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張亦嶸上學的故事
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在我們心中，始終有一個“知青情結”。那是因為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還有一個將陪伴我們終生的專屬稱謂，那就是——“知青”！
我插隊落戶的那村子叫夏家堡，是汾河平原上的一個大村子。從一色青磚到頂的明清式屋宇可以看得出這村子從前的富裕，村子裡文化人不少，幾十個上過縣中的高中生。還有不少在外做工作的大學生。我對這村子有比較深刻的瞭解是在我插了六七年隊之後的事情。
那是1975年春天，省裡要個基層黨支部的歷史情況，據說是要好中差三種典型類型的支部歷史。我們村的支部也被選上了。
這天，當時公社黨委副書記，也是公社駐我們村的工作員老高找到我，說是讓我來寫村支部的歷史。我很驚異，我是個非黨知青咋個寫黨支部的歷史？老高說，讓我寫支部史是公社黨委決定的，不是黨員也可以做黨員使用麼。他說，他和村支部的支委們講好了，提供一切寫作用的檔案資料，我也可以採訪黨史裡涉及的所有黨員和相關群眾，生產隊按全勞力給我記工分。村黨史從大革命時期，也就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寫，先到抗日戰爭勝利為止。
這還有什麼可說的，用當時老鄉的話說，這是修上的福份，搖搖筆桿子就把工分掙上了。我自己也覺得是個好活計，便於當天就開工了。在大隊看了支部的基本情況，我大吃一驚：我們這個村的支部居然是中共在山西建立的第一農村黨支部，組建這個支部的第一任書記在共和國成立後出任過中共東北局的監委書記，官大得很。我在村支部的檔案資料中還見過當時鬧紅時的標語和一些黨內的資料，這些東西雖已陳舊，但在我眼裡卻熠熠生輝。
我也找到一些當年鬧過紅的老黨員和老農會，瞭解當時的黨支部的活動。他們見過去四五十年還有人記得他們的事，都非常激動，也就盡他們的可能給我講當年村子裡的事，我也就知道了我插隊的這個村其實在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獨立的革命鬥爭做出過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湧現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和革命烈士。也就對我的這個工作倍加珍惜。
經過我兩個多月的努力，當修改過多次直到我認為自己再也改不動時，才把稿子交到老高手裡，我的心也輕鬆了。
老高當著我的面，一口氣把我的這篇兩萬多字的稿子讀完，半天沒有說話，他只是盯著我看。我有點慌了。這時，他才口氣平平地說：你該上學，上大學。
我愣住了，那會兒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已經有幾年了，可我從來沒想過，就憑爸媽都在日本國留過洋這一條，就說不清了。我對老高說，我的情況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可沒想過上大學的事。老高說，我要是你這年紀，我也想上大學，至於家庭出身的事，共產黨還有重在政治表現的政策。
後來他告訴我，他16歲上了縣高中。沒讀幾天書朝鮮戰爭爆發了，他義無反顧投筆從戎跨過了鴨綠江和美國人真刀真槍地幹上了。停戰後，回國正趕上合作化，就一直做黨的基層工作，和進學堂讀書就再也沒有了緣分，但他一直喜歡讀書，工作的空隙他總要找些書讀，歷史的、政治的、中國的、外國的，只要喜歡他都要讀。
最後，他把我寫的稿子收起來，非常認真地說，你要讀書，我就是公社招生辦主任，到時候，你一定要報名。我沒當回事，對他笑笑說，再說吧。
一個月後，寫黨史的事已經過去了，我不再想這不用下地的好事了。有一天，大隊廣播要我去隊部接電話，我接了。電話是公社招生辦打來的，通知我第二天去公社講用。我問講什麼用？電話裡說，就是全公社被推薦上大學的青年集中在公社，講自己在三大革命中的表現。我說，我沒報名上大學呵。電話裡告訴我，老高特意叮囑他通知我到公社，一定要來公社。還說二天中午，公社管飯，粉條、白菜燉豬肉，白麵蒸饃管夠。
接了電話，才從大隊知道，是老高給我報了上大學的名，憑他這麼重的情份，憑粉條、豬肉、白麵饃饃的誘惑，二天一早我腿著趕到了公社。
我進到那間大會議室時，裡面已經擠滿了百十個興高采烈的青年男女，我找了個旮旯坐下，冷冷地看著這些被各村推薦上來的準大學生。
