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年末這部超級英雄電影《海王》和年初漫威的《黑豹》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首先是主角（黑豹特查拉王子和海王亞瑟）都遭遇了某種《哈姆雷特》式的困境，只不過他們面對的是自己的兄弟；然後是他們最終都通過了某種赫拉克勒斯式的冒險和鍛鍊，歸來後重新奪取自己的皇位（這一“二次”歸來模式在東西方的英雄故事中都是某種母題，即英雄總是會遭遇一次挫折，然後通過這一遇難而流落到更廣闊的環境中進行鍛鍊與學習，變得成熟，最後重新戰勝自己的敵人）。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十分典型的超級英雄故事的標配情節，但我想在此討論的則是當創作者在想象一個諸如黑豹或海王這樣的超級英雄所生活的世界（和家鄉）時，一種十分典型的模式在這兩部電影中都表現得十分相似，即利用異時主義（allochronism）的手段來建構一個典型的他者之國。
《海王》
異時主義：亞特蘭蒂斯與瓦坎達的共同特點
異時主義乃德國人類學家約翰尼斯·費邊（Johannes Fabian）在其專著《時間與他者：人類學如何製造其研究對象》（Time and the Other）所提出。費邊指出，在人類學的分析中時常會出現排斥研究調查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同時性”（coevalenss）或當代性（contemporarity），即當人類學家在書寫他們的調查對象時，“實地考察”的時間和“書寫”時間的差異造成了對於客體的異時性處理。意思是說，一直共享的時刻被更為線性且進展性的時間所取代，而在這樣不同的時間中所產生的是“原始的”和“已開發的”文化之間的差別。異時主義將他者放置在另類的時間之中，而它與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的聯手，產生的結果便是愛德華·薩義德在其《東方學》中所指出的。而這也不正是《海王》中的“海底之城”亞特蘭蒂斯和《黑豹》中隱藏在非洲的富裕國家瓦坎達得以產生的直接背景？
在這兩部超級英雄電影中的兩座虛構之國存在著眾多相似點。首先且主要的是他們都區別於我們當下所生活的城市與國家，而這一點又往往會通過諸如地點來體現：瓦坎達深居非洲，且通過各種高科技手段偽裝和隱藏；亞特蘭蒂斯則始終被陸地人當做傳說，但它卻在海底欣欣向榮。它們一方面與我們的城市和國家並存，另一方面又主動地隱藏自身的痕跡，且與外界保持著有限的聯繫。因此，相對於創作這些電影的西方國家而言，這些國家和城市都是十分典型的“他者”。而在西方的時間中，它們同樣是一方面共享著“當下”，另一方面卻又在異時中獨立地發展著，並且被設計成比當下的西方世界更為先進。這些先進部分往往表現在科學技術上，至於其他方面則始終被遺留在他們自己的異時空中，諸如瓦坎達與亞特蘭蒂斯的政治制度和諸多思想意識形態，都顯然帶著無論是地理還是文化上的“異域”特徵，尤其是它們常常被表現為西方過去時間中（被拋棄）的東西。
正是這種融合了不同時間和地域的建構手段導致這兩部電影中英雄的家鄉都帶有十分濃烈的混雜性。如果我們沿著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進行探索便會發現，導致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依舊是殘存於西方文化和觀念等意識形態中強烈的異時主義。就如薩義德的研究所指出的，伴隨著西方於近代的崛起是他們開始與遙遠的東方接觸，在這一接觸過程中所形成和產生的是種種對於東方的想象與建構，而在這其中常常伴隨著強烈的偏見和扭曲。因為就如費邊所指出的，當西方把異域的東方放進一個比它自己所擁有的時間更為晚近的時候，這些東方之國及其文化自然便被束縛在過去之中，而成為一個供他們好奇、觀賞和塑造的奇觀。這一點在《黑豹》中對瓦坎達的建構表現得更為明顯，即西方對於非洲的想象與他們在近代與非洲的交往中所產生的一系列觀念有著直接聯繫。非洲被認為是隱藏著各種礦產資源的財富之地，另一方面它也被塑造為一個原始、野蠻和落後的大洲。這兩點都表現在瓦坎達這個神秘的國家中。
