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下半年，我沒有聽領導的安排，把探親假一推再推，非得等到白露以後才休假。說實在的，那不是在等，而是焦急地在盼，因為過了白露就是秋分，也就是到了秋收的大忙季節。
那年，我用書信的方法向我的女同學，已任民辦教師的珍子，表達了求婚的意願，就從那天開始，我倆的書信來往就沒有斷過。雖然在信中無話不談，雙方的感情也越來越熱烈，可是“同意”這兩個字她一共就沒有說過，“不同意”這三個字她也沒有說過。
讀初中的時候是要放秋假的，我們也會都到生產隊裡參加秋收。休息的時候我們坐在地頭上說笑話，年輕的人們會唱起歌兒。在一望無邊的青紗帳裡，哪裡有笑聲和歌聲哪裡就有勞動的人群。這時候，我為了討好珍子，就提著鐮刀走進地裡頭，選兩棵最綠的，最粗的公棒子秸割下來(玉米是分公母的，公的不長棒子，秸杆格外甜)，再割去上半截，我們家鄉話稱它為“甜棒”，我就鮮活活地遞給珍子一截，想不到她就欣然接受了，真沒有料到我割得那兩根甜棒好甜呀。
這種獻殷勤的“勾當”我只有這一次機會，再休息的時候，珍子的手裡已攥著兩根甜棒走出來了，選一根好地遞給我，我吃一口，連心肝肺都甜透了。在我參加工作之前，每一年的秋收時節，只要我們在一塊幹活兒，我吃得甜棒都是她給我的。有時候我也會拿著甜棒走出來，只要她給我，我會把自己手裡地扔掉，就是覺著她給我的甜棒總是那麼那麼的甜。
終於盼來了白露，我是過了白露三天後坐上的火車，因為還得盼一個星期天。那時候除去路程只有十二天的探親假，加一個星期天就可以和珍子、我的家人們多待一天。盼這個時節探親的目的，就是再幹一次討好珍子的勾當，幫著她幹一幹農活，說說好聽的套套近乎，也許就能把她心裡的“同意”兩個字摳出來呢。
那時候的農活都是集體的，棒子收上來之後，那些站著的棒子秸都分到戶下，甚至連棒子秸的根也是寶貝，收上來就是上等的柴禾，那個年代沒有錢買碳，都指望著它做飯呢。
剛進家門，我娘就說：“你爹趕集去咧，珍子在西北坡幫咱割棒子秸呢，你趕快去看看吧。”
“啊！”我高興地放下行李就跑，我娘喊道：“拿著把鐮刀呀。”
我連蹦加跳得，想喊想唱得，甚至想翻上幾個跟頭似的向地裡跑去，還沒有跑到地頭就一聲不迭一聲地喊著：“珍子哎——珍子哎——”
等我跑到地頭，珍子手裡拿著兩根甜棒從地裡出來了。紅著臉說：“喊啥，喊，好像別人聽不到似的。”她一把拉我坐下，遞給我一根甜棒說：“給，先解解渴吧。”
多麼樂耳的聲音呀，多麼漂亮的臉龐呀，多麼熟悉的動作呀，多麼甜甜的玉米秸呀……
寫到這裡，我的眼睛潮溼了，一根玉米秸，甜了我們已近五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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