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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50期）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WTO的第143個正式成員。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中國“入世”為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中國以自身的發展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
（2001年11月11日，時任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籤字儀式上舉杯慶賀。 當年12月11日起，中國成為WTO的第143個正式成員。）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WTO的第143個正式成員。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如果從1986年7月10日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大使錢嘉東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申請“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方地位”算起，中國立起這塊里程碑整整用了15年。1999年3月1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感慨道：“中國進行復關和入世談判已經13年，黑頭髮都談成了白頭髮，該結束這個談判了。現在存在這種機遇。第一，WTO成員已經知道沒有中國的參加WTO就沒有代表性，就是忽視了中國這個潛在的最大市場。第二，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驗的積累，使我們對加入WTO可能帶來的問題提高了監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國準備為加入WTO做出最大的讓步。”
朱鎔基這番話代表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和意志，而能夠最終完成入世談判也恰恰是這一堅定意志的結果。入世讓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讓中國找到了不斷深化改革的座標，讓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讓中國和越來越多的國家變成了互利共贏的經濟夥伴，同時也讓世界有機會在更高的水平上理解中國，並進入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最具潛力的市場。
從2001年到2018年，入世17年間，中國深度參與到多邊化貿易體制，在國際貿易、投資、服務和技術方面與其他國家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資本融合、資源融合、市場融合、規則融合促使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利用要素，推動中國國內經濟體制、法律體系和對外經貿體制的不斷變革，讓中國社會發展一步步站上更高的高度，極大提高了中國的生產力水平。
（這裡是上海洋山深水港。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已連續多年位居全球第一。繁忙的港口見證了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的持續繁榮。）
入世17年，中國分享了自關貿總協定以來8個回合談判所達成的關稅減讓成果，更廣泛地分享了WTO的各項普惠制待遇，極大改善了中國的貿易條件。資料顯示， 2001年，中國GDP在全球的比重僅為4.02%，到2017年，這個比重達到了15%；從貿易數據來看，2001年，中國進出口總額0.51萬億美元，僅佔全球進出口總額的4.02%，到2017年，中國進出口總額4萬億美元，約為2001年的8倍，佔全球進出口額的12%，較入世前提高了7.98個百分點。2001年到2017年的16年間，中國實際GDP年均增速超過9%。
與之相應，中國加入WTO為所有成員國提供了更多貿易和投資機會，拉動了世界經濟的增長。17年間，中國是WTO成員中對世界經濟貿易增長最大的貢獻者，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度不斷提高。2001年，中國實際GDP對全球貢獻率僅為0.53%，對全球實際GDP增長率的拉動度為0.03個百分點；到了2015年，中國實際GDP對全球貢獻率達到了24.8%，對全球實際GDP增長率的拉動度達到0.6個百分點。從全球意義上說，中國入世為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中國以自身的發展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
中國入世所帶來的改變，不僅體現在對世界經濟的有力支持，也體現在對入世承諾的信守、對世貿規則的尊重以及推動國際貿易規則向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促進了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改變和全球經濟治理的演變。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就在中國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當口，世界正在發生著重大變化，民粹主義抬頭，經濟霸凌主義不斷惡化。此時此刻的中國挺身而立，成為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堅定維護者，這不只是為了中國，同時也是為了世界。