瓦坎達的崛起和繁榮完全建立在其領土上一種叫做振金的稀有自然資源，在其幫助下，瓦坎達的科學技術發展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但與此同時，它的發展卻又與西方的近代發展模式存在著典型的差異。現代西方國家、其體制以及思想文化的發展不僅僅只取決於工業革命的成功，還與啟蒙運動等一系列的思想革命相關，也是在這二者的相輔相成下，西方從傳統的神權、君主制等中世紀中脫離，而走向了所謂的現代化。這是西方在19世紀末得以稱霸且殖民世界的主要背景。與之相比，瓦坎達則似乎並未經歷過啟蒙運動式的思想變化，他們依舊繼承著古老的部落部族傳統，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其政治制度上。而即使是電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軍人，似乎也只是某種異域古老傳統的殘存。相比於其科學技術與西方分享著共同的時間，甚至遠遠超前，其政治文化卻依舊沿著自身的舊日時光，似乎從未發展過。也正因如此，才會發生後來（堂）兄弟爭奪王位這樣十分傳統的故事。
亞特蘭蒂斯和瓦坎達有著相似的發展過程。來源於希臘眾神的力量使得亞特蘭蒂斯比其他城邦和國家發展得更為迅速，隨後雖然因為對力量的貪心而沉入海底卻並未導致它徹底衰落，反而是由此創造出了能夠在海底生活的新人類。並且在《海王》中，我們看到的亞特蘭蒂斯高樓大廈、五光十色，完全是一個世界性的大都市模樣，且其中穿梭的飛行器和軍隊使用的武器更是高科技和上古神力的雙重結合。但當我們觀察其中的政治制度和相關文化卻會發現，他們所使用的依舊是幾千年前的希臘模式：各城邦獨立、不同皇室通過聯姻進行聯合與權力的鞏固；而對於王位的繼承，則同樣是傳統的血緣制……亞特蘭蒂斯既活在當下我們的這個世界中，但它在許多方面又與之存在著嚴重的鴻溝。這一狀況的產生與西方一直以來對於其他國家和文化的想象分享著相同的邏輯，而這一異時主義的意識形態直到當下其實都依舊影響著西方對於“他者”的看法。
在周蕾教授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中，她通過對貝託魯奇1987年拍攝的電影《末代皇帝》的分析指出，在西方的觀看（seeing）中，作為被看客體的“中國”成為一個有別於西方的異時性存在，一個神秘的、充滿了諸多來自往日的形象和符號的奇觀。而這一他者的建構已經開始區別於19世紀的汙名，而是一種更為正面的種族中心式的塑造，即通過指出他者那些“正面的”、崇敬的且讚賞的東西來對其展現，但這一展現方式卻往往是複雜且令人不安的，因為這些被展現的東西本身就是西方未經內省且在其文化上已經被定型的觀點。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看似在表現一個正面的形象，實則這一“正面形象”本身就已經充斥了觀看主體自己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編碼。這不正是瓦坎達和亞特蘭蒂斯所遭遇的情況嗎？我們看到的好似一個先進且繁盛的國家，但從那些殘存的“舊日之物”中我們發現這一想象中存在的陷阱。
《黑豹》
古今之爭：不止是文體和語言的問題
17世紀末，產生於法國文學界的一次爭論對其後西方歷史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古今之爭”原本只是一個“文學”問題，即在今人的寫作中該如何對待古人，有人提倡循古，有人則反對並提出應該創造屬於自己時代的文體和故事。但隨著這一事件的發展以及其後人們對其的解讀發現，“古今之爭”中產生的厚今派直接影響了其後18世紀西方思想的轉折和路徑。西方的文藝復興曾在諸多文學藝術領域建立了古典主義模式，並在其後成為正統觀念而影響深遠，“古今之爭”中厚今派的勝利便意味著古典主義的衰落，同時也意味著人們不再覺得創造更好的文學藝術以及生活的秘方存在於古代的教導之中，而把它放在了未來。啟蒙思想的核心便是相信人類擁有創造更好世界的能力，而不必再如中世紀人那般把希望寄託在上帝身上。
