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文史資料：土默特蒙古姓氏瑣議

土默特蒙古生息於土默特地區已有近五百年的歷史。對其五百年間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興衰際遇，史學界已有專文論述，這裡僅就土默特蒙古姓氏的演變作一點膚淺的探討。據《輟耕錄》載，蒙古氏族計有七十二種，如甕吉剌歹、郭兒剌思、伯要歹、忽神、兀魯歹、禿別歹、外剌歹等等，絕無與《百家姓》或者《千家姓》所載相同者。筆者生於斯，長於斯，頗留意有關本地區之著述和資料，發現土默特蒙古之有漢姓或漢式姓氏。不過是近百年以來逐漸出現的。這一社會現象，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探討其由來、演變，或許對本地區的歷史乃至民族、民俗諸學科不無裨益。因而不揣冒昧，寫此短文，以為引玉之磚，敬請識者指正，並盼補充。

一、蒙古族人名的變化

在談土默特蒙古族姓氏之前，有必要對其人名的變化稍作敘述。

十六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土默特蒙古族的人名，完全是蒙古式的，不受其它民族

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以阿勒坦汗為首的土默特部皈依藏傳佛教(格魯派)，喇嘛教逐漸成為全民的宗教信仰。孩子出生後，多有請喇嘛命名者，於是土默特蒙古開始出現藏語人名，如道爾吉、扎布、扎木蘇等等。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本世紀初。此其一變。

1628年，土默特部降附後金（即滿洲），至1636年清廷編土默特部為左右兩翼，每翼一旗，完全按清制設官牧民，土默特改為滿洲的附庸。由於滿族系統治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對土默特蒙古的影響甚為深刻，約當清朝中葉，土默特蒙古的風俗習慣在不少方面已經滿化，如服裝多改蒙古袍為半截袍，婦女的髮式改鏈椎為“兩瓣頭”，鞋改蒙古靴為“高底鞋”；其它如禮儀方面的滿式請安，稱謂方面改“必力更”(嫂子)為姐吉，稱姐姐為“格格”(再後簡稱為“格”)等等。隨著風俗的滿化，人名亦隨之一變。滿洲人除以滿語命名者外，多有以漢語起吉祥如意之名者，為福臨(順治皇帝)、富昌、吉福、永德、瑞良(均為綏遠城將軍)、福長、普泰、安祥、文保、恩銘(均為綏遠道員)等等。土默特蒙古受其影響，有的起滿語名字，如阿慎阿、伊精額、喜蒙額、札格勝阿等等，更多的則起滿式漢語名字，如德勝、泰順、錫齡、國安、經濟、吉祥(均為佐領)、福承、瑞恆、鳳林、瑞春、慶春(均為驍騎校)等等，此種情況一直保持到民國年間。此其二變。

從康熙、雍正兩朝開始，清廷逐漸採取開墾土默特牧場的政策，乾隆朝開墾達到高潮，大批邊內農商之民蜂擁出邊墾殖、經商，人口越聚越多，為土默特蒙古的十數倍，土默特地區遂形成蒙漢雜居區，大多數村莊漢族佔絕大多數，交際交流幾乎完全為漢語。經過長時間濡染、影響，到清末，土默特蒙古族的民族語言已處於淪失的邊緣，其風俗習慣亦摻入許多漢俗，即以人名言，蒙古族起漢名者逐漸多起來(平民尤多)，如光緒年間的三來柱、蘭鎖子、銀柱、福柱、胖撓子，民國初年的明才、存旺、才才、海牛、成成、安安等等。到1930年以後，土默特蒙古族多數人均已取漢名，並冠以姓氏。此其三變。

根據上述情況可知，土默特蒙古之人名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變化過程：蒙語人名——蒙藏相間——蒙、藏、滿相間——漢、蒙語人名。這一變化過程，純系蒙古族人名的“漢化”，而漢化的結果之—就是採取用漢姓或漢式姓氏。解放以來，部分蒙古族已拋棄漢語人名，而以蒙古語人名代替之，表明其民族文化傳統在恢復和弘揚。

