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羅斯人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認識是有變化的。改革開放前20年，他們很不理解。後來，他們漸漸從不理解到理解，從不認同到認同。特別是新世紀以後，中國發展突飛猛進，他們就更加認同了。”回顧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曾任中國駐土庫曼斯坦大使和中國駐白俄羅斯大使的魯桂成，對於前蘇聯國家對中國道路看法的轉變，有著切身體會。
從全程參與中土天然氣項目到推動中白工業園建立，魯桂成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對外合作不斷深化、擴大的歷程，也履行了自己為國效命的錚錚誓言。
2008年9月，土庫曼斯坦政府向魯桂成大使授勳。圖為魯桂成在授勳儀式上致辭。（資料圖片）
2007年8月，魯桂成大使（前左）看望中石油土庫曼斯坦公司員工。（資料圖片）
力推中土天然氣合作
《參考消息》：改革開放初期，您在外交工作中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魯桂成：上世紀80年代初，我出國工作後的一個印象，就是我們與世界上比較發達的國家差距很大。打個比方，彩電、攝像機、收錄機這類的家用電器在國外已經很普及了，但在國內還都屬於緊俏物資。那時我們國內物資非常匱乏。當時我作為外交官感到很震撼。中國外交官在改革開放初期能做什麼？就是把世界介紹給中國，而且不光是通過寫文章，還要實事求是地調研，瞭解中國在世界上處於什麼位置，然後通過媒體向國內介紹情況，激發大家支持、參與改革開放，迎頭趕上。
40年前，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們當時感覺到的是落後、差距，要奮起直追。40年後，我們創造了人類的奇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所以我們感到自豪，也要感謝我們黨在當時果斷地採取改革開放政策。
《參考消息》：中國引進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您當時作為駐土庫曼斯坦大使，做了哪些工作？
魯桂成：我曾在土庫曼斯坦工作過五年。那是新世紀剛開始的幾年，我們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處於戰略機遇期。我能夠在這個時候出任大使，感到非常幸運。
作為一名外交官，我們要怎樣才能為國家服務呢？首先就是要為國內分憂。當時我國經濟發展最需要的是能源，特別是清潔能源。我國能源對外依賴度越來越高，進口能源的渠道卻很單一。土庫曼斯坦能源豐富，尤其是天然氣，存儲量非常大。所以，把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引進到中國來，為中國的建設服務，便成了我就任大使期間的一大任務。我當時給自己定的目標之一就是——把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引進到中國來。
土庫曼斯坦的條件並不好，特別是氣候，那裡很熱，有半年最高氣溫都在50攝氏度左右。2008年，在兩國領導人的直接推動下，雙方天然氣合作成功達成。我從頭到尾見證參與，在這個過程中起了一定作用，我感到非常高興。後來外交部授予我獎章，以示對我的肯定。現在回憶起來，我在想，一個人的價值何在呢？一個人的價值就在於你所做的事有多大的受益面。受益面越大，你的價值就越高。我作為一個大使，最大的價值就是為國家服務。
當時關於天然氣價格的談判進行得十分艱難，雙方都不肯讓步。為了達成協議，2007年7月，我們邀請了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來到中國。在釣魚臺國賓館，我和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兩個人在房間一對一誠懇對談，最終商定了天然氣價格。我從中體會到，作為大使，就要管大事、抓大項目，在關鍵時刻要有擔當。
談判完成以後，我們的人員去土庫曼斯坦工作又遇到簽證問題。對方認為我們去那裡開展項目，應該給當地提供就業機會，70%是當地人，30%是中國員工。但當地找不到那麼多具有相關技能的人，我們必須派大批員工過去。簽證談不下來，企業非常著急。後來我和土庫曼斯坦副總理談，和外交部談，工作做得非常艱難。但這是我們應該做的，要為企業排憂解難。
促成中白工業園落地
《參考消息》：您在白俄羅斯擔任大使期間推動了中白工業園的建立，請您談談具體過程。
魯桂成：2008年底，我被調到白俄羅斯當大使。那時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白俄羅斯經濟十分困難，希望我們中方能夠理解、支持和幫助他們。我作為一名外交官，認為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大家都有困難的時候，就要抱團取暖，各自發揮優勢渡過難關。白俄羅斯表示他們需要資金來發展能源發電和工業。這個時候我得到了消息——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準備訪問白俄羅斯。藉助這個時機，我通過中國商務部動員、組織了上百家中國企業在訪問前夕來到白俄羅斯，並通過白俄羅斯駐中國大使動員了很多白俄羅斯的企業到首都明斯克集合。我們兩位大使共同主持了一次企業懇談會。
當時我用俄語講，白俄羅斯大使用漢語講，讓所有的企業家都聽得懂。當時是以我為主，我用俄語講了大概十分鐘，白俄羅斯大使就用漢語喊一句口號“中國人民萬歲”。然後我再講十來分鐘，白俄羅斯大使又喊道：“中白友誼萬歲！”我大概講了一個多小時，他喊了七個口號。他喊口號對我講話有很大的鼓勵。那天我們的懇談會開得別開生面。
那時白俄羅斯有幾位領導人多次詢問我，中國是怎麼發展起來的，訣竅在哪兒。我表示，我們先搞特區，然後逐漸打開局面。於是他們表示要在白俄羅斯也成立像深圳一樣的特區。最後我們確定了採取工業園的形式進行合作。白俄羅斯政府撥了9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特區工業園。
這麼多年過去，我們還只建設了第一期——3.8平方公里。剛開始建的時候，白俄羅斯人比較抗拒，我們遇到了很大阻力。因為機場旁邊是森林，需要砍伐森林平整出一片土地。我們當時做了很多工作，和他們溝通交流，請他們理解。現在，那裡開發得很好——路修好了，水電和煤氣都通了。我們還在那裡建學校和醫院，併為當地幾乎所有人都安排了工作。那裡除了中國和當地的企業，還有美國、歐洲國家的企業。當地居民甚至還想讓我們建設得再快一點。
