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的夢魘，永遠盤踞他的一生
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自此開始。
這一年，年僅17歲的日本青年大島中典，以新兵的身份，加入了侵華戰爭。與惡魔為伍，在中國大地上，姦淫燒殺、無惡不作。
在這場戰爭中，日本奉行“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製造了震動全球的南京大屠殺等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暴行，千百萬中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家破人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戰後，大島中典作為倖存者回國，成為一名牙醫。本以為生活會趨於平靜，但作惡的夢魘始終纏繞著他，妻子、孩子、女婿、孫輩卻繼續失蹤、夭折甚或意外死亡。哪怕他跑到美國，試圖隱瞞歷史，都無法擺脫噩夢。
最後只留他一人孤獨終老，令他不能不深信因果報應。而這封信，便是他以遺言的方式，寫給美籍華人“遺言收集者”袁苡程的公開懺悔。
一位親歷戰爭的侵略者，選擇在遲暮之際，公開懺悔自己的惡行，是沉重之舉。無論於受害者、侵略者，還是所有人，這封信裡的一字一句都沉甸甸地砸響在每一個人的心裡。
八十七歲，大島中典揹負自己與國家的罪行超過半個世紀，始終不斷盤踞在他的腦海。他的罪孽不但沒有隨著歲月的流失而減少，反而日益累積，形成一座揮之不去的墓碑，死死紮根在他的生命裡。
一個起初連殺雞都不敢的男孩，到殺人如麻的劊子手。這種異化，是戰爭裡最殘酷的部分，它不僅奪去生命，奪去希望，還泯滅人性裡所有的美好。
大島中典，無疑是戰爭的陪葬品。他的生命雖然沒有在戰爭裡消逝，而這份曾經是“快感”的罪惡，卻成了他人生的死結，一輩子都揮之不去。
究竟是反思戰爭，還是反思戰敗？
這不禁令人想到，二戰裡，作為軸心國主力的德國與日本。兩個國家，在當今社會人們眼中卻是完全不同的形象。
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懺悔
德國柏林猶太紀念碑群，是為了祭奠那些在二戰裡受害無數的猶太人，而日本的靖國神社裡仍供奉著二戰裡死去的甲級戰犯。
德國剷除了納粹主義的基礎，而日本的頭號戰犯裕仁天皇並未得到清算，連他的兒子仍然是一位天皇。包括甲級戰犯嫌疑人也被無罪釋放，依然能成首相。我們可以理解為，日本的政界始終是這些戰犯後代的庇廕所。
這也就是為什麼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是——對罪行反省的德國與試圖掩蓋歷史的日本。所以也有人說，
日本人並不反思戰爭，他們只是反思戰敗而已。戰爭與個人命運的錯位
如果我們把人性視作中性詞，有善，有惡。那人性之於戰爭而言，就是最大化激發出“惡”的那一面。
加入侵華戰爭的大島中典，就是通過戰爭對人性“惡”的無限擴大，從蟲子都不敢虐待的人走向殺人上癮的兩級。在國家的利益之前，他的個人行為自然歸屬為集體行為的折射，在統一戰線的侵略裡，淪為了一匹泯滅“善”的惡狼。
於是當戰爭的浪潮退去之時，大島中典必須要去面對他人生裡永遠無法應對的一場錯位。
所以在信裡，我們看到戰爭之後，組建家庭，生兒育女，工作穩定的大島中典，看起來與曾經的戰爭生活徹底劃清了界限，實際上仍根植他的腦海。
戰爭裡嗜血成性的自己與和平年代裡安定的自己，是他生命的撕裂。他逃不開，躲不去。
集體意識與個人認知的錯位
如果我們把大島中典的創傷單純理解為PTSD（戰後心理綜合症），還不太恰當和足夠。因為大島中典在戰後帶來的焦慮型失常之外，家人接連的失蹤與死亡所產生的宿命性，是一種無形的審判，更是將他的夢魘推向了極致。
所謂最先離開世界的人未必是最慘痛的，反而是那些想死而不能，始終被陰霾折磨一生的人，才揹負著最大的折磨和痛苦。
也正是這種不斷纏繞又加深的折磨和痛苦，讓他對自己在戰爭裡的罪行，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做出了懺悔。而這封信，便是他的罪行陳詞。
在日本試圖掩蓋罪行之時，在彌留之際的大島中典，將自己的罪行公之於眾。雖然這些無法抵償他所犯下罪行的萬分之一，但對於這份不加回避與粉飾的懺悔，我們並不能完全否認他的意義。
這世界，有很多遲來的懺悔，但從來沒有多餘的懺悔。
大島中典一生的悲劇性，是源自戰爭。戰爭裡的犧牲品，不僅來自受害者，也來自侵略者；不僅來自戰敗者，也來自戰勝者。集體的風暴裡，並非只有群體的成敗，還永遠承載著無數個人命運的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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