二、蒙古族姓氏沿革

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土默特蒙古族的姓氏有如下一百一十餘種：

雲、榮、張、章、王、李、趙、孫、賀、郝、謝、康、丁、卜、補、包、巴、蘇、常、昌、田、任、景、萬、殷、都、孟、伊、奎、吉、錫、富、傅、伏、滿、文、姜、豐、穆、亢、吳、武、黃、肖、經、高、朱、韓、賈、劉、白、馬、金、陳、何、徐、境、墨、胡、恆、廉、連、石、遊、成、楊、林、玉、俞、奇、齊、祁、魏、洪、通、克、多、杜、焦、柴、霍、薛、曹、曾、烏、蘭、宋、潘、方、古、鮑、蔣、佛、全、南、松、錢、周、馮、明、牛、銀、藺、姚，閻、薄、鍾、春、安、郭、鄭，夏、元。

如此眾多的姓氏是怎麼演變來的呢?《通志·氏族略序》說：古代“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三代(按，指夏、商、週三個朝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這是就漢族而言的，蒙古族與此不盡相同，但在“別貴賤”這一點上則頗為一致。如成吉思汗出身的黃金氏族曰孛兒只斤，其姓為奇渥溫。黃金氏族系貴族，其後裔極重視自己的“所由出生”，因而其姓氏一直保留至今，如鄂爾多斯各旗貴族取“奇渥溫”之奇為姓，土默特等旗黃金家族後裔取“孛兒只斤”首字的同音或同聲字卜、薄、包、寶為姓。但是，古代蒙古族似乎更重視氏，即某人出自某氏族，用以“別貴賤”，別“所由出生”。如《蒙兀兒史記》載：“（木）合黎，札剌亦兒氏”，“孛羅忽，許兀慎氏”，“者勒蔑，札兒赤歹兀良孩氏”，“者別，別速惕氏”，“伯顏(丞相)，你出古惕巴阿憐氏”。元朝以後，不僅以血緣關係結成的蒙古社會經濟單位——氏族早已打亂，即使是成吉思汗時代的千戶制也已不復存在。退出中原的蒙古族幾經戰亂，重新組合而成新的部落(也有稱作鄂托克的)，儘管氏族的殘跡仍然留存於蒙古社會中，但畢竟已不佔重要地位。因而十五世紀後期到十六世紀，除個別原來聲勢顯赫的望族外，見於史籍的對人的稱謂，一般已形成這樣的模式：某某部落的某某人，《蒙古源流》等書的記載即如此，例如“衛刺特·扎哈明安之浩海·達由”，“蒙郭勒津之蒙克拜”，“永謝布之伊斯滿太師”，“土默特·茂明安之多郭蘭阿忽勒呼”，“土默特·杭錦之阿勒楚賚”等等。這種稱謂方式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紀中葉。清朝定鼎北京以後，蒙古族的稱謂有所改變。對官員的稱謂，上級部門(如理藩院)對下的稱謂一般是“地區+部(旗)名+職銜+名字”，如“歸化城土默特左翼都統古祿格”、“歸化城土默特參領達爾瑪”等等；如在本旗之內，則只稱職銜與名字，如“佐領阿拉布坦”、“驍騎校仁欽道爾計”等等。對披甲、兵丁則稱“某佐領下披甲某某”，“某佐領下某人”。到清末，如前所述，不少蒙古族採用漢名，這一時期的稱謂再度變化，一般稱作“蒙古某某”，如“蒙古蘭鎖子”， “蒙古明才”等等，名字之前並不冠以姓氏。

土默特蒙古採用漢姓或漢式姓氏，約始於晚清，即十九世紀後期。據同治十二年(1873)的《重修畢齊克齊城隍廟碑記》載，該廟地基由蒙古何姓施捨，修廟董事之一為“蒙古甲頭任從”。由此可知，至遲在1873年部分土默特蒙古族已有漢姓或漢式姓氏。但是，使用這種姓氏則較晚，大多始於民國初年，盛於二十年代以後。例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的土默特兩翼參領、佐領、驍騎校、前鋒校表內共計一百四十餘人，僅有一人名字之前冠以姓氏(見附表一)。大約當時部分人雖已有漢姓或漢式姓氏，但在正式場合(如官場活動、簽定契約等)絕少使用，只有個別人例外，如1907年隨棚考試的蒙古文童巴文峒，同年貽谷獎勵辦墾出力人員名單中的雲隆。中華民國建國後，土默特蒙古族使用漢名並冠以漢姓的逐漸多起來，到二十年代已普遍使用漢姓或漢式姓氏。如1923年至1925年土默特旗旅京學生四十六人(見表二)，其中三十八人有姓、名和字(如奎璧字子璋，吉雅泰字岱峰，李裕智字若愚，趙誠字璧臣)。再如1931年土默特旗職官表內共列一百一十—人，有漢姓者約佔40％(見表三)。那麼，土默特蒙古族的漢姓或漢式姓氏是怎樣被採用或確定的呢?這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僅就已瞭解到的情況分述如下。