（《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親歷者 孫振宇
入世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里程碑
中國剛剛加入WTO的時候，國內對入世的批評聲音非常大。一些學者與政府相關主管部門普遍存在擔心，怕這是“狼來啦”。因為中方在入世協定中做了不少承諾，包括大幅度降低貨物進口關稅，開放服務貿易市場，修改相應的法律法規等等，這些都很有可能給國內的企業和就業帶來衝擊，甚至會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因此，我們如何應對入世帶來的挑戰是當年國內面臨最大的課題之一。
WTO的小學生
為了妥善應對這一挑戰，認真履行我國的入世承諾，國家專門舉辦了省部級領導關於世貿組織規則的培訓班，朱鎔基總理等國家領導人親自授課，各個省份黨政一把手都參加了培訓。當年參加談判的各個部委領導和專家學者為培訓班成員系統講解了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則以及中國入世後需要做哪些內部改革工作。
除了國家層面的培訓班以外，各個省市與地方的培訓班也辦得熱火朝天，在全國掀起了學習世貿組織規則，認真履行入世承諾的熱潮。這是一項非常艱苦細緻的工作。
中國入世後，經過一段過渡期，中國政府完全按照承諾修改了2000多項法律法規（加上修改地方的法律規章共19萬多項），貨物進口平均約束關稅從43.2%降到15.3%，放寬100多項服務貿易分部門准入限制，獲得世貿組織成員普遍好評。總幹事拉米甚至對中國履行承諾給了A＋的評價。這一切都來之不易。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為履行入世承諾付出的巨大努力。
記得當年吳儀副總理曾指示我們要“學習規則、熟悉規則、運作規則，同時要積極參與制定規則”。而且她強調，“在世貿組織談判中，不當絆腳石，不當領頭羊。”由於我們剛剛加入WTO，是個新成員，即便想當領頭羊，其實條件還不具備。不過我們雖然是新成員，但畢竟經濟體量擺在那兒，其他成員也不敢小看。
中國在世貿組織裡的地位和影響力，有一個發展過程。在世貿組織裡，印度和巴西作為創始成員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的領袖。我們是初來乍到，而俄羅斯當時還沒加入WTO。世貿組織重大決策長期由歐美主導，美國、歐盟、日本和加拿大這四方很強勢，基本上重大事項，都是他們先私下商量好，再與其他主要發達國家協調。方案提出後，他們會通過各種關係和手段，脅迫發展中國家接受，基本就是這麼一個套路。
中國加入之後，和印度、巴西、南非、阿根廷等國家抱團，並與東盟、非洲、拉美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密切合作，在整個多哈回合談判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發展中國家有兩個重要團隊。
一個是農業談判的G20，由20多個國家組成，巴西牽頭，核心是巴西，印度、中國、南非、阿根廷等。這個談判是進攻性的，要求發達國家減少農業補貼，降低農產品關稅。最後農業談判主席提出的案文裡，很多G20的建議被採納。例如，歐盟承諾削減80%的農業補貼，美國承諾削減70%，發達國家農產品關稅最低削減36%。
另一個是保護髮展中國家農民生計的G33，由30多個發展中成員組成。這個談判集團由印尼牽頭，核心是印尼，印度、中國、土耳其、菲律賓、韓國等成員。這些國家的農業都比較脆弱，強調保護中小農戶利益。爭取一些敏感農產品進口關稅不降或少降，同時降低關稅後，一旦國外農產品突然大量湧入，需要有個特殊保障機制（SSM），採取臨時提高關稅等措施。遺憾的是，由於美國堅持其強硬立場，加上美國政府換屆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多哈回合無果而終。
WTO需要改革
在當前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多邊貿易體制日益被邊緣化的形勢下，一些成員對WTO改革的討論日益升溫。這對阻止逆全球化勢頭的蔓延，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無疑是一個值得歡迎的舉動。
我們必須承認，WTO並不完美。其弊端就是太民主了，所有事項都要協商一致。多哈回合之所以這麼難，一個重要原因是把20多個議題打包，要在164個成員中達成一攬子協議，這個難度就太大了，所以談了17年也沒結果。
我覺得當前WTO面臨最迫切的挑戰是如何使所有成員都回到遵守WTO的基本規則上來，不能讓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大行其道，不能允許任何顛覆WTO基本規則的企圖得逞。不能允許某一個成員的國內法規凌駕於多邊貿易規則之上。
保證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正常運行是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當務之急是打破大法官遴選程序的僵局。不能因為某一個成員的抵制而導致上訴機構的癱瘓。對今後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改革，多哈回合談判中各個成員已經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但總體上成員普遍認為WTO爭端解決機制比起許多國際司法機構的運行均獲得更多的好評。目前存在的一些缺陷完全可以通過成員進一步談判加以改進。
在討論WTO改革的過程中，一些成員為了防止美國退出WTO，建議重點討論解決美國當前最關切的議題，如政府補貼、國企紀律、競爭中立、強制技術轉讓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等。實際上，這些議題有些在多哈回合談判的議題中已經涵蓋，有些則屬於新議題，需要在今後規則談判中妥善解決。這與WTO的改革是屬於不同層面的問題。
毋庸置疑，各個成員對制定新的貿易規則都有自己的關注和訴求，例如一些成員認為對 TRIPS協議應當進行改進與補充。現有協議主要從發達國家企業技術專利的保護出發，但對技術專利的引進方利益關注不夠。WTO應當鼓勵技術的自由轉讓，如果任何政府要干預企業，強迫轉讓技術是不對的。同樣，如果一國政府要干預企業，禁止轉讓技術也是不可取的，這與WTO的基本原則是相違背的。只有鼓勵企業之間轉讓技術，促進貨物、服務、資本、技術跨境自由流動，才能更好地造福人類。
