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版《紅樓夢》劇照
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稱得上是改革開放之後普及傳統文化的肇始；“四大名著電視劇是中國電視劇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
“那時候拍電視劇完全跟名利無關。”《紅樓夢》製片主任任大惠說；《三國演義》《水滸傳》主創之一張紀中曾說，自己在拍攝中看到了理想主義
《紅樓夢》海選的素人演員們參加了4個月的學習班，讀書聽課，練功撫琴
為劇本改編、演員培訓、場景設計把關的團隊囊括了大半紅學權威
蘇州刺繡研究所拿出了珍藏的乾隆年間木版桃花塢年畫和康熙、乾隆年間的繡品
泥人攤位上擺著的是蘇州博物館館藏清代前期的虎丘泥人
《水滸傳》耗時近4年，平均11天半拍一集
《三國演義》耗時4年多，平均16天半拍一集
《紅樓夢》耗時6年，平均一個月只能拍一集半
《西遊記》前後拍攝17年，與唐僧的原形玄奘大師取經的時間一樣
“受到利益誘惑干擾的藝術總會失去本來的魅力。好的作品不是今天吃飽就行，要看給明天留下了什麼。”
王立平：“我們這一代人把吃奶的勁兒使出來，用努力築起一道高牆，不是為了阻礙後人超越，只是讓後人有一個新的座標，讓他們超越起來沒那麼容易，我們就盡到了責任。”但是，“後來人自會超越。”
此為《瞭望》“40年文化觀潮”系列報道
不久前，作曲家王立平被一位初二的姑娘“驚”到了。
這位姑娘想在網上加入一個《紅樓夢》的群。作為門檻，群主出了一道題：《紅樓夢》中的小丑是誰？姑娘認為是趙姨娘，頭頭是道地分析起來。
“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她有她的想法，說明她對《紅樓夢》有見解。”王立平發現，這些年喜歡《紅樓夢》的人已經不只是文藝工作者，也不只是中老年人，“90後”“00後”的年輕人成為熱愛《紅樓夢》的主體。他覺得，這是以前沒有的，“這30年是一個《紅樓夢》大普及的時代。”
而他譜曲的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稱得上是改革開放之後普及傳統文化的肇始。
將《紅樓夢》搬上電視屏幕的初衷，源於電視導演王扶林1979年的一次出訪英國。他看到對莎士比亞等名著進行的電視劇改編非常成功，而國內一些高校文學專業的青年竟有很多人沒有讀過四大名著，不由感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讀書無用論使得大家都不讀書了，幾乎沒有人看古典名著，這個現象太奇怪了。那麼如何普及？我覺得用大眾的形式最好。”
1986年和1987年，電視劇《西遊記》《紅樓夢》先後開播。據當時中央電視臺的統計，收視率均超過70%——有電視的人家幾乎都在看。
紅學家馮其庸當時在《看電視劇〈紅樓夢〉及其他》一文中寫道，電視劇《紅樓夢》在全國形成的“波瀾壯闊的文化熱潮、紅學熱潮，是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不曾有過的。”
製片主任任大惠說，自己這輩子最幸福的時刻，就是在《紅樓夢》播出的晚上，騎車穿過衚衕，聽到家家戶戶都傳出片頭曲《枉凝眉》的歌聲。
在他看來，《紅樓夢》這部電視劇的意義還在於編導們更新了對電視劇的認識——因為篇幅大，這是展現古典名著最好的選擇。這才有了幾年後的電視劇版《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任大惠任總製片人。
“拍四大名著不是說能賣多少錢，就覺得中華民族文化我們有責任傳承，一定要把它做好，要把大陸拍的影視作品傳播到世界上去，要爭口氣。”《三國演義》導演之一蔡曉晴說。
這個期望沒有被辜負：《紅樓夢》版權以1500美元一集賣到香港，開創了中國電視劇“賣”出去的先河。《三國演義》海外發行時，只要任大惠開口，對方從不砍價，在日本一集賣了1.5萬美元，這個紀錄保持多年。
那時，蔡曉晴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沒想到大陸居然能拍出這樣的戲。”