提及“古今之爭”也正是為了展現在瓦坎達與亞特蘭蒂斯這些“非西方”（亞特蘭蒂斯因沉沒於海中，而與其他的西方城市和國家的發展產生斷裂）國家中，“古今之爭”似乎並未徹底完成或說是有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當時的解決方案，而達成了某種混雜的共存。而由此所折射出的一個問題或許依舊是西方在伴隨著現代化發展中所遭遇的，即古典的衰落所導致的一系列現代性問題。
德裔美國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把“古今之爭”從一個文體與語言問題轉化成雅典與耶路撒冷的對立問題，並且由此追問了一個關於在現代西方的發展中是應該繼續進步還是回頭的問題，由此為這個古老的爭議賦予了一個新的古典政治哲學的內涵。在施特勞斯看來，由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所開啟的西方現代自由民主制度存在著眾多缺點，即自由主義這種宣稱一切價值絕對平等的思想或者識形態有可能會導致價值上的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從而一方面可能導致人類精神的坍塌，另一方面則可能導致人們無批判地接受類似法西斯主義那樣的毀滅人性的政治現象。在這樣的懷疑和擔心下，施特勞斯重回古典和中世紀，希望能從中找到一條與啟蒙運動不同的路徑，來阻止這一不幸的發生。
施特勞斯並非唯一一個對於現代西方的發展產生質疑的哲學家，甚至在十八十九世紀，當人們感覺到世界將會出現大變時，就已經擔心那些舊日的古老美德和其他制度會隨之衰落，從而導致人類的生存與精神危機。在以賽亞·柏林的文集《反潮流》中便記載了許多反對啟蒙運動的哲學家，他們看到了啟蒙運動存在的侷限和缺點，由此希望另闢蹊徑或通過對其的批判來進行矯正，但他們所擔心的許多問題最終依舊不可避免地產生，且成為今天我們所面對的諸多困擾的伏筆。但在《海王》和《黑豹》的國家中，這樣的狀況被設計成可以避免的。在電影中，我們看到人們對於家庭與國家的忠誠、對於榮譽的讚賞和某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等等，似乎某種現代西方已經遺落的舊道德在瓦坎達和亞特蘭蒂斯中得到了保存和延續，雖然我們同樣看到了它們可能造成的問題。但這一西方式的美好想象卻依舊十分典型，也正是周蕾教授所謂的種族中心式的“他者”建構。
就如費邊所指出的，時間一方面是普世的，另一方面卻又十分破碎且不同，尤其當它與不同的地域、國家以及文化相聯繫時。小到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地域，大到整個世界上的諸多國家，都因為發展速度的不同而形成了多種多樣的狀態與階段，這本身無可厚非，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著強大武器且科學技術的西方殖民世界的歷史則告訴我們，一旦凝視（gaze）與異時主義出現其中，高低貴賤以及先進落後就必然成為強勢的話語和形象而為掠奪和侵略找到了新的藉口，並且其上還往往覆蓋著“啟蒙”與“拯救”的美麗面紗。無論是《黑豹》中的瓦坎達還是《海王》中的亞特蘭蒂斯，最終都因其“他者”身份而遭到外界的窺測與騷擾。對電影中的西方國家而言，他們為了瓦坎達和亞特蘭蒂斯的資源和力量而去；對觀眾而言，我們則為其強烈的混雜性所產生的奇觀而來。無論如何，它們都將作為一個令人好奇、不安且覬覦的“他者”而存在，而這也便是危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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