並不如此，兩國國民的好感度依然很低。數據顯示，日本國民對華的好感度由1978-1990年的70%左右下降至2012年的20%左右。因此改善日本對華政策的民意基礎任重而道遠。
第四，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國因素的影響。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對外關係受到美國的巨大影響，未來日本也不會輕易放棄與美國的同盟。
總的來說，我們既要歡迎中日關係的改善，也要注意影響中日關係的因素都還存在，不能盲目樂觀。應該保持警惕，進一步夯實中日關係的經濟基礎，務實合作，以應對國際形勢變化帶來的風險！
問答環節
Q：最近言論NPO有個報告，中國民眾認為日本對中國友好的比例在上升，但今後也還有因為領土、歷史問題導致中日關係急轉直下的可能。黃老師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中國公眾有沒有可能邁過中日之間歷史領土的坎兒呢？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方法能幫助中日民眾走向成熟？
黃大慧：的確，民調顯示，中日相互間的好感度是有溫度差的。從日方來看，現在有大批中國人到日本去旅遊等，看到日本是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並且這幾年中國對日本的報道是相對正面的，因而中國民眾會對日本產生好感。但是日媒對中國的報道整體來說是負面的，這會對日本人產生巨大的影響。
更深層的原因是日本人的心態和中國人的心態不同。中國發展起來了，中國人變得更自信了，對外界的看法就比較樂觀。而相對應的，走下坡路的時候看問題會比較悲觀。所以，日本要真正從心理上不斷接受中國還有漫長的過程要走。
關於歷史的坎兒怎麼邁過去，我想很難邁過去，它需要時間的消磨。
Q：從學生視角看，應該如何引導青年學生在中日韓關係方面有正確的看法？
黃大慧：可以讓更多的日本學生、韓國學生到中國看看。應該多領著他們到中國各地轉轉，不僅要看相對發達的地方，也要看看一些落後的地區，儘量讓他們比較全面地瞭解中國。有了更多的瞭解，才能很好的理解，消除誤解。正因如此，加強中日青少年之間的交流尤為重要。
Q：您的觀點總體上是很客觀的，但在一個問題上我有不同的看法，民調反映很多日本人不喜歡中國，這樣的調查確實是存在的。但“你喜歡中國政府嗎”和“你喜歡中國人嗎”是兩個問題。對於多數日本人來說，他們是喜歡中國人的。還有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支持安倍首相。日本的社會是多元的，輿論也很複雜，希望大家能夠立體的看日本。至於我的問題是，安倍訪華，您最重視的問題是什麼？
黃大慧：首先我贊同這位觀眾的觀點，應該要多視角地看日本。而對於他的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務實的合作。實際上安倍這次訪華的議題，與5月份李克強總理訪日提出的議題有很強的聯繫。換句話說，安倍這次訪華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對今年5月份李克強總理訪日的回訪，希望李克強總理提出的課題進一步推進和落實；二是希望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明年實現訪日創造一個環境。我希望他能夠有積極的表現，也希望在積極表態基礎之上推行更加積極的對華政策。
Q：近期來看，美國在針對中國方面更像是在單打獨鬥，所以，我想請問一下您，這種背景之下，日美同盟繼續維持和強化是不是隻是日本一廂情願的想法，未來的日美同盟關係將會如何發展？
黃大慧：美國在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同盟，或者說同盟的基礎是日本。我認為，長遠看，美國不會忽視日美同盟。 短期看，由於貿易摩擦問題，日美關係會受到一定影響，特朗普的政策也會衝擊到日本，但這種影響不是根本性的，也許是短期的。不容忽視的是，無論安倍還是美國都非常重視日美同盟。一旦貿易戰平息下來，緊張的經貿關係得以緩和，日美強化同盟的態勢就會凸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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