1、以氏族、部落名稱首字為姓：

據清編《土默特旗志》載，土默特蒙古有孛兒只斤氏、巴拉格特氏、雲碩布氏、烏梁漢氏、納(拉)氏等。孛、巴為氏族名稱，其後裔取首字為姓氏，如和林格爾縣臺吉營子的卜姓、包姓，包頭一帶的巴姓即屬此類。雲、烏為部落名稱，大約在明末的社會大動亂中，部分永謝布、烏良哈等部落的屬民流落於土默特地區，成為土默特兩翼之屬眾，其後裔不忘自己的“所由出生”，遂以部落名稱的首字為姓氏，土默特蒙古的部分雲姓(如美岱召一帶)即屬此類。

2、以父名之首字為姓：

土默特蒙古族以父祖之名首字為姓者頗多，如參領賀色畚之子孫以“賀”為姓，參領萬才之子孫以“萬”為姓，總管滿泰之子孫以“滿”為姓等等。此外，有的蒙古族本無漢姓，在社會交往中，彼此初次見面，往往相互詢問“貴姓?”蒙古族遂名字之首字漫應之，久而久之，遂以此為姓，如錫琨、常齡，均系滿式名字，本人及子孫竟以“錫”、“常”為姓。

3、因職業而定姓氏：

土默特蒙古族的姓氏，有的因職業而定，如畢克齊香坊巷之馬家，其先人曾長期從事牲畜交易業，並任當地牲畜交易市場(即牙行)頭目，凡交易，須其人主持方可成交，歷時既久，買賣雙方漸呼之為“馬頭兒”或老馬，於是其後代遂以“馬”為姓。

4、因訛傳而定姓氏：

目前僅發現一例。現居武川縣西紅山鄉大公村、小公村的蒙古族，系輔國公剌麻札布之後裔，而剌麻札布的先祖為土默特部首領阿勒坦汗，故而輔國公一系為土默特之黃金氏族。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美岱召一帶至大青山後的牧場，為把漢那吉及博達錫裡之領地。有人根據歷代輔國公死後均歸葬美岱召祖墳的事實，推測剌麻札布與把漢那吉或博達錫裡有淵源關係。但是，在美岱召和大公村一帶，民間傳說美岱召的太后廟為遼代蕭太后之廟，並由此演繹出輔國公一系為蕭太后之後人。到剌麻札布的七世孫，誤信訛傳，竟以“蕭”為姓，迄今未變。

5、相互影響而定姓氏：

民國初年，土默特蒙古有的已有漢姓或漢式姓氏，有的則無。無姓氏者效法已有姓氏者，彼此間或因親戚，或因關係密切，或張或李或王定為姓氏，這種現象在土默特高等小學校尤多。如常黑賴村李明旺本無姓氏，入學註冊時，先生以為“應該有個姓”，他急切間問其表兄姓什麼，答曰“姓李”，於是他便說：“那我也姓李吧”，自此遂以李為姓，“姑舅姓甚我姓甚”一時傳為笑談。諸如此類的事，並非絕無僅有，如在編查戶口時無姓氏者為了“有名有姓”，向親朋故舊借某一姓氏為己姓者往往而有。

6、因特殊需要另定姓氏：

這類情況多發生在革命幹部中。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因工作需要或別的特殊原因，往往有改換姓氏者。如徐史、李振華、黃靜濤原先分別姓雲、連、丁，參加革命後始改為現在的姓氏。另外如土默特總管榮祥之長子榮鍾麟，抗日戰爭時曾赴延安學習，—度改姓名為胡鐵麟。