《參考消息》：您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魯桂成：無論是在土庫曼斯坦還是在白俄羅斯，作為大使，我認為要正確引導在海外發展的中國企業，要定好規矩，否則容易形成惡性競爭，特別是同行之間的惡性競爭。所以我認為，有關部門要對走出去的中資企業進行教育和培訓，使其具有大局意識和國家意識，不能都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我們大使館處在外交第一戰線，要過問和引導這些事。
“一帶一路”需誠意和耐心
《參考消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已經五週年，您認為它對深化改革開放的意義是什麼？
魯桂成：我的理解是，在某些時候“一帶一路”就是外交。我是一個外交老兵，我認為“一帶一路”對於內政和外交都有深刻含義。我們要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國外兩個市場。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我們主要是把大門打開，吸引外商外資到中國。現在我們發展到一定程度了，需要深化改革開放，鼓勵我們的企業走出去。我們的經濟發展需要更大的時空去完成，於是提出了“一帶一路”。而建設“一帶一路”的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問題，又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出與現在形勢相適應的新政策。
《參考消息》：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魯桂成：“一帶一路”是我國提出的一個重大倡議，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特別我們周邊國家的一個熱門話題。現在很多國家，特別是周邊一些國家，不知道該如何往前發展。而我國作為一個發展比較快的發展中國家，已經得到很多國家的關注，我們的發展道路也得到了很多國家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實事求是地把幾十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經驗甚至是教訓和大家分享，發揮我們的優勢。
我認為，“一帶一路”提出後，我們在與沿線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領導人進行溝通交流的過程中，得到了他們的理解，甚至是共鳴和合作，並且已經建立了一大批項目。比如我曾經工作過的白俄羅斯，那裡的中白工業園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可以成為“一帶一路”建設工作的示範性項目。我認為，在世界經濟發展處於低迷的時候，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是非常及時的。並且“一帶一路”不是自私的，而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是互利共贏的。我們之所以能夠得到這麼多國家的支持，能夠開展這麼積極的合作，我們堅持的這些原則功不可沒。
當然，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每個民族的文化不同，每個國家的利益不同，在商量、交流、合作中會產生矛盾和困難，因此我們不能急功近利。我認為，“一帶一路”不是一兩年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大家的誠意和耐心來做好這件事。對此我十分有信心。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會遇到越來越複雜的挑戰。有些人看到我們與周圍一些朋友進行合作，認為我們居心叵測，這是天大的誤會。我認為通過交流可以消除這種誤會。但消除了舊的誤會，還會有新的，因此我們也要有一顆平常心。
中國改革開放令人佩服
《參考消息》：您和土庫曼斯坦、白俄羅斯等前蘇聯國家的領導人有非常密切的交往，他們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道路？
魯桂成：由於工作關係，我和兩國的領導人走得很近，不可避免要聊到中國的發展。對於他們來說，中國改革成功是一個奇蹟。看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們非常佩服，佩服中國的領導人，佩服中國走的這條路。比如說，土庫曼斯坦認為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穩定壓倒一切是值得他們學習的。沒有穩定，就談不上改革。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他們還從中學到，改革就是要與世界聯繫起來，明確了今後要想發展，必須要吸引外國企業進行開發、建設。這兩國領導人對於中國走的這條改革開放的道路十分認同。
但是，由於國情不同，他們對於改革也有自己的理解，認同並不等於全部學習。相對於開放，土庫曼斯坦更加認同的是穩定。白俄羅斯也是從自身角度出發來學習。白俄羅斯作為獨聯體成員國，對我們改革開放的道路、成績和前景，比其他國家更加理解和認同，但是他們更多的是想讓我們在資金上幫助他們。
我在白俄羅斯的任期近四年。我感覺到，白俄羅斯人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認識是有變化的。改革開放前20年，他們很不理解。他們漸漸從不理解到理解，從不認同到認同。特別是新世紀以後，中國發展突飛猛進，他們就更加認同了，更加願意和中國來往，和中國合作。
外交官簡介：
魯桂成，1951年生，1975年進入外交部工作，先後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中國駐列寧格勒總領事館、中國駐塔吉克斯坦大使館、中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館和外交部歐亞司工作。2003年至2011年，先後出任中國駐土庫曼斯坦大使、中國駐白俄羅斯大使。2012年至2017年，任外交部檔案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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