《三國演義》拍攝結束後的第二年，任大惠帶隊前往泰國宣傳。國王的叔叔設宴並接見他們。他說，他這輩子特別喜歡《三國演義》，七歲認字，開始看泰文版，十歲看中文版。
他環視帶妝赴宴的主演，緩緩道，“看到你們，就好像人物從書裡飛出來一樣。”
“電視劇都敢這麼花錢了”
1994年1月29日17點整，無錫太湖畔。
導演蔡曉晴對著對講機喊了聲，“開始！”霎時間，火光四起。
20噸汽油、柴油和30輛卡車裝運的木柴、棉絲製成的上千枚火把與幾百個燃火點，點燃了“曹營”120多座營帳。
在2500名群眾演員的吶喊聲中，負責航拍的直升機衝進滾滾濃煙。
這場“火燒赤壁”是全劇停機前拍攝的最後一場重頭戲。場面大、調度難，而且道具燒光就沒了，所以只有一次航拍機會。劇組提前兩年就開始設計拍攝方案。
除了租來的直升機，地面及水上另設8個拍攝機位，9臺攝像機同時運轉。“東風”來自幾十臺鼓風機和一臺飛機頭的螺旋槳。10輛消防車嚴陣以待。
“這是當時中國電視劇拍過的最大的場面。”蔡曉晴感慨。
她認為，將這部鉅著以長篇電視劇的形式展現，本身就是一項“規模浩大的系統工程”。“其規模、其複雜程度，已遠遠超出了拍攝一般歷史劇的操作範圍，在我國電視劇史上是空前的。”
系統性包括巨量的服裝、道具、化妝準備，演員挑選，特別是場景復現。四大名著之前，電視劇多是小外景或在演播廳裡拍攝。但《紅樓夢》“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沒法在攝影棚實現，怎麼辦？這才有了北京大觀園，河北正定寧國府、榮國府，開啟了中國電視劇“鋼筋水泥”的時代。
相對於《紅樓夢》700萬元投資，《三國演義》總投資已近1.8億元，被原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王楓稱為“北京亞運會後文化界最大的工程”。六位導演同時上陣。據不完全統計，劇中使用服裝3萬多套，道具7萬餘件。斥資千萬修建的涿州三國影視城、無錫影視基地，開啟了中國電視劇基地化製作先河。為此甚至專門在當地修了路。
“四大名著電視劇是中國電視劇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蔡曉晴認為，對當時的中國電視劇產業來說，在滿足觀眾日常文化娛樂需求的小製作之外，“要有這樣的大製作，才能顯示出電視劇製作的整體水平和能力。”
去泰國宣傳時，任大惠接受了當地電視臺的採訪。主持人問道，《三國演義》反響這麼好，你們花了多少錢？答，花了兩千萬美金。又問，動用了多少群眾演員？答，40萬人次。主持人聽完，“直直地”看著他。
“當時這是個了不起的數據。泰國人覺得，中國發展得真快，真是起來了，電視劇都敢這麼花錢了。”任大惠邊說邊笑了。
“看到理想主義”
這些年，任大惠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四大名著電視劇可以歷久彌新？
“不敢說要拍成‘經典’，我們就是認真。”他答道。“就是踏踏實實每天在這做，沒覺得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
回想當年，他用了八個字：一步一步、小心翼翼。
為選好演員，《紅樓夢》開啟了中國第一次大範圍演員“海選”，不重名氣，一切以“像”為準。選出的人有鞋廠工人、售貨員、汽車運輸公司職員，他們被請來參加4個月的學習班，讀書聽課，練功撫琴。
素人背後是大師。為劇本改編、演員培訓、場景設計把關的，是夢幻般的顧問團隊：王崑崙、王朝聞、吳世昌、周汝昌……囊括大半紅學權威。
所有細節都是“摳”出來的。民俗學家、紅學家鄧雲鄉在書中回憶，為了拍攝“甄宅”前的“十里街”，當時的蘇州刺繡研究所主任徐紹青把所中珍藏的乾隆年間木版桃花塢年畫和康熙、乾隆年間的繡品等都拿了出來，由女刺繡家任擺攤的臨時演員。泥人攤位上擺著的，則是蘇州博物館館藏清代前期的虎丘泥人，“攤主”是館中一位會捏泥人的老先生。而這段場景在劇中出現不過30秒。
王立平作曲用了4年半，“傾其所有”，“沒一天睡個整覺”。“但是一提到藝術，每個人都憋著一股勁，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弄好。”