7、其它：

除上列諸種情況外，還有一些特殊情況，如民國以來有抱養他人嬰兒為子嗣者，個別人長大後有以生父之姓為姓氏的。還有一些窮苦蒙古，被迫頂替富家子弟充當壯丁最後竟以被頂替者的姓氏為己姓。

以上僅為初步瞭解到的情況，許多蒙古族漢姓或漢式姓氏的來源尚不清楚，例如趙姓，會不會是由昭那斯圖、昭日格圖之類的名字演化而來?王姓有無可能系取自旺吉拉、旺親之類名字的首字?蘇姓或許與蘇都那木蘇亞拉圖一類名字有關?這不過是一些推測，一時尚難找到確證，故而只得暫付闕如。

三、關於雲姓

土默特蒙古族姓雲者甚多，究竟是什麼原因形成這—社會現象的呢?黃靜濤先生在《土默特歷史問題叢說》中認為：“我以為歸化城土默特人姓雲，偶然性很大，而且是較晚時候才出現的，其普遍地出現，甚至是在民國以後。”事實近乎如此。清編《土默特旗志》的《職官表》共列一百四十四人，無一姓雲者。(見表一)在土默特歷史文獻檔案中，僅見雲隆為雲姓(1907年)，此外僅知的雲姓為1911年前後的辛亥革命志士雲亨(嘉惠)，彼時土默特蒙古是否還有姓雲者尚不清楚，但這起碼錶明，清末土默特蒙古姓雲者並不多見。民國以後，雲姓漸多，例如1923年在北京蒙藏學校就讀的土默特青年共四十三人，其中雲姓十五人(按，本地雲、榮發音相同，且同—家族兼有云、榮二姓，為統計方便，姑且視為一姓)，佔35％(見表二)。到1935年，土默特旗呈報蒙藏委員會的《職官表》共列一百三十四人(兼職重名者不計)，有漢姓者六十七人，其中雲姓二十二人，佔32.8%。(見表四)可見時代愈晚，雲姓增加愈多。

關於雲姓的來源，《土默特歷史問題叢說》指出：“客列亦惕氏速哥、拔實二人……他們的先人或後人均被封為雲國公。速哥轄治八達嶺以北及山西地區，這已經很接近土默特的居地，那個雲國公的封號，不能說，綿延開去一定不能成為一種族姓的依據。”此說為我們探討雲姓的來源，提供了一種思考的線索。然而，時代既遠，又無資料佐證，一時尚難稽考。也有人以為，歷史上以地名為姓氏者不乏其例，土默特地區歷代曾有云中，雲內等州郡建置，部分蒙古族的雲姓或許來源於此。這也是一種推測，不足為據。

當然，也有人曾確切指出過雲姓的來源，如榮祥先生在其《土默特沿革》中說：永謝布“是土默特部的族姓，漢字書中有寫作永邵卜的，也有寫作雲石堡、雲社堡、永謝堡的……幾百年來，呼和浩特土默特蒙古人自己用漢字寫族姓時都是寫雲碩布，決不用別的寫法”。又說，土默特“十二分部裡，有七個部分是以雲碩布氏的氏族人口為主體而編制起來的，所以叫永謝布之七鄂托克，又叫多倫土默特……其餘五個分部是由少數雲碩布氏和各種氏族人口，其中包括許多漢人混合組成”。雲社堡村“正是永謝布之七鄂托克的適中地方，也應是這個部族的總辦事處”。榮先生的上述論斷，在下列幾方面難以成立。

首先，永謝布並不等於土默特。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大量史料表明，達延汗時期，其右翼三個萬戶為鄂爾多斯、土默特和永謝布，三者並列，不存在等同或替代關係。把土默特人說成永謝布人，進而把雲碩布氏定為土默特蒙古的族姓，沒有史實依據。因而如黃靜濤先生所說：“說土默特人普遍姓雲就是永謝布氏的簡化云云，恐怕就難於成立”。