因此，WTO對政府禁止企業之間技術轉讓應當有紀律約束。正如2004年在TRIPS與公共健康問題達成的協議一樣，要兼顧各方利益的平衡。
現在一些發達成員抱怨WTO對其不公平。如果說WTO存在不公平的話，首先是對發展中國家不夠公平。現在的WTO基本規則，都是在發達的大國主導下制定的，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不斷地進行改革以適應WTO規則的各項規定。
特別是烏拉圭回合增加了服務貿易，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與貿易相關的投資協定（TRIMS）等內容後，發展中國家在WTO內享受的權利與承擔的義務出現巨大反差，大大提高了他們履行承諾的行政成本。多哈回合談判的初衷是要重點解決發展中國家關注的不公平問題。這是WTO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所以，我們在討論今後WTO改革的方向，應當對發展中國家的各項關注與訴求給予充分的考慮。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回顧起來，應該說，中國入世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我覺得入世最重要的作用是給國內外企業的營商環境帶來巨大改善。投資貿易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對提振中外企業開展經貿合作的信心發揮了重要作用。
入世對深化我國外貿體制改革意義重大。以前，全國只有十幾家外貿專業公司有進出口經營權，入世後國企、外企、民企三大外貿主力軍一起發力，貨物與服務進出口、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業務都取得長足進展。由於來料加工與進料加工業務的廣泛開展，許多企業直接加入了全球價值鏈當中，為提升中國企業產品質量與國際競爭力打下良好的基礎。經過10多年的奮鬥，使我國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二大經濟體。
入世對我國的法制建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世貿組織許多基本原則如透明度原則、非歧視原則（包括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以及貿易投資自由化原則對我國國內各個經濟領域的立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應對新挑戰
但是，就在我國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同時，國際上出現了“百年未有之變局”: 英國脫歐，特朗普退群，逆全球化，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美貿易戰逐步升級等等，給我們帶來巨大挑戰。不過，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40年前的中國，“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
我們國家40年走過的歷程證明了唯有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才能發展。按照我國經濟發展的節奏和自主的時間表，進一步擴大開放，堅持深化改革，是我們應對當前挑戰的法寶。正如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在許多重大國際場合所重申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而且會越開越大”。
進一步深化國內改革開放，面對日益升級的中美貿易戰，最重要的是辦好自己的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對國企、外企、民企要一視同仁，解決好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市場準入等問題，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對外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管理，並且不斷減少負面清單（目前已經從122項減少到48項）。不過在金融領域的開放要慎重，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
與此同時，我們要高舉經濟全球化的大旗，力挺多邊貿易體制。推動WTO談判功能的恢復，多哈回合談判是“發展回合”，談判的宗旨是重點解決發展中國家的關注與訴求。現在這一承諾還沒有兌現，如果能將多哈回合剩餘議題與電子商務、投資便利化和中小企業等新議題有機地結合起來，可能對新議題討論的推進會更順利一些。
一些成員建議今後更多采取諸邊談判的模式，這種談判模式效率會更高一些。例如ITA、GPA談判都是成功的案例。目前EGA、TISA談判處於停滯狀態，如果能早日恢復也許能成為一條重要途徑。
在國際舞臺要堅持擴大我們的朋友圈，加強與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成員國、亞非拉各國的密切合作，以“一帶一路”倡議的逐步落實作為紐帶，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自貿區談判，推進互聯互通；推進RCEP與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推進中歐BIT談判，探討與英國加拿大自貿區談判的可行性。總之，通過貿易投資多元化減少中美貿易戰給我國帶來的負面影響。
（口述：孫振宇；撰稿：《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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