“那時候拍電視劇完全跟名利無關。”任大惠說。
演員拍一集的酬金，《紅樓夢》最高70元，《三國演義》漲到了260元。但任大惠強調，最多時，總投資中的片酬佔比也不到30%。不僅片酬有限，劇組還規定演員不許跨戲。《水滸傳》中一位女演員跨戲，“嚇得跟貓似的”，差點被開除。
儘管《三國演義》《水滸傳》投資均已過千萬，但大部分錢都用在佈景和服化道上，劇組生活依然艱苦。蔡曉晴還記得，一頓飯兩三個菜就“不得了了”。不論角色大小，演員都住多人間，沒有戲就要騰床位。拍攝條件更是如此，把攝像師“綁”在吉普上就開拍。演員幾無替身，一場栽馬坑的戲，“趙雲”真就騎馬一頭栽了進去。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主創之一張紀中曾說，自己在拍攝中看到了理想主義。《水滸傳》中董超、薛霸兩個角色只是解差，戲很短，放在現在一天就能拍完。但因為需要出現在不同地點，兩位演員跟了劇組8個月。張紀中說，好像他們真經歷了很長的路，把林沖送到了滄州。
今天看來，四部劇的製作無不是耗時數載的漫長征程。《水滸傳》耗時近4年，平均11天半拍一集。《三國演義》耗時4年多，平均16天半拍一集。《紅樓夢》耗時6年，平均一個月只能拍一集半。什麼概念？任大惠說，“現在大陸電視劇3天拍一集，美國、日本大概五六天拍一集。”
最久的是《西遊記》，前後拍攝17年，與唐僧的原形玄奘大師取經的時間是一樣的。
雅俗共賞
30多年來，四大名著電視劇，人們不但在看，也在唱，每一部的主題曲都傳唱度極高。特別是《紅樓夢》。
但曲子作得並不易。《紅樓夢》中的一些詩詞，專家尚存不同見解，還有相當一部分觀眾並不熟悉古典文學。王立平覺得，作曲必須用喜聞樂見的形式，先讓大家愛聽，再慢慢進入《紅樓夢》的意境。“作曲要中國風、要古典味，這沒錯，但如果當真寫成古代的，今天的人聽不懂，就是失敗。”
《葬花吟》一曲就寫了一年九個月。開始，他想不通作者為什麼對黛玉情有獨鍾。他把《葬花吟》的詞擺在桌上，天天讀。有一天，突然明白了：葬花是曹雪芹的重重一筆，是林黛玉這位弱女子對天發出的呼號。“天盡頭，何處有香丘”不正如《離騷》中的天問嗎？
他在曲中加入“咚咚”的鼓聲，既表現林黛玉的抗爭，也是“我替曹雪芹、替林黛玉、替《紅樓夢》中所有面容姣好的女子、替所有被侮辱和傷害的人出的一口悶氣。”這個版本最終得到紅學家和觀眾的一致肯定。
“我對自己一直有個要求，雅俗共賞。”王立平認為，好作品要能“求最大公約數”，讓更多人理解，但又不能只考慮流行性，還要給人向上的精神追求、高雅的審美趣味。“不然就容易成爛俗的作品。”
作為大眾文化的電視劇也是如此。退休多年的蔡曉晴依然會看電視劇。她發現，電視劇的拍攝條件、手段已經極大進步，但一些作品“只能讓人哈哈一笑，說不清楚究竟要給人什麼。”
“電視劇的娛樂功能不能否認，但除了娛樂之外，最本質的東西不能丟，就是真善美。”她說，現在一些歷史劇以戲說歷史或宮鬥、鉤心鬥角為賣點，的確吸引眼球，卻少了內涵。在她看來，歷史劇不能是電視劇借歷史之殼收割收視率，而應是傳統文化借電視劇的形式傳播、普及。
他們為“向錢看”、浮躁的創作現狀擔憂。“受到利益誘惑干擾的藝術總會失去本來的魅力。好的作品不是今天吃飽就行，要看給明天留下了什麼。”王立平說，現在鮮有劇組願意花4年時間作曲，有人甚至一上午就要交出一部作品。
但他並不悲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認為，文化的繼承發展需要一步一步來，“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要做該做的事，如果能做好卻沒做好，是你辜負了歷史給的機遇。”
拍完《紅樓夢》，王立平說了一句“又謙虛又狂妄的話”，“我們這一代人把吃奶的勁兒使出來，用努力築起一道高牆，不是為了阻礙後人超越，只是讓後人有一個新的座標，讓他們超越起來沒那麼容易，我們就盡到了責任。”
但是，“後來人自會超越。”LW
刊於《瞭望》2018年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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