其次，所謂“永謝布之七鄂托克，又叫多倫土默特”，恐怕是搞錯了。據《蒙古源流》等書記載，永謝布萬戶是由大永謝布、阿速特和喀喇沁組成的，“永謝布七鄂托克”應為“永謝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或“喀喇沁七鄂托克”，其領主為阿勒坦汗之弟巴雅思哈勒(昆都倫汗，即老把都)，其駐牧地在張家口以北，與朵顏衛兀良哈相鄰。而多倫土默特即《明史》所謂多羅土蠻，其領主為阿勒坦汗之叔父阿爾斯博羅特及其子孫，駐牧地在穆納山(烏拉山)以北，系十二土默特之一部，與喀喇沁是屬於不同萬戶的兩個部落。故而所謂“用氏族稱呼，就叫作‘永謝布之七鄂託’，用部落稱呼便叫作‘多倫土默特’”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

再次，雲社堡村既為雲碩布氏的“總辦事處”，那麼其居民當然應是永謝布之屬民，自應如榮老先生所說，他們該姓雲碩布氏。然而實地調查的結果恰恰相反，世居該村的蒙古族並不姓雲，而是姓李。據村中老年人講，李姓之始祖，由東北出征西北，與另外四人結為安答(即結拜弟兄)，凱旋後路經此地，看到水草豐美，五人遂留居於此。實地勘察李家祖墳結果如下：數十畝大的墳園，最北邊為並排五個墳丘，以後所埋均為老三之後代，墳地中間因水衝沙壓，已難辨出墳丘，但從第一代到最南的墳墓，共安葬約二十代人，足證李姓確係原居該村之蒙古族，亦說明故老相傳不謬。還有需要說及的一點是，雲社堡僅僅與永謝布或雲碩布諧音，並不能說明就是雲碩布氏的“總辦事處”。正如雲石堡是明朝的一個邊防城堡一樣，雲社堡大約僅是一個比較古老的村名，這在土默川並非絕無僅有，例如楊家堡村雖為漢語名稱，但並不影響她是一個蒙古族聚居的村莊(清末以來始漸為蒙漢雜居村)。以堡為名的村子還有一些，如畢克齊的前身名為聚安堡，名為裡堡的村莊也有數個。因此單憑諧音而無其它佐證的附會是不能成立的。

那麼，土默特蒙古的雲姓是怎麼來的呢?筆者作過一些調查，茲將結果分述如下。

1、由雲碩布氏演化而來：

明代土默特部與鄂爾多斯、永謝布併為蒙古右翼三萬戶，關係密切，特別是阿勒坦汗時期，關係更加密切，如1550年右翼蒙古進軍明都北京的“庚戌之變”，有永謝布騎兵參加；阿拉坦汗用兵西海，永謝布人參與其事，並留大量部眾駐牧於彼（清朝以來青海之雍熙葉布即其後人)；1570年以後，永謝布之大小領主跟隨阿拉坦汗接受明朝封授的官職(都督同知到百戶)並參加馬市交易。《土默特歷史問題叢說》指出，在永謝布之內有土默特人。反過來說，土默特之內也可能有永謝布人(如土默特的畏吾兒沁部就與永謝布前領主亦卜剌頗有關係)，但當時各部延納友鄰部落屬民是不容許的，因而即使相互包容屬民也是極有限的。明末，右翼諸部歷經戰亂，永謝布、喀喇沁首先被林丹汗擊敗，其部眾潰散，這大約就是清朝以來沒有以永謝布之領主及其部眾建旗編佐的原因。永謝布之部眾逃奔土默特者有之，這與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部分蒙古族清初由呼和浩特附近之哈拉沁遷徙至彼的情況是一樣的，故而清編《土默特旗志》載有“雲碩布氏”。這部分永謝布人不忘其先，以云為姓乃情理中事，誠如榮祥先生所說，他的家族即為雲碩布氏。大約還有一部分雲姓亦如此，但土默特如此眾多的雲姓，絕非全系永謝布人則可以肯定。

2、以父祖之名首字為姓：

土默特蒙古的雲姓，有的系取自父祖名字之首字。如把什村雲萬虎之先人名叫雲吉布，曾任土默特右翼嘎勒達(參領)。本世紀初，蒙古族漸有采用漢式姓氏者，雲吉布之後裔遂以“雲”為姓氏，目前已歷四代而不變。