老高宣佈開會後，那些傢伙真是爭先恐後地往臺上竄，大言不慚地宣示自己在三大革命中的功績。這個說，他搞了啥子科學試驗，又改良了土壤，又提高了畝產，噸糧田在村子裡得到了卓有成效地推廣；那個說，他階級鬥爭的大方向把握得準，揪出了多少存在變天思想的“四類”。
我聽得真有點兒新奇，我也在村裡當了七八年農民，咋就沒見過老百姓喜歡噸糧田？一提噸糧田，老百姓就會罵：狗日的害人哩！日本畜牲都不吃噸糧田產的高粱！還有那個“階級鬥爭”，村裡哪有階級敵人，都是親戚連著親戚，窮人有地主老財的親戚，地主老財也有窮人的親戚，臺上鬥爭，臺下該叫叔的叫叔，該稱大爺的稱大爺，被斗的一下臺，和他媽沒事人一樣！
我就想這些講用的人真能編，不是說胡話，就是他媽的騙人！聽他們說，就他媽像聽相聲一樣，有幾次見人沒注意，我都笑出了聲。
大家說得差不多了，我正盤算一會兒喋幾個白麵饃饃時，老高說話了：大夥說了不少，都不錯，可咱這夥人裡還有一個沒說哩。我想讓大夥聽聽他的事兒，是不是也夠個上大學的格。說完，他衝我點點頭：小張，你給大夥說說。
我因為根本就沒有想說話的打算，一下子有點不知所措，站起身瞅瞅身邊那一張張從嘻笑回到嚴肅的臉，乾笑了笑，說：我在村裡混了七八年，使喚過牲口，放過羊，倒騰過自留地裡的莊稼，掰社裡的玉米棒子，農業社的活兒除了沒當過幹部，都他媽幹過，成績沒有，錯誤自己也沒覺出來多少。今天來這，也沒發言的準備，說實話，我是衝晌午管夠的白麵饃饃來的。
我的話引起了大家的鬨笑，我也感覺到這笑聲是善意的，他們對我已經沒有了敵意，我想，他們一定都會認為我不再是他們的競爭對手。
吃過豬肉粉條白麵饃饃，我心滿意足地回了村。因為我知道，自己就是講用得再好，也就是個分母，所以我高高興興地調侃，高高興興地吃喝，然後繼續做我的農民。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在替那個為國家安危放棄自己以後能讀大學的老高在讀大學。”
半個月後，縣裡招生辦打來電話，要我去縣裡見招生的老師。說是還要在縣委的招待所住上一天，也管飯，是三級幹部會的待遇。我去了，也見了從北京來招生的大學老師。記得是鐵道學院的一個老師問我：周樹人是誰？馬克思是哪國人？我想不明白這就是考試？我回答了這個我在小學都不會答錯的問題。老師說，要是縣裡定了，希望我就去他們的學校讀書。他說，他們學校的老師對北京知青特別有信心。我聽了很感動，可我回答他：我只讀了兩年初級中學，怕是學不了工科了。
又喋了兩頓好飯，就回了村。回村後，我的心有點兒動了，難道哥們的命運要有轉機了？心裡有點兒希望。
過了幾天，村裡團支書找到我，說要告訴我兩個和我前景有關消息，一個好，一個壞，她問我先聽哪個？我說，隨你的便，你說哪個，我就聽哪個，哥們混得已經對好壞感覺沒有太大的差別了。
她說，他剛從縣裡回來，打聽到縣裡的頭頭認為我的家庭出身有問題，把我從公社報上去的名單裡刷下來了，這就是壞消息。我說，早就知道我這結果。她笑了又說，公社老高昨天知道這事後，跑到縣裡和縣裡的大頭幹了一架：老高說，要是不讓你上大學，咱公社一個上大學的指標都不要了！說是要不讓你上，天理不容！後來大頭妥協了，說要讓他上大學也行，就讓他頂個“可教好子女”的指標。老高說，管他啥子女，能上大學就行。
就這樣，上大學的指標落在了我的頭上。
晚上，老高給大隊幹部們開完會，進了我的房間，和我說上大學的事。我真不知怎麼感激他。他照例笑笑甩給我一支黃金葉，點上，說，你想選哪個學校。我說，我數理化不行，他說，你可以學中文。我說，我想學歷史。有這個念頭也許源於下鄉時讀了不少歷史書，後來又寫了我們村支部的歷史。
老高說，挺好。你就去學歷史。
再後來，我進了大學歷史系。我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在替那個為國家安危放棄自己以後能讀大學的老高在讀大學。
從學校出來以後，我回插隊的那個縣做過縣中的歷史教員，以後回了北京先做國家公務員，又做了政法記者。有次因工作任務回到縣裡，見了老高，他那時已經是縣裡紀檢委的書記了。
就是那次他要帶我去一個腐敗的現場，他問我敢不敢去，我說，去。他笑了，說，你這大學沒白讀。
作者介紹：張亦嶸，1968年山西祁縣插隊知青，後做過村小教員，縣中教員，煤礦井下掘進、回採工，國家公務員、政法記者，政法記者任上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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