3、取“容”的同音字為姓：

自十八世紀前葉清廷大規模開墾土默特牧場以來，大批漢族徙來墾殖，蒙漢之間因土地及租銀屢屢發生糾紛。1907年欽差墾務大臣、綏遠城將軍貽谷整理土默特地畝，為搜刮地價、荒價等銀，剝奪土默特蒙古之地權，以發放“龍頭大照”的形式承認漢族對土地的所有權；1915年，綏遠當局以比貽谷更苛刻的條件繼續清理土默特地畝，併發放“部照”(即“乙卯大照”)。經此兩次清理，土默特蒙古的戶口地被剝奪殆盡，蒙漢糾紛更加增多，加之大民族主義加之於蒙古族的歧視和壓迫，更加劇了兩族間的矛盾。本地漢族的習俗之一，是在年節時供奉祖宗牌位，俗稱之為“容”。“容”最初當時為祖宗遺容，由遺容而演變為牌位(自始祖而下，按輩分書寫於紙或布上並加裝裱)，年節時期懸掛室內，供子孫叩拜。本地區容與雲同音，發音均為yong。部分蒙古族憤而以“容”為姓，以為“你們供容，老子就姓容，蹲在你們祖宗頭上！”用漢字書寫多寫作雲。如康臺吉村蒙古族的雲姓就是這樣來的。

4、相互影響，雲姓漸多：

據幼年曾在土默特高等小學校讀過書的老人講，民國初年該校學生中雲姓並不很多，不少學生只有名而無姓氏。以後由於受漢俗影響，採用漢式姓氏者多起來，同學間相互影響，以云為姓者漸漸增多，三十年代以後社會上這類現象也多起來。

上述諸種情況，可能僅僅反映部分雲姓的來源。“雲”作為一個為眾多土默特蒙古族採用的姓氏，其淵源尚需進一步探討。

四、蒙古族姓氏的特點

土默特蒙古原先並無漢姓或漢式姓氏，其歷史最久者亦不過百餘年。從其沿革變化中可以看出大致有下述特點。

其一，蒙古族生活方式隨著草場的開墾而改變，其過程為由遊牧而農耕，飲食由乳酪、肉類而糧食，衣著由傳統蒙古服裝而漢式褲褂，居住由蒙古包而屋居，語言由蒙語而蒙漢相摻最後變為盡操漢語，禮儀習俗亦揉入不少漢俗。這些即通常所謂“漢化”或“同化”。蒙古族的漢式姓氏由無到有，歷史較短，到四十年代，除召河一帶仍保持遊牧生活者外，無姓氏者已經鮮少。因而其漢式姓氏，純系被“漢化”的結果。

其二，蒙古族之漢姓或漢式姓氏，並不象漢族那樣對姓氏恪遵不渝。漢族視改換姓氏為叛祖出宗行為，故而其姓氏歷久不變。蒙古族的姓氏則保持相對的靈活性，父祖輩姓彼，到子孫輩改為此姓者往往而有，如常壽山之子孫有的改常姓為李姓，克壽卿之子孫改克姓為雲姓。甚至同一家族姓氏互異者也屢見不鮮，如參領都格爾札布為雲碩布氏，其子孫計有榮、雲、殷、經、都五姓之多。另外，部分蒙古族漸以蒙語命名子女，並始擯棄漢姓或漢式姓氏，如巴圖、巴特爾，青格爾圖、其木格等等，名字之前並不冠以姓氏。

其三，隨著各民族交往的密切，蒙古族的漢式姓氏漸趨穩定。如畢克齊的任、何、趙三姓，至少已有一百餘年的歷史，沿用至今未變。其餘如王、李、張、巴、孟、蘇、康等姓氏，亦基本如此。

五、蒙古族採用漢式姓氏的原因

土默特蒙古族採用漢姓或漢式姓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起決定作用的是如下幾點：

經濟方面——如前所述，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以前，土默特蒙古以遊牧為主，保持著傳統的畜牧業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以及與之適應的風俗習慣。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大規模的強制開墾，使土默特蒙古喪失了賴以遊牧的草場，畜牧業經濟急劇改變為農業經濟，於是傳統的畜牧業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風俗習慣為之一變，逐漸變成適應農耕的生活方式。經濟生活的改變，成為土默特蒙古逐漸被漢化的前提條件，採用漢姓或漢式姓氏莫不由此決定。

社會方面——土默特地區在開墾過程中，形成蒙漢雜居區。據《歸綏道志》、《歸化城廳志》載，清末，僅歸化城廳轄境的漢族已達十數萬人。而土默特兩翼全部人口還不足三萬。蒙少漢多的結果，形成了漢語言環境，交際交流主要靠漢語進行，致使蒙古族不得不習漢語，此其一。其二，蒙漢常因土地、債務涉訟，從土默特文獻檔案看，這類訟案在道光年間還間或有蒙文訴狀，道光以後的訴狀則完全用漢文書寫而成。誠如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在1928年的《內蒙的經濟政治現狀與革命運動》所說，“蒙漢人民之間發生財產土地爭論或訴訟，如果蒙人不通漢話時，判官不問他的理由，只根據中國人(按，指漢人)的話來判決。就是曉得漢話的蒙古人也是十有八九次歸於失敗，因為一切權力都在省道縣區。”這在客觀上不能不促使蒙古人學習漢語，以維護自身利益。其三，清朝中期以前，朝廷禁止蒙古人習用漢語漢文，亦不準蒙古人起漢語名字。清朝後期，清政府下達的文件已多為漢文，土默特兩翼對上的呈文也以漢文為主。不僅如此，官方還興辦專習漢文的漢書房，倡導蒙童學習漢語漢文。這些無不促進蒙古族習用漢語文。

還要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民國以來嚴重的民族歧視和壓迫。三十年代地方軍閥在綏遠主政時期，有一段時間對待土默特蒙古特別苛嚴，蒙古族出入城門、關卡，凡自報“蒙古某某”者，輕則不許出入，重者遭受折辱、歐打，有的甚至被關押，致使蒙古族而不敢顯露蒙古身份，而以某村某姓某人自述。這種民族岐視進一步促使蒙古族使用漢式姓氏。

文化方面——自清朝中後期，土默特蒙古族或為維護自身利益，或因官方提倡，已開始習用漢語文。另外，蒙漢兩族在長期交往中，蒙古族受漢族影響，自覺不自覺地吸收漢文化，導致最終以漢語文取代蒙語文的結果。在吸收漢語文的過程中，自然也將漢族的姓氏吸收過來，而成為蒙古族的姓氏。

心理方面——土默特蒙古族數百年間，確實從經濟到文化被漢化了，儘管其民族語言文字已經淪失，但最可寶貴的一點，即民族意識依然存在，沒有一個人不牢記著自己是蒙古人，而且是土默特蒙古人，這就是土默特蒙古雖被漢化而仍然為土默特蒙古的原因所在。在姓氏方面，以雲姓為例，姓雲的不必都是雲碩布氏，但云姓既被視為土默特蒙古的族姓(且不論其是否正確)，而此姓又為別部落、別旗蒙古所無，當地漢族也很少有姓雲者，為顯示自己系土默特蒙古，並告誡後人莫忘“所由出身”，於是雲姓幾乎成為土默特蒙古的一種標誌，姓雲者日漸多了起來。可以說，這正是民族心理，民族意識的一種表現。

綜上所述，土默特蒙古族之有漢姓或漢式姓氏，完全是由於從經濟到文化被漢化的結果。當然，蒙漢兩族長期交往，互相幫助，和睦相處的事例很多很多，將蒙古族採用漢式姓氏理解為相互影響的結果亦無不可。但是母庸諱言，蒙古族的漢式姓氏，在過去時代，是農耕化的結果，是民族壓迫政策的結果。

表二：1923——1925年土默特旅京學生名冊

榮耀先 傅汝枚 王 祥 雲碩德 遇 春

(以上蒙藏學校專科)

昌 瑞 雲 霖 崇 善 盂 純 章士祥

吉雅泰 巴樹棠 佛 鼎 多 壽 福 祥

雲 盛 李裕智 趙 誠 王國棟 任殿邦

春 和 康濟民 朱世富 康根成 雲 澤

榮繼珍 李春榮 榮 照 王丕績 雲彩章

雲生瑞 雲 潤 麟 祥 康富成 高希柴

張崇德 榮繼璋 榮尚義 趙文翰 雲福祥

(上以蒙藏學校中學部)

雲星槎 (北京大同中學)

桂十權 (北京大中公學)

雲敬聖 (由蒙藏學校轉河南軍校)

以上據土默特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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